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郁廷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提高网络文化育人的价值引领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针对社会上特别是网络空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不时出现的乱象，明确指出，“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网络文化对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发挥好网络文化的育人功能，提高网络文化育人的价值引领力显得日益重要而紧迫。

新时代，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各种新媒体、多媒体、自媒体、全媒体、智媒体等借助移动互联网平台，高度融合，蓬勃发展，为人们构建网络精神家园、学习知识、获取信息、交流思想、联络情感提供了重要的空间。网络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互联网越来越成为新时代人们创新文化、传播文化、分享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平台，网络文化也成为文化发展的新形态，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育人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亿万网民在上面获得信息、交流信息，这会对他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会对他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工作、对人生的看法产生重要影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5页)“网络已成为广大青少年学习生活的重要空间，要提高网络育人能力，扎实做好互联网时代的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人民日报2023年5月30日第1版)网络文化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人民多样化精神需求相结合的文化产物，是网络和文化融合产生的一种新型文化，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文化是指在互联网上形成的网络电影、网络视频、网络直播、网络音乐、网络小说、网络游戏等多样化的网络文化产品创作、交流、传播、分享以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的文化，是网络文化活动、产品、观念等的集合。网络文化产品、活动，包含网络空间中的思想观念、行为准则、价值导向、语言风格、互动方式、娱乐内容等，其核心是网络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网络文化特别是网络文化价值观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网络文化育人，最重要的就是运用网络文化价值观育人。

网络文化育人是利用网络平台的网络文化资源，如网络电影、网络剧集、网络音乐、网络小说、网络游戏等文化产品、文化活动，对网民进行知识传授、思想引领、行为规范、价值塑造，使广大网民能在观看、感受、点击这些网络文化作品时，潜移默化地接受其中隐含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引导，以达到提升个人综合素质、形成广泛思想共识、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简而言之，网络文化育人就是通过网络空间对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教育和引导的过程。就网络文化育人而言，网络文化是载体，育人是根本，一旦背离了育人的根本目的，再优质的网络文化也无法产生良好的实效。因而，网络文化产品的创造、网络文化活动的参与、网络文化观念的传播，都需要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服务于新时代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战略需要，而只有把党的理想信念、核心价值观念和深厚爱国情怀融入网络文化产品的创造、传播和共享之中，寓价值引领于网络文化之中，才能不断提高网络文化育人的价值引领力，真正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塑造新人、价值引领的“最大增量”。

由于网络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是一个空间高度开放、文化相互激荡、观念相互交锋的现代信息场域，其为我们构建网络美好精神家园、满足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创造了条件，也为多种价值观念包括西方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便利。西方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以及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也会在网络空间乘机而入，网络空间的文化激荡和价值交锋尤为复杂而激烈。新时代，提高网络文化育人的价值引领力，就要“教育引导全社会自觉遵守法律、遵循公序良俗，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要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在加大网络文化正面教育力度的同时，加大对网络错误思潮、错误价值观念尤其是西方错误思潮的分析、揭露和批判，用正确的网络文化价值观念克服消极错误的网络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在比较鉴别、文化激荡和思想交锋中，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让正能量始终充盈网络空间”(《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44页)，有效防范和化解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风险，从而不断提高网络文化育人价值引领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要“形成网上思想道德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机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构建这一实施机制，就是为了有针对性地进行网络教育引导，促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分众化、精准化，增强网络文化育人的实效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传播有分众化、差异化的特点，做好网上正面宣传，不能搞广谱适用、大水漫灌那一套，不能‘一招鲜，吃遍天’，靠一个腔调、一种风格包打天下。”(《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75页)没有针对性，就没有有效性。要注重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网民的认知特点、阅读习惯、接受心理和学习能力，适应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网民的特点进行分众化、差异化、多样化、精准化的教育和引导，在精准把握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年网民个性特点、思想水平和问题症结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精准定制个性化的价值引导方案，引导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年网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实现思想引领和价值塑造的有效推进。今天的青年学生是伴随网络成长的一代，是“网络原住民”，“Z时代”“00后”的青年学生与以前的青年学生有很大的不同，网络对其成长影响特别大。青年学生网民中，又因学习背景、学科专业、兴趣爱好、志向格局不同，分成了不同的网络文化圈层，交往的朋友圈和微信群各不相同，要针对这些不同的网民群体、网络圈层，加强分众化、精准性的引领，提高网络文化育人的价值引领的效率、效度、效能。同时，还要遵循网络文化育人分众化、精准化育人的要求，推进网络文化育人理念、内容、形式、手段、方法等的创新，不断运用新技术、新方式、新手段增强网络文化育人的吸引力、传播力、感染力和塑造力，在不断创新中提高网络文化育人的价值引领力。

吴满意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化兴则国兴，网络强则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要“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以大数据、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的促动下，人们的网络化生存、数字化生存乃至模态化生存已然常态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网络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沸腾的时代力量，清朗的网络空间正在生成。因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消弭网上良莠不齐的言行怪相，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进一步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汇聚强国建设的磅礴力量，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信息的网络化传播是目前最强劲的方式。蜂拥而至的网民漫游、沉浸在网络空间，体验数字化技术和海量信息带来的超感，享受环境演化后衍生的新鲜，各类现象级的爆款产品和圈粉、刷流量的网红人物悉数亮相。人们为借助网络富有、富足自身物质与精神世界而欢呼雀跃，同时也因多种网络暴力与欺诈等反社会言行而郁闷、苦恼乃至拒斥。针对网络新场域的众声喧哗、群体极化、良莠并存的趋势与态势，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引导不仅势在必行，而且还要持续用力用心，在网络空间中不断释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因为，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硬核，连接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思想魂脉，承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表征着中华民族最为独特的精神标识。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与反映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承继了中华民族文明基因，在极大程度上呈现为全国各族人民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不仅是当代大写的中国精神的最集中体现，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强大力量，也内嵌着世界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与文化精髓，具有显著的世界意义。因而，面向未来，建成文化强国、网络强国，筑成数字中国、智慧社会，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与指导。只有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根本，在网络空间中持续构建与完善社会主义的主流话语体系，正确处理大流量与正能量的关系，打出政治话语、理论话语、生活话语的组合拳，提升符合网络生态规律和特点的数字叙事能力，强化网络文化产品的品质、品位与品味，以共振引共鸣，以共享育共情，以共生带共建，充分发挥其对于网络文化发展的主导和引领作用，才能书写中国精神、中国价值的网络华丽篇章，最大化最优化最全面绽放网络空间的中国力量。

网络重构着社会生活。追求与实现网络化的诗意栖居是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加强网络生态系统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协调有关网络道德建设的重大问题，实践成效显著，网上美好精神家园的新风尚、新格局正逐步形成。网络空间道德建设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部分，也是推进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要科学定向、规范定策、精准定标，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练真功下苦功，全速全力全面推进网络道德建设，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筑牢中华民族网络文明生态系统的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谁都不愿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虚假、诈骗、攻击、谩骂、恐怖、色情、暴力的空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6页)“要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55页)。显然，在大数据时代，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实现网络强国目标，就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借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人类共同的优秀文明成果滋养滋润网络文明空间，将网络空间的拓展和建设与网络道德建设一同进行前瞻性思考，整体谋划，同步展开，系统推进。借助这种全局性工作，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规范体系作为网络道德建设的依据，成为新的网络道德情感、意识和人格生成的价值原点，让网络空间成为道德建设的新高地和新阵地，加速构建网络道德向上向善的发展新格局，更好引导广大网民尊德守法、文明互动、理性表达。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7页)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意见》强调，要基本建成领导管理、正能量传播、内容管控、社会协同、网络法治、技术治网等六大网络综合治理体系。2023年7月，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鲜明提出网信工作的“五项使命任务”与“十个坚持”重要原则，内容涵盖互联网治理、网络安全、信息化建设、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加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又不忽略次要矛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航治理体系建设，广泛汇聚向上向善力量。要坚持发展和治理相统一、网上和网下相融合，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立的基础上“健全”，从治理的主体体系到话语体系，从工具体系到议题体系，从目标原则到路径方法，整体谋划系统推进，特别要聚焦人才支撑力、技术驱动力、组织保障力建设，充分展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责任担当，让网络平台、社会组织、广大网民主动参与，发挥积极作用，不断提质增效，“共同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以时代新风塑造和净化网络空间，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19页)。

总之，我们要加大力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网络空间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激活广大群众的干事热情，打造包容开放、理性有序的网络空间，汇聚网络生活高质量发展的正能量，画好网络同心圆，进一步提升广大网民的网络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陈金龙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生成的，又为改革开放提供价值引领和价值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改革开放的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历史演进凸显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并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推进逐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价值共识，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精神力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系统谋划和部署。这一系统谋划和部署，既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追求，又体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和功能。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追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国家层面价值目标的实现进行了谋划和布局。

经济发展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经济体制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在十四项重大改革任务之中，前六项属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在《决定》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力求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同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都是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来谋篇布局的，《决定》在部署每一项重大改革任务时，都说明了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使国家走向富强。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是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标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将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纳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清单，要求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健全基层民主制度，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既有利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也体现了对民主的追求。

文明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232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谋划和部署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同时，聚焦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对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进行了谋划和部署。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另一方面，要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这些制度体制机制建设的规定，体现了对文明的追求，也有利于促进国家文明水平的提高。

和谐是国家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谋划和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时，重视城乡关系、民族关系、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通过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通过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关系和谐；通过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通过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价值追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力求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社会层面的平等、公正、法治价值追求。

平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内涵之一。《决定》力求通过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完善，促进社会平等。如在谋划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强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7页)。这里体现的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经济上、法律上的平等。《决定》在部署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时，强调“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22页)，这里体现的是城乡之间经济地位的平等。

公正是人民的期待和诉求，也是社会进步的表征。生活在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之中，人民才有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可言。正因为如此，公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内涵之一。《决定》在厘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要求时，强调“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3页)，这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定向。

法治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内涵之一。《决定》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上升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原则，凸显了全面依法治国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决定》强调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并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制度。同时，《决定》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纳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强调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为此，《决定》提出深化立法领域改革、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这些谋划和布局，充分表明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法治的追求。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价值规范，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决定》将“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健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体制机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33页)，纳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范围，有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价值理念。

爱国是公民的基本道德要求和基本价值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的施行，使爱国主义教育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时，将“创新爱国主义教育”组织机制纳入其中，有利于拓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活动方式和组织方式，使爱国主义教育渗透到学习、工作、生活之中，使爱国成为公民的自觉意识、自觉运动。

诚信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理念，也是社会正常交往、有序运行的道德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纳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范围，表明了对诚信建设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有利于推进公民诚信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诚信水准。

此外，敬业、友善既是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也是个人品德，健全相关体制机制，有利于涵养公民敬业、友善的价值理念。

总之，《决定》既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又规定了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和方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也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

燕连福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化和科技是文明的两翼，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充分发挥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在经济发展中的驱动作用和引领作用，有利于我们在体制机制全面改革中赢得发展主动权，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观念创新与生态创新中抢占发展制高点。

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不仅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中的重要举措，也有利于推动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决定》强调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以下引文出处同)，紧紧抓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谋划改革。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需要形成长久的发展体制机制，不仅要针对问题的“当下改”，更要实现优质发展的“长久立”，建设内生发展的“系统立”。

坚持正确的改革方法论，发挥改革的整体效应和最大效能。《决定》指出，要“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是文化科技化和科技文化化的融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一是在发展关系上坚持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实现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经历单向度到立体化的转型，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繁荣，更加注重文化和科技的内涵和价值、关注可持续的生产消费观念、重视产品的生态性和影响力。二是在内生动力上营造文化自信的健康发展方向。坚定文化自信是产业的发展方式和途径，不断激发全民族的创新创造活力，以精神上的富裕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是在业态形式上创造共享共融的文化新业态。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最终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新期待。

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改革的贯彻落实。《决定》指出：“全党必须求真务实抓落实、敢作善为抓落实。”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守正创新，由量到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要找准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目标方位，落实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蓝图。《决定》指出：“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无论市场、企业还是高校，任何一方都难以独立实现文化和科技的内涵式融合发展，需要多方“接力”才能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到推广应用的三级跳。另一方面，要久久为功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供数智基座。《决定》指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抓好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谋篇布局，发挥其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的全方位、深层次影响。

科技创新处在国家全局发展的核心位置，要在科技创新中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决定》指出：“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是文化现代化、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高质量融合的实现需要全方位技术支持。无论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孪生技术等，还是数字人技术、数字建模技术等深度数字化技术，都为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提供了技术可能。一是推动前沿技术转化。通过建设集成性技术平台，推进文化深度数字化，从算力技术、生产与传输技术、交互技术、新型显示技术四维角度推进前沿技术的共通转化。二是立足当地优势实事求是创新。集合政府、企业界以及学界相关专业力量，从本区域文化发展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地施策，形成地方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共性经验。三是形成高效数据市场协作机制。技术研发者建立技术应用案例库与知识库，技术使用者建立统一规范的综合评价准则，政府层面完善相关扶持政策与研发投入机制。

必须以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决定》指出：“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是其转变为现实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环节。“从0到1再到10”，不断创新发展出的文化新业态，既展示出文化成果的精神内涵，同时又赋予其科技底色，为文化强国建设赢得新赛点。一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有效利用。完善基础设施保障，打造高效“文化算力网”，确保能源的基础保障与“双碳”背景下的优质利用。同时，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构智能基础的数智底座。二是以市场为导向缩小数字鸿沟。《决定》指出：“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以完善交易市场体系，形成政府主导的高水平市场下的交流平台，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同时，平衡东西部消费者需求，共享优质文化盛宴。三是以政策引导产学研全链条贯通，在“政产学研用金”中实现一体化的创新发展。《决定》指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下好教育“先手棋”、科技“自强棋”、人才“创新棋”，在文化科技融合领域形成更多“悬榜”与“揭榜”的良性互动，涌现更多“挂帅”与“掌印”，进一步激活科技市场资金，完善风险共担机制，拓宽科技转化融资渠道。

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要在观念上与时俱进，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和创新路径。《决定》指出：“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在经营者、研究者及消费者主体中都涉及认知层面对文化和科技两种思维交融的问题。深度融合的双方需致力于打破思维定式，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和创新路径，因此需要从社会到专业部门以及人才培养中，贯穿文化观念科学化，从而发展新的融合内涵。一是增添效益评估，加强社会占比。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是全社会的共同发展契机。《决定》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推进内涵式的发展，将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纳入指标考评。二是部门交叉合作，齐头揭榜发展。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是一项多部门的大工程。要以“揭榜”为项目实施的实践契机，集天下多元人才而为之，打通多部门专业壁垒。三是融合学科人才，提升人才专业能力素质。《决定》指出：“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充分激发人才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完善数字文化人才教育培训体系，鼓励跨学科教育，提高人才对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认知和执行力。

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在生态创新中更要立足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决定》指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文化和科技融合事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需要形成中国自己的文化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从时间脉络的连贯性、释义范围的广泛性和理论深度的递进性等多个维度，全面地描绘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数字画像。一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再挖掘，对静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动态化呈现，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修复，对文化资源进行创新性表达。二是鼓励学术文化的场景通俗化。进一步发挥数字技术为学术文化生产赋能、消费提质的作用，加大科普工作力度，贯彻“两翼理论”实现科学普及与创新的良性互动。三是以“走出去”提升理论自主性。吸取借鉴全球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并与中国智慧、中国体系融合，在互鉴对话中形成具有中国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特性的“理论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