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始于19世纪后半叶，延续至今，即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应用到“人类社会”，并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严酷的生存斗争法则去比对和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把动物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1]987深入理解和挖掘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对克服和消解当今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和挥之不去的存在性焦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7—18世纪，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为机械世界观提供了科学论证；19世纪，“星云假说”“尿素合成”“地质渐变论”“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等科学理论打开了以经典力学为基础的“机械世界观”的缺口，从而为辩证唯物主义奠定了科学基石。正如罗素所说，17世纪是伽利略和牛顿的世纪，19世纪是达尔文的世纪。^[2]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科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达尔文主义”迅速从自然领域渗透到社会历史领域，形形色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其深层根源是用生物进化中的“动物尺度”遮蔽或扭曲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人的尺度”，进而破坏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共荣共生的存在状态。所谓“动物尺度”就是动物只按照自身的尺度和需要来生成动物世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动物的活动直接受到“肉体需要的支配”，“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3]56，而人对世界的改造不仅是按照自身的尺度，而且是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改造世界，人的实践活动是“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3]56。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以“动物尺度”遮蔽或扭曲“人的尺度”的呢？

第一，片面夸大动物意志，以动物意志遮蔽人的意志。人当然是动物，但人的意志不同于动物意志。意志是有预定目的，且是以一定毅力实现目的的一种心理活动过程。动物意志主要体现在性与繁殖以及食物的竞争中，动物意志是一种“求生”意志，总的来讲是“本能”意志；人的意志不仅是一种“求生”意志，更是一种追求“真善美”的意志。动物意志通过动物机能表现出来，吃、喝、生殖等是动物存在的根据和表现；人的意志通过人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表现出来，吃、喝、生殖“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3]54，但并不是“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3]54。动物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物，依靠自然法则生存，动物意志体现在依赖自然、适应自然而非改造自然的本能活动之中；人既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又是自由存在物，既体现在自然法则之中又体现在自由意志之中，而自由意志要受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的双重规制。因此，人的生存既遵循自然法则又遵循社会法则，人的意志既体现在依赖自然、适应自然又体现在“按照美的规律”改造自然的“合目的”“合规律”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动物通过自然过着肉体生活，只关注自身或自身的类，也就是说，动物为了个体肉体的存在，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始终与其他物的类甚至自身的类处于“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人通过自然不仅过着肉体生活而且过着丰富的精神生活，不仅关注自身或自身的类，也关注其他物的类，“此在”依赖“共在”，“共在”离不开“此在”，人是一种类存在物，“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3]55。

不同的意志产生不同的世界。人和动物虽然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人不能和动物画等号，对于不同的意志而言，外部世界总是具体的、有条件的。人的世界是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结果，人的意志产生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一方面要合乎外部的存在，另一方面要合乎人的基本需要和人的理想愿望，人在如其所是地把握世界的同时，也按照人的理性改造世界。人通过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与主动精神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地优化和改造主观世界、客观世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动物世界是动物意志的直接表象，不同的动物感知的外部世界是不一样的，动物意志产生的活动不是实践活动，而是本能活动，本能活动指向的是仅仅满足自身肉体的需要，动物不会如其所是地把握世界，只是按照感性的欲求以自我持存为目的，完全依赖于外部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过分强调人与动物的生物同质性，却忽略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如果片面强调动物意志，以动物意志遮蔽人的意志，人类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将不复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4]253。

第二，片面理解人的生产，以动物的片面生产掩盖人的全面生产。人和动物都要生存，都要为生存资料而进行生产，社会达尔文主义片面理解人的生产，把人的生产狭义地理解为动物生产。人的生产与动物生产是不同的生命活动，人的生产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3]56，动物生产是与自己直接同一的生命活动；人的类特性“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3]56；动物的活动“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3]56。人的生产与动物生产依赖不同的工具，人通过制造工具、使用工具不断提高生产的数量和质量，动物依赖的工具就是自己的身体，任何一个动物都难以制造出一把粗糙的石刀。随着人的生产工具的不断优化，人的生产对外在自然的反作用越来越大，动物生产很难在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人的生产与动物生产的多样性不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生产，动物生产是片面的生产。人的生产不仅仅是满足肉体的需要，人的需要的多样性、丰富性与生产的全面性是相互依存的。动物生产满足的只是直接的肉体需要，动物肉体需要的生物单调性决定了动物生产的片面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3]57

人的生产是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3]57，人可以根据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方式揭开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秘密，而且可以改变任何“种的尺度”为我所用；动物生产只是按照自身“种的尺度和需要”^[3]57来进行生产，动物生产的单调性决定了其生产的片面性、有限性，同时也意味着动物生产的风险性。人的生产展现了任何“种的尺度”，人的生产的全面性将会全面占有和生产整个自然界。当然，如果人的生产不遵循“真善美”的客观规律，那么，人的生产比动物生产给自身和整个自然界带来的风险更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阐明了人的生产如果不遵循自然规律，如果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1]998对待自然，就会遭到自然的无情报复，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的居民为了耕地而毁坏森林，最终遭到“不毛之地”的“惩罚”，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因为砍光了枞树林而毁掉了“高山畜牧业”的根基。^[1]998因此，无论是人的生产还是动物生产，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但随着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生产的风险可以降到最低限度。社会达尔文主义片面强调动物的生存需要的生产，而没有看到人的生产除了生存需要以外，还有发展、享受等各种需要的生产。如果片面理解人的生产，以动物生产掩盖人的生产，人类史将与动物史一样，永远处于一种野蛮状态。

第三，片面强调人的生物学禀赋，以生物学禀赋消解社会学禀赋。人的禀赋是从哪儿来的呢？既来自于先天的生物学遗传，又来自于后天的社会学影响。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个体完全受制于种族或民族，在种族或民族面前，个人什么都不是，个体是否优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教育程度、个人的刻苦努力等完全无关。这种赤裸裸的“生物决定论”宣称：“活力、远见、韧性或不屈不挠的精神、对于工作的热爱、自控能力、开拓精神以及家庭责任感都是通过遗传而获得的优良品性，是任何制度都无法铸造的。”^[5]188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承认后天因素的重要作用，把先天遗传禀赋对个人、种族或民族产生的影响无限夸大，认为个人、种族或民族的“优秀”程度都铭刻在先天生物禀赋的基因里，这种“宿命论”完全脱离了个人、种族或民族所处的现实基础和历史前提。近代以来，白色人种在竞争中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并不意味着白人种族优越于其他种族。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比如，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超过一半以上都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获得的“成功”荣誉有力地证明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荒谬性。社会达尔文主义坚信“生存竞争”是自然选择的“永恒铁律”，认为在竞争中只要取得胜利(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就是“对”的或“善”的，在竞争中只要遭遇失败(不管什么原因)就是“错”的或“恶”的。“对于每个物种而言，其道德法则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凡是有助于其生存、繁衍和进步的，都是道德上的善，反之则是道德上的恶”。^[5]129

其实，考察个人、种族或民族的禀赋，只能从现实的前提出发，任何现实都是历史的产物。人的肤色、体格、相貌等生物学禀赋与生物遗传密切相关，而人的品质、能力、素质等社会学禀赋主要源自于自身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等日常生活环境，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人的禀赋不完全一样，这种禀赋主要是社会学禀赋而不仅仅是生物学禀赋。社会达尔文主义完全把人等同于生物人，只从人的生物属性去考察人，或者把人当作“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人在本质上是处在一切社会关系中的人，是在关系的共在中不断发展的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个现实的发展中的人总是处在“周围的感性世界”之中，而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3]155。比如，人的主体性在古代社会是抽象的、片面的，“抽象的内在性变成了抽象的外在性，即人的贬低和外在化”，“因此古代没有奴隶制就不可能存在”^[6]93，在资本主义社会，当金钱成为“世界的统治者”的时候，人的主体性表现为“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6]94－95。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完全从生物学的视角考察人的禀赋，试图以生物学禀赋消解人的社会学禀赋，是完全错误的。

恩格斯认为：“想把历史的发展和纷繁变化的全部丰富多样的内容一律概括在‘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而片面的说法中，是极其幼稚的。”^[1]987把人类历史的“全部丰富多样的内容”简化为一种动物世界的生物进化机制是非常荒谬的，片面强调“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说法，在很大程度上破坏和销蚀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以及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

第一，以动物世界的生存斗争强化“弱肉强食”。“弱肉强食”在动物世界是一种自然法则，对于动物来说，既是“自然的”又是“应该的”。动物的一切本能活动的最终目的只是保存自身或类的生存，或者说仅仅是满足肉体的需要，而人的一切实践活动除了满足肉体需要以外，还要创造出更多的高级需要，肉体的需要只是一种最基本的需要。在动物的世界，动物之间的相互斗争(甚至同类的斗争)都是肉体之间的直接斗争，肉体之间相互拼杀的结果，要么是肉体的存在，要么是肉体的伤残或消灭，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显然与人类社会所遵循的相互尊重、互信互利、平等自由的文明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弱肉强食”就成为动物世界保存个体或种群生存的唯一选择。

尽管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在自然属性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但是人类社会遵循的存在法则不是“弱肉强食”，而是共荣共生，人天生具有社会性特质，同时又存在个别性的欲望，社会性与个别性的对立统一构成人的实践活动。人的实践活动不是单个人的简单活动，而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本质活动，人在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不断激发人的需要的丰富性的同时又不断满足人的不同需要。当然人的需要的多样性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多样性，这种人类共同实践中获得的多样性最终能够被实践活动的丰富性而满足，人类的共同实践客观上要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共荣共生、美美与共。人是类存在物，是一种关系的存在，“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3]160现实的人始终离不开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在共荣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中，人类社会追求的是一种共商共建、共赢共享的文明的善的秩序，而不是通过“弱肉强食”使人类社会集体陷入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动物世界的恶的困境。1862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4]184关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恩格斯早在1843年《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进行了尖锐批判，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是“迄今存在过的体系中最粗陋最野蛮的体系，是一种彻底否定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好言词的绝望体系”^[6]58。马尔萨斯制造的人口和粮食按级数增长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他认为贫穷是一种犯罪，穷人没有存在的理由，“社会应当用饿死来惩罚这种犯罪”^[6]487，“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6]485，“只有通过战争、瘟疫和饥饿等办法使人口减少”^[6]771。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6]484。1865年，恩格斯在给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的信中说：“我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还没有超出动物界的经济形式，这对它来说是极大的耻辱。”^[7]社会达尔文主义把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强加给人类社会，并以“弱肉强食”为标尺任意剪裁人类社会，从而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提供充足理由。

第二，以动物世界的生存斗争美化“残酷战争”。动物世界中，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或“战争”是生物进化的重要利器，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样遵循“生存斗争”的生物学法则，“生存斗争”伴随着人类文明这一“伟大事业”的成长，文明的进程是在残酷的“竞争”或“战争”中完成的，文明程度越高，“竞争”或“战争”的手段越残酷，这种生物学的“铁的规律”仍然统治着个人和民族的命运。通过“竞争”或“战争”，优秀的种族或民族、先进的文明成果被保存下来，劣等的种族或民族、落后的生产方式被历史无情地淘汰，战争是种族或民族争夺生存权、发展权、统治权的重要手段，是“历史的驱动原则和推动力量”^[8]。

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化战争、鼓吹战争，漠视战争给人类和自然带来了惨痛灾难，20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各种规模的局部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存在性焦虑，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巴拿马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近年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单边霸凌”“长臂管辖”所造成的偏见、傲慢与歧视，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造成严重影响。总之，社会达尔文主义通过奇妙的“社会想象”，以动物世界比照人类社会，认为战争是人类社会难以回避的生存法则，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阶梯，是征服愚昧、落后和野蛮社会的暴力工具；认为战争是“必不可少的严酷”，通过严酷的战争手段排除人类历史中那些“不健康的、低能的、呆笨的、优柔寡断的、缺乏信心的成员”^[9]144。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战争的粉饰，是掩盖自身制造“人间悲剧”的遮羞布。

第三，以动物世界的生存斗争贬黜“平等诉求”。在漫长的生物进化中，原始生命的形成确实经历了简单分子合成有机小分子、有机小分子合成生物大分子、生物大分子结合为原始生命的生命进化历程。从生命系统的层次结构来看，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链条表现为：生物大分子—细胞—组织—器官—系统—生物个体—种群—生态系统—生物圈。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在生物进化的阶梯上所展现的“层级性”表明生命形成的不平等，人类社会也是“进化”而来，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不平等是自然的。但是人的进化，不仅仅是生物进化，而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也创造了越来越高级的文明形态。

社会达尔文主义坚信人的不平等不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问题，而是生物学问题，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这种天生性源于不可更改的生物学机制，试图用生物进化的层级性把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科学化，为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寻找所谓的科学根据。实际上，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的根源是什么呢？是私有制，只要私有制存在，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就难以消除。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抛开“私有制”问题，片面地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的根源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拒斥人类社会对平等的诉求，认为用平等的观念发展社会，就会扭曲自然选择机制，违背自然进化规律，所谓平等的诉求只不过是一种不可理喻的谬说。甚至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文明诉求也会扭曲自然选择机制，自然选择具有天然的贵族倾向，如果违背了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其结果要么产生人类或种群的退化，要么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当然，人与人之间并不是绝对的平等，无论从生物学意义上还是人类学意义上，任何个体都是有差别的，人的出身、天赋、知识、能力以及努力的程度等都是不同的，正因为有差别、不平等，人类才会在追求共荣共生、美美与共的理想中最大限度地渴求平等、自由。应该说，平等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如果用动物世界的层级进化贬损、放逐人类社会对平等的追求，那么人类的理想和希望将在自然选择机制下完全破灭。

社会达尔文主义片面地把动物世界的“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等写在人类社会的旗帜上，在人类社会的观念领域中制造各种虚假的荒谬的意识形态。这些编造出来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为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寻求生物学解释，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确立合法性理据，等等。虚假的荒谬的意识形态是人们思想锁链上的“虚构的花朵”，“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3]2。这束“新鲜的花朵”就是要让人们摆脱任何幻想，公开地、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行思考和行动，进而“建立自己的现实”，从而“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3]2

第一，为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寻求“生物学”解释。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野蛮”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以偏见与歧视、暴力与迫害等态度和行为对待其他民族，法西斯主义以“恐怖统治”和“对外侵略”为核心构筑“最反动”的暴力机器和思想体系。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把自身设定为“高贵的”“孤芳自赏”的生命，把其他生命认定为低贱的、病态的、丑陋的物种，以自我为中心建造“残酷”的政治上层建筑和“野蛮”的观念上层建筑，在他们眼里，除了自身之外，“每一种生命都成了他们憎恶的对象”^[10]157。为了对其他生命实施惩罚，他们挖空心思地寻求各种所谓的“合理合法”的依据，编造出各种可笑的甚至荒谬的“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10]156，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恰好能够为这种虚假的荒谬的意识形态提供合法性辩护，并以所谓“合规律”的名义(“生物学”解释)提供“科学”保证。

近代以来的种族主义开始于15世纪晚期，主要指白人种族主义(white racism)。白人种族主义认为，白人对世界的统治是生物遗传和自然法则所决定的。美国在立国之初就确定了白人身份的优越性，在独立战争、南北战争期间，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是洗不清的历史污点，尽管后来美国的民权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使白人种族主义对其他民族的敌意和偏见有所消解，但美国白人仍然具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近年来，美国白人种族主义利用网络媒体，大肆宣扬“白人至上”的观念，并对黑人、移民、穆斯林、犹太人等其他少数族群制造恐怖事件。“种族主义”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我建构，并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和历史根据，他们通过大肆鼓吹“自我人种属性优秀”，为对其他族群实施“种族主义暴行”寻找理由和借口。表面上看，其他种族的命运在“白人至上”面前是一种悲剧，但种族主义认为，这是任何仁慈都无法阻止的，种族的天生的“不平等”是“生物学”的自然法则决定的，人类的连续进步只能服从适者生存的严厉法则。

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者都把自己的民族自诩为优等民族，认为其他民族是“劣等”种族，通过残酷战争，侵略和屠杀其他民族，上演了人间的种种悲剧和罪恶。希特勒把犹太人排除在德国公民之外，在“特雷布林卡”和“奥斯维辛”两个集中营里，有超过270万犹太人遇害。^[11]326希特勒为了给集体大屠杀“正名”，打着捍卫国家主权和履行国际法的幌子，向人类编造无耻谎言。希特勒觉得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而他的所谓绝对真理恰恰是偏执狂的绝对幻觉。这种绝对幻觉源自于主体对客体的无情杀戮，当主体无法把从客体身上得到的东西返还给客体时，主体就会丧失理性的反思能力，“反思性”的退却催生“侵犯性”的增强，从而进一步陷入偏执和疯狂。但种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偏执和疯狂的，他们在狂欢中享受非法暴行的成就。实际上，他们最害怕的恰恰是相信自己编出来的花招，“犯有非法暴行的人们总是热衷于把他人宣布为非法，声称自己已不再具有暴力的人们，正在使暴力极度嚣张”^[10]168。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正是劣等种族的大量丧生和牺牲，才铺就了人类文明进步之路，死掉的人是人类进步的石级，踩着这些石级，人类才走到今天。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主张的人类社会进步之路就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12]691

第二，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确立“正当性”理据。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当今国际秩序、世界和平、全球发展的罪魁祸首，是全球治理赤字的主要推手，它总是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地对别国内政“指手画脚”，试图把自身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形形色色的价值理念强加于别国，经常以粗暴的手段喊着人权的口号、舞着强权的大棒、实现霸权的野心，肆意违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严重破坏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往往受资本逻辑的内在支配，以追求最大利润、短期回报为核心的资本逻辑所形成的社会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社会”。殖民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在故乡还装出文明的模样，但是在殖民地时，“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12]690。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社会日益“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带到了不同的国家，同时也把所有深受资本主义压迫的人们的仇恨集中到了自己身上”^[10]160，日益将全球分裂成为两大对立的阶级，世界上最贫穷者将遭遇最严峻的风险、受到最严酷的打击，这种被资本绑架而人为制造出来的“风险和打击”将“被经济外部化，被法律制度个体化，被自然科学合法化”^[13]。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行动”为什么长期存在？如何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行动”寻求理由？任何行动的背后都需要理由来支撑，理由的正当性是行动者理直气壮的根据，行动者的权利、责任、意义构成理由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自然选择”机制当作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行动”的唯一理由，这样的理由显然是不正当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凭什么对其他主权国家进行粗暴的干涉和强制，“文明人真正觉得愤怒的是强制性的因素”^[10]167。但这种强制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看来却是十分正常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指定的“世界的主人”，是社会进步的建设者、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达尔文通过对古生物学、生物地理学、动物行为学、胚胎学、形态学等的系统研究创立了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的“生物进化论”，其“最高的历史成就”就是摧毁了长期以来统治西方世界的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但是，达尔文并不知道，“当他证明经济学家们当作最高的历史成就加以颂扬的自由竞争、生存斗争是动物界的正常状态的时候，他对人们，特别是对他的同胞作了多么辛辣的讽刺”^[1]860。尽管人类文明在不断向前推进，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全球化形态已经形成，但社会达尔文主义仍然存在，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对克服和消解全球性治理危机、维护和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思想，有利于我们克服和消解全球性治理危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极其幼稚的”，自然界的“生存斗争”并不是广泛存在的，必须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即“植物和动物的过度繁殖所引起的斗争范围”^[1]985。事实上，自然界既有“和谐与合作”又有“冲突与斗争”，人类社会也是如此，片面地强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和谐”或“斗争”都是偏狭的。人与自然界是复杂的大系统，各个物种之间相互依存，形成生生不息的“生物之链”。自然的生生不息是自然之善与人类之善的综合体现，是“天地之大德”的现实展开，自然运行的客观规律需要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的现代化必然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当今世界出现的全球性问题主要是全球治理赤字产生的结果，社会达尔文主义中所谓的“生存斗争”“自然选择”等对全球协同治理产生了很强的破坏力。

全球性治理离不开整体性思维、系统性观念、合作性模式，体现的是集体合唱而不是个人独唱，是互利互信、合作共赢而不是自私自利、以邻为壑。全球性治理需要全球共商、全球合作、全球应对，否则就容易产生治理危机。习近平指出：“一个分裂的世界无法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对抗将把人类引入死胡同。”^[14]全球性治理危机通过具有全球规模或全球性质的全球性问题表现出来，当今世界的全球性问题主要是生物安全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地区冲突问题、网络安全问题、单边主义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等。地球是人类的唯一家园，无论任何民族，都是“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大家要相互尊重、守望相助。努力克服和消解全球性治理危机，在各种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的全球困境下，加强国际社会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多边机制的相互协同、多边主义的开放包容，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零和博弈”，以建设“和谐世界”为目的，实现全球性治理的“良序善治”。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思想，有利于我们维护和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建立在人类整体利益、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是全球各个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追求。人类起源的同源性、人类关系的亲缘性蕴含着人类价值追求的共同性，人类的轴心时代发生了“非凡的事件”，中国的老子、孔子，古希腊的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印度的佛陀，等等，几乎在同一时代，同时意识到人类存在的“整体性”和人类自身的“局限性”，同时感受到了“世界的恐怖以及自身的无能为力。”^[15]8在相互隔绝的地方同时积极思考“人类以何种方式可以最好地共同生活”^[15]12，可以用何种方式满足人类发展需要、保障人类基本尊严以及消除各种傲慢、摆脱各种偏见、摒弃各种仇恨，在各种差异性中建构起具有人类共性的共同价值观。而社会达尔文主义以“自然法则”“生存斗争”为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提供合法性辩护，为所谓的“优等民族”制造傲慢、偏见、仇恨甚至战争、灾难、恐慌等寻求理性依据，破坏了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和共同的价值追求。

维护和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建设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和平发展是人类长期以来的共同向往，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事业。长期以来，和平发展一直是全人类珍视的时代主题；公平正义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是全人类确立的共同理想，尽管公平正义难以绝对做到，但一直是人类行动和制度的首要之善；民主自由是人类政治生活、个人生活的美好愿景，是文明时代共同的价值追求，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国家，民主自由的程度不一样，但民主自由一直是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思想，有利于我们促进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批判和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错误观点，克服和消解全球性治理危机，维护和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利于促进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就是要完全摒弃西方中心论的价值理念，反对唯我独尊和“教师爷”般的颐指气使，反对释放自然状态下最野蛮、最自私的本能来操纵人类社会的霸权政治或强盗国家，反对以“自然选择”之名对其他民族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生存控制，反对形形色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构建“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种伤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应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自由幸福的渴求。^[16]

促进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以维护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以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前提、以建立全人类普遍交往为主线、以践行全人类合作共赢为核心。维护全人类共同价值，反对把“个别特殊”的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强加于人；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反对把“特殊利益”凌驾于“共同利益”之上，以特殊利益掩盖共同利益或者破坏共同利益；建立全人类普遍交往，反对搞“小圈子”、搞“小院高墙”的拉帮结派或者单打独斗，反对以所谓“优等”民族的主观呓语歧视全人类的民族同胞，主张相互尊重、平等互信、开放包容、共建共享，“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17]；践行全人类合作共赢，反对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反对相互抹黑、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