当前，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媒介平台的兴起，人类社会已然开启流量时代。“流量”作为一个敏感且显性的量化指标，不仅是网络关注度的虚拟数字化呈现，而且还可以标注特定对象的社会文化身份，从而使其具有流量变现的资本增殖属性。也就是说，流量并非现实的货币，它可以非常直观形象地标注人们对某种事物的关注度，继而成为引导资本以及各种社会资源转移和集中的风向标。因之，以流量获得和转化为表征的网络竞逐活动此起彼伏，“一切都围绕流量去运转，流量成为价值主流和价值导向的核心考察因素”^[1]。在流量逻辑支配下，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乐此不疲地投身于各种流量生产和娱乐狂欢当中，由此出现了网络空间中特殊的流量文化景观。随着网红群体的不断壮大，以网红为核心形成的产业链经济悄然兴起，并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网红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具有较强的沉浸性、体验性、互动性等特征，能够给消费者带来全新消费体验，有利于释放消费潜能、促进消费升级。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互动＋虚拟”的环境下，网红经济容易激发消费主义的欲望奇观，在网红消费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态势的同时，各类网红现象及其衍生品挤压了青少年的时间和精力，为其提供幻想、思维方式和价值参照，深刻影响、塑造着青少年的日常生活方式、审美和价值观念。

消费社会学认为，现代消费的本质不在于惯常意义上的物质交换，而在于差异或差异性的符号消费。也就是说，消费的欲望并非基于传统功能性消费的考虑，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价值的意义建构上。“它被消费——但(被消费的)不是它的物质性，而是它的差异(différence)。”^[2]人们对这种“差异”的痴迷，进而演变为对符号价值的顶礼膜拜。在资本的布控下，网红符号消费不断彰显并发展成为一种消费意识形态，“一切都以符号为中介并受其统治，符号的编码及运行中的差异原则构成了消费社会的逻辑”^[3]。网红消费现象的勃兴及其空间延展，表征着消费社会情境下“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消费品”^[4]。就各类网红消费现象的生产逻辑来看，其本质上是在消费社会情境下由资本驱动、媒介赋权与受众需求等共同作用下的一场广场式的消费狂欢。

纵观近年来的网红议题，大多是在“受众为王”“流量至上”的逻辑加持下，通过网络空间制造泛在参与的用户黏度和物化符号所呈现的娱乐狂欢。这种娱乐狂欢首先是从视觉生产开始的。借助广阔的网络空间和技术平台，众多网红将自我置身于不同的视觉场景中，按照一定的“剧本角色”制造差异性的空间景观，并与网民的审美旨趣、心理趋同、情感共鸣等特质相呼应，营造出受众身临其境的切身性和现场感。“从主流到草根、从历史到空间，一切都可以转化为多元的网红形象群，构建形态各异的视觉场景，满足不同人群的视觉消费。”^[5]作为反馈，受众在符号沉浸中根据价值偏好进行信息解码和时尚消费，以此获得代入感与自我满足感。大量以直播、短视频等形式承载的网红消费景观及其衍生品，令人应接不暇，带给受众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和体验。从情感视角看，“网红群体之所以能够发展到如此现象级的程度，并能够不断扩张延续生命力，从根本上讲是契合了受众群体的内在心理需求，从而引发了一场场网络空间下的受众集体狂欢”^[6]。这种强调即时愉悦、凝视快感的视觉文化景观，能够实现表演者和围观者共通的沉浸式体验，一经呈现，即可俘获庞大的粉丝群体，产生现实影响力。

如果说符号价值构成了网红消费的意义内核，那么媒介赋权无疑是网红消费盛行背后的推波助澜者。互联网时代，媒介话语权的最大特点就是技术赋权与全民参与，“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享有传播与交流的权利。媒介赋权丰富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连接方式，拓展了人们的体验空间，以致“我们个人与集体存在的所有过程都直接受到新技术媒介的‘塑造’(但当然不是‘决定’)”^[7]。各类网红现象的野蛮生长无不得益于这种媒介赋权下的传播造势。一方面，媒介赋权强化了网红的话语赋能和传播赋能。众多网红凭借各种媒介资源实现自我赋权，快速进入公众视野并与公众互动，全景敞视般地演绎着受众群体的集体想象和情绪表达，形成受众黏合效应，激发和调动受众的情绪投入和参与。抖音、快手等媒介，都是网红积攒人气的重要媒介平台。另一方面，媒介赋权激发了草根阶层的权利意识和表达欲望，各种由弹幕互动、礼物馈赠等粉丝符号具身化参与形成的“围观世界”迅速形成。庞大的粉丝群体在媒介平台的交流互动，消弭了线上线下的时空距离，形成共同在场的时空场景，关注、分享、传播、打赏以及购买等行为进一步强化了在场感与情感共鸣，从而在互联网上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回声室效应”，催生出一个个现象级的网络亚文化景观。网红的平民化狂欢，既是社会大众群体心理的网络映射，更是媒介赋权下群体渲染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文化消费动力促进了大众化的选择，反映了网民审美消费感性与愉悦的价值取向”^[8] 。

归根结底，流量时代青少年网红的生产消费及其价值兑现，深刻反映了商业资本的运作逻辑。也就是说，在网红的空间生产与视觉传播过程中，资本以颇为强劲的姿态嵌入其中，并促成完整的产业运作模式。一方面，由于网红生产的准入门槛低，能够完成自我符号化身份建构，获得圈层认同，拥有超量粉丝，便可因“流量赋能”而成为网红。在大数据的精准推送下，草根一旦成为网红，便具有了某种符号价值的社会身份和象征资本，这种象征资本，凭借流量和形象进一步“攻陷”消费者心理，刺激消费者进行消费，进而通过流量变现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对粉丝群体而言，网红成为一种价值符号和情感皈依，粉丝受众的消费欲望和内容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被网红景观及其背后的资本力量所裹挟，在各种符号性视觉消费中不由自主地进行消费。在此场域中，人们“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9]。网红消费的巨大溢价空间，使得众多网红千方百计地把自己塑造成流量权威，并花样翻新地频频以流量明星、流量作品等视觉冲击不断刺激受众的消费欲望。而网红本身所具有的“吸粉”“引流”“推广”能力，也为其人格资本化转换提供了强大动能。可见，层出不穷的网红现象本质上是网络空间中受众的商品化和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即借助网红文化资本缔造可观的粉丝经济。

近年来野蛮生长的网红消费现象，日益发展成为一种消费意识形态，其传播内容、价值导向也成为青少年竞相模仿的对象，深刻影响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带来审美异化、道德失范等问题，其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认为，一切狂欢节的庆贺﹑仪式、形式皆可统称为“狂欢”。狂欢不是表演，而是生活在狂欢之中，狂欢式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轨的生活”，“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儿的生活”。^[10]狂欢不仅是一种面具遮掩下的情感宣泄，也是一种身体欲望的投射与表达，表征着大众对于精英话语权的反叛。从网红的生产及其传播形态来看，不论是以网络文化形式呈现的媒介景观，还是通过商业资本重构的经济形态，在本质上都充满着消费狂欢色彩。在众声喧哗的网络空间中，网红通过制造和展演各种热点议题，并以“娱乐之名”快速进行文化再生产，凭借其独特的视觉性、社交性和互动性建立起全民狂欢广场，吸引粉丝受众“从众”与“集体无意识”围观。青少年已成为网红消费的高能群体，他们借助网络狂欢进行迥异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的特殊表达。但问题在于，这种建立在感性情境下的网红消费虽然“新奇”“好玩”“好看”，却潜藏泛娱乐化的隐忧。以“皮相审美”等形式呈现的各类身体展演和消费现象大行其道，将众多青少年的目光和注意力置于“颜值即正义”的话语陷阱中，“只‘为眼前’而活，总是通过享受、兴奋、兴趣去打发每个瞬间”^[11]，心甘情愿地为流量买单。

泛娱乐化是一种隐蔽的意识形态，常以娱乐之名将原来并不具有娱乐属性的文本恣意转化为娱乐文本，并赋予其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意义解读，“这种叙述方式会对事实本身的价值取向进行歪曲与捏造，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消解科学、正确的价值观”^[12]。当代青年沉浸于泛娱乐化中，在其个体生命体验和审美实践中既无形而上的深度思考，也无真正意义的审美价值追求，始终难以汲取深邃的精神力量，处于一种由大量文化符号刺激产生的晕眩中。这种看似抒发青少年情感意蕴的亚文化表达，以其弥散性与碎片化的感性消费消弭了青少年本应具有的理性沉思和高尚审美追求，侵蚀着社会主流文化生产的结构性和整体性，隐匿着遮蔽和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风险。倘若长期沉浸于这种文化视野狭窄、营养匮乏的网红消费中，不仅会引发青少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进一步疏离，而且会严重影响当代青少年的知识框架、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其所潜藏的精神腐蚀与文化风险不容小觑。

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13]网红既是有生命的个体，也是外化为符码被消费的对象，具有流量变现的资本增殖效应。在资本的布控下，各类网红主体凭借人格魅力，不断进行自身的商品化和资本化转换，将粉丝的信任转化为现实购买力。网红人格资本化运作及其流量变现能力，带给青少年的视觉冲击和心理投射效应是显而易见的。资本的深度参与以及流量变现的巨大诱惑，不仅让网红消费充满陷阱与隐忧，而且使部分青少年在价值取向上萌生出崇尚名利、好逸恶劳的不良倾向。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在虚荣心和攀比心的作祟之下，青少年最向往的职业是“网红”，高达58%的“95后”受访者表示有兴趣成为“网红”，认为“这是个很好的赚钱方式”^[14]。对于这部分青少年而言，网红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庶民的胜利，更表明草根网民“成名想象”有了切实可行的模仿捷径。他们确信，只要能够获得流量资本，形成群体资源，就能打破阶层固化的限制，一跃成为网红，进而实现草根逆袭、名利双收。这一流量时代的“成名想象”，显然放大了网红隐喻的成功导向，将误导青少年萌生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诱使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网红名利场上跃跃欲试并趋之若鹜。在现实生活中，追网红、看直播、刷礼物成为不少青少年的网络生活日常，各种“爆红”“出圈”等功利心态已跃然于心。

从道德层面看，网红资本化的非理性扩张，势必导致青少年价值认知系统中理性精神发育不健全，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裹挟而变得软弱无力，模糊社会是非曲直和善恶美丑的标准。由于理性精神不足，青少年价值认知系统出现紊乱，“良心、理想等原本神圣的东西被嘲弄，劳动、节俭等基本的美德被抛弃，金钱成了他们身份的代表”^[15]。而且，在资本和技术的双重加持下，网红的资本逐利性更加有恃无恐，鼓吹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各种光怪陆离的网络行为层出不穷，“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不断诱导、怂恿乃至纵容青少年铤而走险、越过道德底线。许多置身于其中的青少年网红，为求关注、蹭流量和博出位，以各种“恶搞”“戏谑”等表演取悦受众，生产出数量庞大的低趣味、浅薄化、无营养的产品，有的甚至挑战公序良俗，突破道德底线和法律秩序，衍生出各种道德失范与违法犯罪行为。由此观之，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精神生活的物质化，正在持续不断地挤压和吞噬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导致崇高的精神追求让位于粗陋的物欲享受，丧失精神生活的超越性而陷入资本精心编织的欲望陷阱。正如居伊·德波所言：“人们因为对景观的迷入而丧失对自己本真生活的渴望和要求，而资本家则依靠控制景观的生成和变换来操纵整个社会生活。”^[16]

所谓文化平民主义，泛指祛除文化的高雅光环，让文化回归平民风格与草根属性。在本质上，网红现象是一种以草根为特质、以娱乐为诉求、以资本逐利为旨归的网络亚文化景观，具有文化平民主义的典型症候。就网红消费现象来看，当代青少年的审美意趣和审美实践正日渐感性化，呈现出图像崇拜和视觉狂欢的倾向。许多“90后”“00后”青少年在自媒体平台上乐此不疲地纵情杂谈闲聊、插科打诨、哄闹搞笑，似乎并不介意来自主流价值的质疑和批判。尽管这种喧闹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青少年草根话语权的宣示，但辩证地看，在网红消费“众声喧哗”背后大众审美文化向视觉景观的转变，不仅意味着主流价值的退隐，也隐含着内嵌于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中的高尚价值追求的剥离，“他们用戏谑代替严肃，用调侃嘲讽的话语来瓦解权威，没有了深度和意义，严肃的思考力减退，宏大叙事也随之被消解”^[17]。文化平民主义症候深刻映射出部分青少年精神世界的颓废、迷茫与价值追求庸常化的困境。

其危害在于，一是加剧青少年主体性危机。青少年网红消费所折射出的推崇本能、欲望的消费与精神世界的庸常化倾向，日渐模糊了青少年日常生活中最本真的审美价值追求，导致生命“真善美”的本体意义被“遗忘”，呈现出“工具化”的生存实态。倘若青少年的精神世界被庸常思维所钳制和遮蔽，那么必将导致青少年陷入“去理性化”“去崇高化”的泥淖之中，其主体性也面临被解构的危险。当前，“佛系青年”“躺平”等现象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青少年精神生活主体性不断被蚕食的现实境况。二是消解网络公共理性。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也是公民的理性，他们的理想目标是公共善(利益)。^[18]公共理性作为一种群体意识，蕴含了公共利益至上的道德价值观，是维系公共秩序的自然法则。然而，网红消费营造的是一个公共理性缺失的空间。网红的各种感性展演和消费，不断诱导青少年进行“图像沉溺”与“皮相审美”，特别是当商业资本成为主导力量时，这场消费狂欢背后的精神审美旨趣更是面临日渐缺席乃至“空心化”的危险，“一种表演性文化正在形成，其中叙述性和分析性的自我思考越来越少见”^[19]。感性的过度彰显，必然会削弱作为“类”生存的普遍性与公共理性，对网络空间秩序产生不利影响。

网红消费中的泛娱乐性、趋利性以及文化平民主义症候，在一定程度上渗透到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多个层面，对当代青少年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中国青年报的一项相关调查数据显示，79.9%的受访者对“网红”持负面观感，56.1%的受访者认为“网红”对青少年群体会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偶像选择上，“网红”乱象会导致他们误入歧途。^[20]破解网红消费乱象及其衍生的社会问题，需要在科学把握网红和网红消费特点及其形成规律的基础上，丰富精神世界，厚植网红消费健康发展的根基；坚持以文润心，培育理性健康的网红消费观；优化网络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红消费空间。

精神生活的丰富充实、精神境界的不断提高，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指向之一。青少年既是网红的主要生产者，又是网红消费的重要参与者，兼具“网红”与“粉丝”双重身份。在网红消费世界里，倘若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失去崇高理想信念的支撑，必然会给各种不良思想观念以可乘之机，进而引发青少年精神世界的价值失序和信仰危机。因此，面对网红消费对青少年精神世界的侵蚀，我们要主动作为，积极建构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厚植网红消费健康发展的根基。

一方面，在网红消费勃兴的背景下，应着力强化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补足精神之钙。理想信念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一个人在精神上就会失去支撑和动力，容易精神空虚，甚至陷入精神荒漠。坚定理想信念有助于当代青少年走出精神迷茫与道德虚无的困境，筑起抵御各种不良思想文化侵袭的精神堤坝。正如约翰·B.汤普森所说，理想信念能够“提供社会与政治现象的合理解释……使人们能够在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说无根据的世界中为自己定向”^[21]。

另一方面，坚持价值互动与利益驱动相协调，妥善化解青少年的精神焦虑。网络空间中青少年的价值困惑与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价值焦虑与意义匮乏。置身于快节奏、碎片化、媒介化的社会场域中，职场奋斗中的困境与压力、人际交往中的困顿与孤独以及升学就业等引发的普遍焦虑与茫然无措，都增加了青少年生存的压力。为了消解压力，许多青少年寄情于网红消费，以娱乐狂欢缓解抑郁，以融入圈层摆脱被孤立与排斥的窘境，以此获取情感慰藉和群体归属认同。因此，丰富青少年的精神世界，离不开对青少年生活世界的现实观照。一段时间以来，我国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侧重于对青少年价值世界的引领，而忽视了青少年的多样性诉求。故而，针对青少年网红消费中的价值困惑与文化隐忧，迫切需要从缓解其面临的竞争压力、焦虑和倦怠心理出发，引导青少年正确理解和认识日常生活世界的价值和意义，消除各种不良社会思潮无序扩张的土壤，实现青少年生活世界与价值世界的有效联结，培塑青少年精神家园。

当前网红消费乱象层出不穷，其影响因素复杂，但公共理性缺失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公共理性缺失蕴含潜在的意识形态风险。因此，在网红消费治理实践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出场和介入尤显迫切。“娱乐只有当其与文化中某种更根本而深层的东西融合起来时，才富有价值。”^[22]培育理性健康的网红消费观，迫切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具象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于中国大地，彰显中国精神，能够为青少年提供超越性的价值引导和价值关怀。

首先，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网入脑入心教育，让崇德向善成为网络文化发展的主旋律。针对青少年关心关注的网红议题，要努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红消费文化发展，引导青少年网红主动投入传播正能量的网红消费文化实践，构建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的网络空间，推动青少年形成抵制消费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价值导向的内在力量和价值自觉，帮助其提高判断力和思考力，认清网红消费陷阱，树立理性健康的消费观。

其次，坚持价值规范与价值示范相融合，以优秀网红作品引导青少年理性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23]网红既是青少年消费的对象，也在引导着青少年的消费。网红在“互动＋虚拟”环境的推动下，形成了强大的网络号召力和动员力，倘若能够因势利导与合理利用这种“符号力量”，必然能够促进网红消费的健康发展。因此，要打造正面网红形象，培育网红“意见领袖”，创作更多内容健康、格调高雅的优秀作品，以“高质量”创造“高流量”，以流量向善匡正网红泡沫，为青少年提供高黏性的价值示范，从而降低网红消费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立足自身特色资源禀赋，深化网红消费文化的供给侧改革，转变网红“唯资本”“唯流量”的畸形生存发展模式，突出网红消费文化生产和输出的思想性和价值性，以正能量的网红消费文化传递主流意识形态所提供的符号再生产和意义再解读，以高质量打造高流量的网红优秀作品，以内容赋值增进青少年对主流文化的价值认同，培育青少年理性健康的网红消费观。例如，由新华网国内部承制的歌曲《十四五@十四亿》，将原创MG动画和时尚音乐元素有机融合，通过通俗直白的歌词描绘了我国新时代发展的宏伟蓝图，以小清新、趣味性的内容引起了全网关注，获得大量的转发、评论、点赞，激发了人们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

最后，善用流量赋能，弘扬主流消费观。在流量至上的消费社会，注意力资源是不可多得的重要稀缺资源，“你能否成功获取注意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所生产的媒介产品”^[24]。网红之所以“红”，不仅意味着高曝光度，而且意味着稀缺的注意力资源。因此，社会各界应充分借鉴网红的视觉化表达方式以及网红背后的生产模式和成功经验，将主流消费观的宏大叙事通过“故事呈现”方式融入内容生产、经验分享、价值传播，进而赋予受众真善美的情感体验，实现内容为王与价值为王的双向传导效能，使青少年形成理性的网红消费观。

“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往往因网而生、因网而增，许多错误思潮也都以网络为温床生成发酵，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25]面对网红消费所带来的道德失范等问题，社会各界应着力建构基于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网络秩序引导机制，营造网红经济有序发展的良好网络生态。

首先，以网络技术过滤网红消费中的“雾霾”。通过建立基于智能算法推荐的网络搜索引擎与平台筛选功能，构建网红消费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体系，主动识别、排查、治理网红消费乱象，形成崇德遵法、奋发向善的网络社会风尚，使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网红消费失去生存发展空间。

其次，以法治化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网红主体言行。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无论什么形式的媒体，无论网上还是网下，无论大屏还是小屏，都没有法外之地、舆论飞地”^[26]318。根治网红消费乱象，既离不开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的软约束，更离不开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靶向治理。一方面，要积极引导青少年自觉养成守法意识和契约精神，以法治精神引领网络公共议题的讨论。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规范网络公共参与，“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27]，针对各种“法律越界”“道德越线”以及损害公序良俗的行为，应依法依规予以惩戒，以此实现网络空间秩序的共建共治共享。例如，对网红经济中的虚假宣传、以次充好、制假售假等乱象，要敢于亮剑，根据涉案程度和社会影响，对涉案账号进行短期封禁或长期封禁，让其接受法律的制裁。

再次，强化媒介责任意识和社会担当。“无论大众媒介置身于怎样的社会中，它们都对社会负有责任，且每种媒介都应该对依赖它们而获知信息的公众、团体负责。”^[28]网红消费乱象层出不穷，不断突破道德底线，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与资本催化和媒介推波助澜有莫大关系，“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总的来说，如果不加以适当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更大”^[29]。因此，强化媒介社会责任成为规避网红无序传播、推动网红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必然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准确、权威的信息不及时传播，虚假、歪曲的信息就会搞乱人心；积极、正确的思想舆论不发展壮大，消极、错误的言论观点就会肆虐泛滥。”^[26]319为此，一方面，主流媒体平台应充分发挥媒介“把关”“监督”的社会公器责任，在网络舆情引导上充分扮演好“党政思想传播者”“社会正义守望者”“时代进步瞭望者”等角色，使正确舆论牢牢占领网络舆论传播制高点。另一方面，各类自媒体平台也应积极响应，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积极推广基于价值体验、价值传播、精神引领的优秀网红作品，与主流媒体一道形成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营造优质正向、诚实守信的网红经济舆论氛围。

最后，以伦理道德滋养网红经济发展生态。网络空间作为一种“流动空间”，是一种具有高度活力的开放系统，天然地内嵌着自由因子。但是，网络自由不是无拘无束，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作为网红经济的主体力量，青少年应恪守网络伦理道德，自觉提升网络审美意趣，明晰网络自由的权利和边界，在自由与秩序之间寻找平衡，增强网络自律自控意识，自觉摒弃唯“粉丝”黏性和“流量至上”的娱乐偏向，做到讲规矩、守底线、有操守，共同守护网络的秩序之美。

在消费主义思潮的推波助澜下，流量时代的网红消费日渐偏离了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典型叙事框架以及以社会共识为基础的价值秩序，日益呈现出“泛娱乐化”“人格资本化”以及“文化平民主义”等不良症候，并深刻影响着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是青少年精神追求庸常化、道德失范、审美异化的亚文化温床，也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隐蔽性冲击和挑战，其负面影响不容小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少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30]因此，要深入把握网红消费现象的时代症候和传播机理，积极探讨网红消费景观下的青少年价值塑造和精神引领的路径，丰富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使青少年在明辨是非中自觉抵制各种不良社会思潮的侵蚀，自觉成为网络空间秩序的守护者、健康网络文化的建设者、传播者，真正实现网络空间天朗气清，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