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遵循。从广义上说，人类对共同价值的思考由来已久，从古希腊斯多亚学派提出“世界公民”“世界城邦”的政治主张，到中国古代先哲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愿景，从启蒙思想家卢梭主张的“公共意志”理论到孙中山先生对世界大同理想的阐扬，无不体现着人类对共同价值的追寻。长久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先发优势，主导形成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并通过其掌握的国际话语权虚构出一幅现代化即西方化、人类文明即西方文明、共同价值即西方价值的唯西方优越的世界历史图景。然而，这只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 ^[1]552的说辞，就此亨廷顿坦言：“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2]45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西方“普世价值”广受质疑且难以为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应然出场。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深刻的现实基础、深厚的文化底蕴、坚实的历史依据，蕴含着高远的人类文明指向。

作为对人类共同价值内核和发展方向的凝练和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绝非凭空臆断，而是源于对人类社会发展、世界历史演进和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追求的深刻把握，有其深刻的现实基础。

多元价值的并存是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前提和基础。价值反映了以主体尺度为内在根据的主客体关系，价值主体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决定了价值意义的个体性和多元性，价值主体的社会性和交往性决定了共同价值存在的必然性。我们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并非否认人类共同价值的存在。但人类共同价值并非凌驾于一切阶级、民族和国家之上，并非超越时空的先验性绝对价值，而是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发展、交往实践过程中逐渐生发和形成的。人类学家摩尔根基于对人类古代史的考察曾指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同源性，并认为人类经验所遵循的途径、在类似状况下的基本需求以及心理法则是大致趋同的。^[3]人作为“类”存在于同一地球，属于同一物种，出于同源而“具有同一的智力原理、同一的物质形式，所以，在相同文化状况中的人类经验的成果，在一切时代与地域中都是基本相同的”^[4]。这种与生俱来的共性是人类存续的前提，为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提供了人类学意义上的起点及发展的可能，由此形成的共同价值属于“底线价值”，而真正具有对象性主体意义的共同价值必然指向人类社会及其文明发展，要求人类形成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更深程度的价值认同和追求。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推进，各民族、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产生了共担风险挑战、共享发展机遇的需要，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的长期交往实践必然需要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共识，“人类共同价值是指世界各民族在共同利益、共同需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善’，是一种新的普遍性” ^[5]。在这种“新的普遍性”尚未完成、仍须努力的现实境遇下，我们应深刻认识到“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6]。针对此，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现实指向性和目标引领性兼具的价值体系，蕴含目的与手段、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等多重维度和内在张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广阔的价值视域和持续的力量支撑。

一种价值观只有“在理论上是有充足理由的”，并且“在实践上是可行的”，才是合理的。^[7]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充分而鲜明的合理性：其一，符合人类共同利益。“要使各国真正联合起来，它们就必须有一致的利益。”^[1]694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利益共生的价值表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自身利益置于非西方国家利益之上，凭借话语霸权给自身价值披上“普世价值”的面纱，由此导致西方与非西方的利益冲突甚至对立。随着世界普遍交往的深化与拓展，不同民族和国家在谋求发展和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需要兼顾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从而推动世界走上包容普惠、互利共赢的人间正道。其二，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8]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体现了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它是真实的、普遍的，而非统治阶级利益的遮羞布或资本逻辑的衍生品；它是具体的、历史的，而非某国的特殊专利或人类的终极价值，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提供能动的价值指引。其三，内蕴完整逻辑体系。任何一种合理的价值观念都是结构清晰、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人类共存共荣的前提和基础，代表了“我们的共同事业”^[9]395；公平与正义是全球交往合作的秩序规范，是国际关系建设的秩序基石，代表了“我们的共同理想”^[9]395；民主和自由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人类全面发展的政治目标，代表了“我们的共同追求”^[9]395，要“以实际行动促进和平发展，维护公平正义，倡导民主自由”^[10]。其四，具备现实转化能力。“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1]320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立足人类实践，充分发挥各国人民的主体作用，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趋势，致力于把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变为现实而提出的，避免了因理念与现实脱节所造成的悬浮和割裂，能够使各国人民心向往之，素履以往。

价值观要得以真正确立，不仅要求其内容具有合理性，而且要求其具有实践上的道义性，并能够取得实际效果和广泛认同。被西方视为“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平等”在西方资产阶级对抗封建势力的斗争中体现了进步意义，但当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其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的非道义性便暴露无遗，所谓普世的“自由、民主、平等”与现实中的“西方之乱”“世界之乱”交织出“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全人类共同价值则与世界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面对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严峻挑战，中国以敢为砥柱立中流的胸怀与担当，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首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办事，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其次，推动建设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将“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和平台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场域，携手共建国家共同制定合作规划，充分尊重并保障共建国家的利益诉求，深化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领域合作，加强与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交流互鉴，与各国分享发展机遇，共谋发展前景。最后，持续提供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为应对人类共同危机而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理念，中国不断以实际行动诠释着负责任大国的道义和担当，不断丰富共同体的内涵和框架，切实推动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为了回应全球发展鸿沟、国际安全挑战、人类文明隔阂等世界之困，中国相继提出蕴含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文明观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持续提供中国方案。

价值是文明的坐标，也是文化的内核。中华文明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11]，蕴含深邃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基因。

习近平在首次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之时，便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引，点明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和价值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共同体”价值基调的美好理想，将“天下为公”作为“大道之行”的价值基石，强调以民为本、以公为先，以达至“天下大同”的境界。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12]“天下”代表了中国看待世界的视野和格局，具有人文地理、集体心理、政治伦理等多重意义。“公”与“私”相对，标识着中国人处理与外部关系的原则和态度。首先，秉持“天下一家”的胸怀。早在先秦时期，人们便提出应超越一国一族之私，从国家和民族之上的视域去观察和理解世界，“以天下观天下”(《道德经》)，将“天下”作为整体性共同性的存在来考虑，“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包容去消解与外部世界的对立冲突，形成“世界一体”的文化认同。其次，坚持“公正为民”的理念。“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六韬·文韬·文师》)，因此治理天下应去私欲、立公心，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良序，推行民心所向的政治作为，注重“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强调为政以德，营造团结和睦的社会氛围，践行至平、至公、至仁的大同之道。最后，体现“家国同构”的传统。就个体来讲，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追求并非立足于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之中，体现在个人对其身处关系和谐状态的追求之中，强调家国同构、异位同本，认为“个人与集体(所处的共同体)的利益是一致的”^[13]；体现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之中，追求个人与其所处的共同体的内在贯通、同向同行。可见，“天下为公”既是美好愿景，也是价值理念和道德传统，对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深远影响。

习近平强调：“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9]395－396“和”代表安定、和谐之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和价值内核，具有深沉而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和为贵。长久以来，“和”文化已渗透于中国人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从为人处世的和善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从社会氛围的和睦到对人类和平的追求，无不体现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执着追求。《论语》有云：“礼之用，和为贵”，强调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的运用贵在促进和谐；“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将“和”作为天下万物发展的共同遵循。二是讲求和而不同。“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世间万物之参差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应对差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不同于西方传统中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中国哲学强调在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对话与合作，在“对立统一”中保持不同事物之间的平衡与协调。三是坚持多元共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人类不仅要尊重各种文明的多元并存，而且要在“各美其美”的同时“美人之美”，吸收融合不同文明的优势特征和先进因素，推动“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实现共同发展。面对困难和挑战，勠力同心、同舟共济，“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淮南子·主术训》)；面对共同的目标和未来，开放合作、交流互鉴，“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三国志·夏侯玄传》)，以“和合之道”将人类文明多样性转化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源泉。我们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要以一种价值代替另一种价值、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要促进不同国家在“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和合之道”中形成人类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进而引导世界各国不断走上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正确道路。

中国人不仅将“仁”“和”的价值标准应用于处理内部事务，还自觉地将其延伸至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形成“亲仁善邻、协和万邦”这一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处世之道，开辟了富有中国特质的共同价值实践传统。和平是国家间平等交往的前提，“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体现于崇尚和平的传统，有“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的警示箴言，亦有思想家墨子提出的兼爱非攻思想，以及“化干戈为玉帛”的外交智慧；在军事上也主张“止戈为武”，《孙子兵法》有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赢得战争不是目的，实现和平才是目的。“亲仁善邻”的核心在于“仁”在邦交关系中的外化与表达。“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而“仁”的实践原则在于“忠恕”之道，即在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所体现的实践智慧。陈来认为，孔子把“仁”展开为“忠”和“恕”两个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恕”。^[14]这也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协和万邦”的关键是要正确协调处理国家间的关系。中华文明之所以在世界上卓然屹立、生生不息，不是靠战争与扩张，而是因其圆融通达、安和四方的特质而产生的由内而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在对外交往中以德服人、以文化人，从而让“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在兼善天下中推动实现万国咸宁的理想。正确处理义利关系也是“协和万邦”的题中应有之义。义利之辩古已有之，中国人普遍推崇以义为先，孔子主张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孟子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即不要踟蹰于眼前的利益，而要有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宽广的格局，重仁义、行道义，自然会有所成就。传统义利观对新时代的外交价值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习近平曾引用古语“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15]，并强调在国际交往中“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兼顾”^[9]176。

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的烽火打破了锈迹斑斑的国门，古老的中华文明遭遇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剧烈冲击。众多仁人志士毅然走上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却屡试屡败，痛切领悟到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风云激荡之际，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将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自觉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围绕人类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展开了积极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这是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历史依据。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正确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持续贡献力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革命运动作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领导人民以斗争求和平，在抗日战争敌后战场抗击了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16]，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下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新中国，突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以抗美援朝、援越抗法、援越抗美等实际行动，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毛泽东于20世纪40至60年代提出并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指出“中间地带”是一个广阔的战略缓冲区，始终包括亚非民族主义国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反帝、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17]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以无产阶级政治家、战略家的敏锐与远见，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重大判断，并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 ^[18]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沉着应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9]，“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亦没有改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提供强劲能量，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势不可挡。中国共产党时刻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积极开展国际安全合作，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建设性地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20]目前，中国已经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越来越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为实现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贡献着中国力量。^[21]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无论在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年代，无论身处革命洪流还是立于发展潮头，中国共产党都始终如一地坚持公平正义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追求。早在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现实中清醒地意识到，丧失主权和独立的国家是无力维护公平正义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带领人民建立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世界视野和国际情怀，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推动革命向前发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将“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 ^[22]43纳入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对内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同时，迅速适应身份的转变和形势的发展，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支持和援助，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三个世界”理论，为各国求同存异、团结合作提供了崭新的思路，体现了对霸权逻辑和强权政治的超越。从1950年至1965年9月初，中国先后向35个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23]中国始终尊重各受援国的主权和尊严，毛泽东一再强调“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 ^[22]192。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坚持“结伴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与不同地域、不同制度、不同文化的国家携手合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国际合作机制，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愈加凸显，而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逐渐暴露其价值理念的滞后和运行机制的缺陷，无法满足国际社会的现实需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使其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并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开辟了新的道路和前景。

民主和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的至高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虚伪性。在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主体的国际社会中，民主体现为各国拥有平等参与全球治理、共同决策国际事务的权利，自由则意味着各国有自主选择发展模式的权利，尊重彼此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权利、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担当起推动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史使命，领导人民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变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从奉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政策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对国际关系民主化道路的艰难探索，特别是提倡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强调“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 ^[22]590，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社会争取了生存空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人民“富起来”的征程上，从长远利益和战略目标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实际行动推动开展多边外交，主张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支持和参与联合国各项工作，持续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不断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和引领性的国际理念和倡议，进一步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垄断国际事务的想法是落后于时代的，垄断国际事务的行动也肯定是不能成功的”^[24]155，国际社会中的民主和自由建立在互相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之上，“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24]4。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成功实践也是对人类民主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政治文明建设和自由解放事业作出的积极贡献。

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同时也是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求索之路。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并非一时的权宜之策，而是源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与担当，源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实践经验，也源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而不懈奋斗的坚定使命。

“如果说以往我们在融入世界历史过程中不构建自己的特殊性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不能开显出人类普遍性的东西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特殊性”^[25]，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逻辑必然指向人类文明的未来，具有深刻的人类文明意蕴。

长久以来，在人类价值思想发展脉络中存在着一元与多元、绝对与相对、普遍与特殊等价值思想论争，干扰着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在资本主义现代性支配下，“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的个人主义立场延伸出相对主义与“普世主义”两种价值路向：相对主义认为不同个体或共同体所持的价值观不同且难以通约，人们往往会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陷入价值虚无的迷途；“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2]45，消解和阻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凝聚，与人类文明向真正的共同体跃迁的内在要求背道而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破除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迷雾，为人类文明开拓了更为高远的价值意境。首先，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总体性视野。总体性包含了整体性、有机性、系统性等多重意涵。人类文明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协调发展的长期过程，需要全人类共同推动。作为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利于弥合个人主义价值立场所导致的人类社会的隔阂与撕裂，从人类总体视域来看待自身发展道路和人类文明前景，秉持整体与全局观念来处理人类文明交往中的碰撞和冲突，运用系统和协同思维来应对文明发展道路上的困境和阻碍。其次，为人类文明发展凝聚确定性共识。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由于工具理性对于现代文明价值根基的侵蚀，人们没有确定无疑的价值选择依据，不得不采取“相对化”态度，在利益的计算和博弈中获取暂时的平衡，然而仅建立于个体利益和丛林法则之上的合作犹如松散的泥沙般脆弱，难以形成长久而稳定的合力。着眼于人类共同利益和目标而凝练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因其所依据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性和内在逻辑的完整性而体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能够激发人类作为文明共同体的互相信任和内在认同，从而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的价值基因。最后，为人类文明发展赋予超越性意涵。资本主义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在资本的深层驱动下，人们被牢牢锁定在物质利益链条中，呈现出离散的原子化状态，无法走出分裂和对抗的阴影，在文化和价值领域则体现为“文明冲突”论调以及人类整体利益话语的遮蔽。全人类共同价值则旨在消解全球普遍交往关系中的诸多对立^[26]，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想相契合，体现了对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超越。

文明所“强调的是人类共同的东西，或者说，应该是共同的那些东西”^[27]。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了全人类的价值共识，体现了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全人类共同价值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价值支撑作用。首先，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多元文明共生的价值基础。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多元文明。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独立于世界文明孤立存在，而是在与其他文明的交往关系中凸显其存在意义，良好的共在关系是不同文明得以存续和共进的前提。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在促进多元文明主体理解和尊重彼此在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利益关切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并增进价值共识，为人类多元文明和谐共生提供价值依托。其次，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同时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现代化发展要求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在价值领域则体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有机融合。全人类共同价值代表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和追求，具有人类层面的价值普遍性，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世界各国在实现自身繁荣发展的同时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思路参考。最后，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文明朝着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提供价值驱动。资本主义开创了人类现代文明，然而资本增殖扩张的本性驱使资产阶级以正义之名行野蛮之实，将“一切民族”和“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使之成为资本主义文明的附庸，使本应标识进步与美好的人类文明蒙上倒退和苦难的尘埃，形成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悖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对未来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文明进行了科学预见。通往共产主义文明之路并非一片坦途，“既要有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硬实力，也要有精神财富极大丰富的软实力”^[28]。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人类文明多元并存的现实，引领世界各国在交往互动和合作共赢中不断深化拓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路，为人类文明朝着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

全人类共同价值要通过人类文明的持久实践才能真正得以体现和弘扬。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冲突不断加剧、冷战思维再度回潮，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指引和观照，需要我们进一步聚焦重点难点，明确着力方向，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提供实践方案。一是持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目的是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随着人类需要共同应对的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增多，人们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呈现出上升趋势，然而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国际领导力相对下降，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也日渐收缩。美国接连从多个国际组织“退群”又“入群”的举动令其谋求一己私利的短视思维和霸权行径暴露无遗，不仅透支了自身的国际信誉，而且破坏了全球范围内的多双边合作机制和共同体精神。与之形成对比，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成就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生态环境、卫生健康等世界普遍关注的领域展开合作并推出“一带一路”等广受赞誉的国际公共产品。今后应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优化合作平台，为国际社会继续提供非排他、非竞争、可持续的高质量国际公共产品。二是深层次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共同价值在实践中也体现为人类“普遍遵循的规则和规范”^[29]，必须将全人类共同价值运用到国际制度体系的原则和规范中，方能实现其由抽象到具体的实践转化。应充分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在国际交往中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和发展诉求，在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基础上全面参与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完善，同时积极推进深海、极地、外空、网络等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由国际规则的被动适应者、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共建者、担当者，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三是高水平推进价值话语传播。话语是思想观念的呈现方式和交流载体，具有强大的价值导向功能。西方国家在话语传播方面占据明显的先发优势，并“借助民众对于共同价值的认知偏差设置具有话语陷阱的国际议题”^[30]，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舆论场上一度陷入失语失声的窘境。对此要牢牢把握主动权和话语权，精准设置话语议题，及时驳斥和澄清不利于国际社会团结稳定的错误论调；着力构建话语传播体系，实现不同类型传播渠道的话语优势互补，协同发挥官方传播话语的权威性、精准性与学术传播话语的系统性、理论性以及民间传播话语的亲和性、互动性，在尊重彼此差异、广泛寻求共识的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宣传和阐释好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内涵。

过去未去，未来已来。当时代的浪潮奔涌而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31]，唯有携起手来、同心奋楫，方能破浪前行。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关键是要走好脚下的路。我们应更加坚定地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号召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到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共同创造人类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