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关乎国本、国运，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宝贵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大突出特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开辟与深化正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体现。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塑造了所谓现代化的“标准”和“模板”，垄断了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其他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往往被迫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现代化模式。然而，中国共产党基于我国具体国情，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比较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视角看待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逻辑，而且能够更好把握“第二个结合”的时代意蕴，从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正确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书写人类现代化叙事的中国篇章。
一、连续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赋予深厚的文化底蕴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1]2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在对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以及对自身文明特色的坚守中形成的，这一特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积累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叙事资源，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浓厚的文化底蕴。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丰富的叙事资源。一方面，在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孕育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2]401 “人口规模巨大”是指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也是难度最大的现代化。正是中华文明内蕴的对“民亦劳止，汔可小康”“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等不分等级贵贱实现共同发展的不懈追求，为当下中国共产党强调“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并带领14亿多人民走向现代化厚植了文化根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中华文明蕴含着“富民为始”“保障民生、促进民生、富庶于民”的治国之道，即国家富强首要体现在人民生活富足、安居乐业。《周礼·天官冢宰·小宰》中提到的“以富邦国，以养万民，以生百物”，孔子提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些理想皆成为中国人共同富裕价值理念一以贯之的真实写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传承，而且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思想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时代我国持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为实现“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3]的目标夯实了制度根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表明“两个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同等重要。“富润屋，德润身”“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蕴含着中华文明对物质和精神相互关系的认识与主张。新时代以来，我们在高质量发展中兼顾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物质和精神相互关系的理念具有内在契合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遵循“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明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节用裕民”等思想，都强调人类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整体，人类要顺应自然规律，有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避免“竭泽而渔”，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万物。不同于西方传统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新路，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生态文明思想的创造性运用。“走和平发展道路”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重视国际和平、稳定与合作，倡导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对外交往中始终秉持“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理念，主张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要尊重差异、求同存异、和谐共处，这些思想孕育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共谋发展”的文化基因，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无论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不会搞对抗和排斥，而是保持“以礼待人、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大国姿态。总之，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推动中华文明在时代传承与发展中实现自身的跃升。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的绵延赓续为中国的制度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思想智慧与重要依据。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4]262。我国目前已形成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也是总制度。“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等思想为我们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深厚文化土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国家政权人民性的集中体现。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民本思想为我们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2]222“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展现出中国古人对政令上下统一政治理想的追求，为我们建立党的领导根本制度提供了明确指向。“钟鼎俱奏，鸣钟开元，国乐和谐，抚慰心田”的治理经验，为我国建立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思想资源。作为解决我国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这一制度保障了各民族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有效促进了各民族共同繁荣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5]26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集中表现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社会结构以及治理理念的一脉相承中，是保证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基石，使中华文明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成为世界上最为悠久且充满活力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仅为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提供了稳定的文化土壤和逻辑前提，而且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坚持历史传承与现代发展相结合，成为中华民族历经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强大文化支撑。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赋予中华文明走向现代的新生支点。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得以自觉主动谋划现代化任务，进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崭新的文明样态。
二、创新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注入时代活力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是其连续性的保证，也是推动中华文明发展的不竭动力。“传统是随着时代不断生长的有机体，现代化的大变革必然要更新和发展传统。因此，继承传统不是回归传统，而是要超越传统。”[6]文明的进步归根到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恩格斯曾指出，“由于谋生条件的变革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需要和利益。” [7]187这些新的需要和利益驱动人们打碎旧制度，从而激发出一个民族无穷的探索精神与创新潜能，成为人类社会不断迈入更高级形态的重要动力。近代以来，现代化逐渐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得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共同构建了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世界历史理论。他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所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隔绝状态将逐渐被打破，开始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然而，这种世界历史是由资产阶级开辟和主导的，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8]35。由此，在近三百年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国家通过垄断现代化的定义权、解释权和评价权，将自身描绘成现代化的“先驱”和“榜样”，而将广大发展中国家描绘成西方现代化的追随者、模仿者，从而确立了现代化的西方话语霸权。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他看来，“在所有社会的发展模式中，都有一个基本程序在发挥着作用，这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9]。这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将成为人类政治发展的终点，“自由民主”将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然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打破了西方国家对现代化模式的垄断，推进了人类现代化的话语更新。“百年来，我们党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领导人民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取得成就的历史进程” [10]，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破除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中华文明创新性的光辉典范。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把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特质融入探寻现代化之路的历史进程之中。鸦片战争后，“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8]608。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无数仁人志士开始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包括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救运动，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发动的变法图强，革命派为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发动的辛亥革命，先进知识分子高喊“民主”“科学”进行新文化运动，都显示出近代中国人在面对西方列强侵略时极力挽救国家危亡的尝试，但皆无疾而终。这启示我们，创新精神固然在一个国家迈入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罔顾具体国情而简单模仿西方模式的被动创新，并非真正有效的创新，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2]477的悲惨局面。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华民族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才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叙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对革命的性质、对象、道路等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又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此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确立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1]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形成了包括“正确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等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新理念，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发挥了先导作用。他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2]373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打开了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新思路，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江泽民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次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3]。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重大突破，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取得奠定了体制基础。胡锦涛围绕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14]，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规律性认识。
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创造性地提出“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看，“第二个结合”源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在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为我们带来了消除民族痼疾的良方。中国共产党以此为指导，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生死存亡问题，还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路。“第二个结合”中两个主体的结合是一种“相互契合”，这是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命运的思想武器的重要原因。例如，在理想社会这一问题上，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天下为公的思想相通。另如，在思想方法上，马克思主义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有其客观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内含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1]6。这种高度契合性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创造性运用提供了必要前提。
“第二个结合”深刻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其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提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力。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民性，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生观的继承与转化，又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创新性贡献。第二，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新形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维度从直观的具体实践拓展到深厚的历史文化，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民族的血脉、文明的底蕴，从而具有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第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开辟了道路。“第二个结合”让我们能够在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中探索面向未来的制度创新，实现以制度优越性保障并凸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总之，“第二个结合”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使中国式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更加彰显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15]历史让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文明创新性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是抽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是在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经验主义的斗争中推动“两个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树立了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一方面，注重对其内容的科学甄别，正确区分精华与糟粕，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如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的自然观念等符合时代精神、具有普遍价值的部分加以传承和弘扬；另一方面，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包括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与新时代中国民众的精神文明实际有机结合，创造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全新的价值表达形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应用于现代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和解决方案，使之在蕴含深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的基础上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而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塑造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激发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旺盛生命力。
三、统一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夯实根基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16]，中国历史上尽管经历了频繁的朝代更替、战争与动荡，但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一体化的文化特征和价值体系，进而形成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特征。这种统一性，涵盖了疆域、制度理念、语言、文化、政治认知等多个层面。疆域的统一性不仅体现在地理空间的连续性上，更体现在对中华大地的共同认知和归属感上。无论是北方的草原、南方的水乡，还是西部的山地、东部的平原，都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辽阔疆域，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广阔的地理空间，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在制度理念层面，中国历朝历代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虽然在具体制度和政策上有所差异，但大体上都遵循着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在语言上，自秦朝推行书同文以来，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书写系统，跨越了不同的朝代和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重要象征。在文化上，各民族文化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不断被吸收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而又统一的中华文化体系，无论是汉族文化还是少数民族文化，都能在这一体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在政治认知上，中华民族始终坚信国家的统一是繁荣发展的基础，分裂则意味着衰败和落后，这种政治认知的高度一致性为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进步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可以从经济基础、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等方面具体分析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成因。首先，农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为中华文明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自古以来，中原地区便是农业生产的核心区域，通过农田水利建设和土地制度的调整，历代王朝确保了稳定的农业生产和充足的粮食供给。此外，统一的货币制度、度量衡制度和税收制度等经济措施，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经济交流和整合，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其次，中国的地理环境对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地处东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适宜的农业条件，黄河和长江两大河流为中国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促进了区域间的交流和融合，有助于形成统一的文化圈，使中华文明在内部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最后，家族和宗族制度在中国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17]。家族和宗族不仅是经济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也是文化传承和社会规范的重要载体。通过家族祭祀、家训和族规等形式，家族和宗族在社会中传递和维护了中华文明所蕴含的价值观和伦理规范。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形成与巩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1]3如今，这份信念正在转化为中华民族在前进道路上以现代化建设为依托，继续维护国家统一和巩固民族团结的坚定信仰。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提供了坚实的信念支撑。国家统一是保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被迟滞或中断的首要前提，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塑造了中华民族独有的家国情怀，使中华儿女在任何情况下都以捍卫民族独立、国家完整为己任。1931年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了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作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传统的光辉体现，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更重要的是保证了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与叙事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历史和实践证明，党的领导“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18]，同时也关乎国家的团结统一和社会稳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继承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传统，领导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合力。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性、有效性，也凸显了中华文明统一性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
历史已经证明，能否建立并保持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一国人民的命运所系，亦关乎一种文明的存续与兴衰。这启示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加大对西方国家“和平演变”风险的防范力度，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事业的全面领导，统一思想、凝心聚力，这是当下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集中表现。一方面，要用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地位，这是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素质教育，更加注重青年一代爱国主义精神和健康人格的培养，培育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同时，要大力发展民族团结教育事业，坚定全国各族人民对“国家统一”这一核心利益的自觉维护，为巩固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主动的精神力量。
四、包容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融入多元要素
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的沧桑岁月，以其深厚的底蕴和广阔的胸怀，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包容性，这是其统一性的应有之义，使中华文明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能够不断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1]4中华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正是源于其所特有的开放包容胸怀。这种包容性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得到了充分赓续与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融入了多元要素。尊重并包容各地区、各民族在历史、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差异，致力于实现全面发展与区域特色的有机统一，同时积极推动各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和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贯追求，从而我们走出了一条多元、开放、协同的发展道路，与西方现代化的模式输出、意识形态渗透等独断专行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强大的国力造就了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兼容并包的品格。“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会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19]战国时期，秦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并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方面成为天下第一强国。唐朝时期，唐太宗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对内以农为本、休养生息，极大促进了社会安定和谐；对外平定外患、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推向鼎盛。与此同时，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强大的国力支撑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来往频繁，不仅实现了远距离的经贸通商，还推动了文明交融。这源于中国人所倡导的“同则不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文明观，使中华文明始终以开放开明的态度对待其他文明。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20]历史上，在丝绸之路开辟后，西域的宗教文化、文艺作品等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并在融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过程中促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的形成，如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融合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佛教文化；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促进了中国伊斯兰经学思想的形成。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进而促使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等各领域皆产生了深刻变革，中华文明也由此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彰显出独特的现代文明风貌。
现代化是一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系统工程。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人类越来越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每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这更加呼唤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推动文明的现代转型。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21]邓小平强调：“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12]266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为其融入了广泛多元的叙事要素。不同于“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22]，中华文明通过对各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保护，在实现各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过程中形成了多元文化共生交汇的局面，为不同文化元素的整合提供了历史基础，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不仅如此，这种包容性还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在对待各国文明上秉持交流互鉴的理念，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完善，推动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的解决上协同努力。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性，由此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理念正在日益赢得更加广泛的国际认同和支持。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1]4在新时代，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成为其中的重要动力之一，深刻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即坚持内部多元文化的时代融合和与外来优秀文明和平共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融入了多元要素。通过融合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观念、尊重多元文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丰富了自身的内涵，也为构建更加和谐、平等、共赢的国际社会贡献了力量与智慧。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继续发扬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性，将其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能，为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开放自信的中国形象贡献更多的文化力量。
五、和平性：为人类迈向现代化建构新型叙事方案
现代化与文明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议题，既关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又影响全球发展方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等都是中华文明以“和而不同”的态度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和包容性这四个特性紧密相连、互促共进，为中华文明的长久发展提供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文化融合与传承的条件以及经济交流与繁荣的基石。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所倡导的这种和平性相吻合，并完成了向“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等叙事话语的时代转化，在实践中表现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现代化新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将“交通成和、共生并进、保合太和”的传统文化基因发扬光大，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相对于旧文明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文明形态来说的。资产阶级以资本利益为中心，建构了一套所谓“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旨在为资本主义文明扩张“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坏事披上爱的外衣”[7]197，实质上却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原则主导下，推行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主义理念。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同人类文明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日渐显示出系统性危机。如2008年暴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便是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集中体现，它不仅严重影响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而且波及众多发展中国家，造成世界经济的长期低迷和国际社会的严重动荡。在政治方面，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强调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民主政治往往有名无实，因为民众力量分散导致政治参与度低，政客的虚假承诺致使政府效率低下，利益集团的频繁干预造成社会失序甚至分裂。这些问题使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日益陷入合法性危机。由此，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下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尊奉西方中心主义，在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的影响下对其他文明进行排斥、打压、干涉、颠覆，导致世界的不安宁、人类社会的不和谐。此外，这种由资本逻辑统治的文明形态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进而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贫富差距、激化了阶级矛盾。
因此，“如果说西方文明追求的是一种帝国式强权秩序，儒家文明主张的则是一种大同型共存秩序，前者相信强权，后者追求影响力”[23]。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集中彰显。在政治立场上，它坚持人民至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本质规定和目标追求。在文化理念上，它主张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开创了不同文明共同发展的实践路径。这一过程同时是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由此可见，人类文明新形态延续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所传承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这带给人类现代化的经验和启示在于：每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国情等状况不尽相同，现代化道路也不会定于一尊。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探索拓展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随着人类交往范围的扩大，各国现代化“取得的成就具有世界历史意义”[24]。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传承了崇尚和平的中华文明优良传统，决定了无论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多么大的成就，都不会以经济手段胁迫其他民族，也不会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更不会以武力形式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人，而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坚定维护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探索，并遵循文化多样性发展规律，追求文明间的平等相待，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后发国家现代化路径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式现代化长期以西方中心秩序为基石，往往伴随着对后发国家的压迫，不仅掠夺各种物质资源，更包括观念、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单向输出。西方列强通过殖民统治，强行将自身的现代化模式强加于被殖民地区，打断了这些地区原有的发展轨迹，造成了被殖民地区文明的中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都曾是这种“掠夺式现代化”的受害者，丧失了自主发展的权利，长期陷入贫穷与落后的境地。在当今时代，尽管直接的殖民统治已经成为历史，但西方中心秩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以助推现代化与民主化为名，西方国家仍然通过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手段，试图继续维持其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例如，他们通过贸易壁垒、技术封锁或政治干预等手段，试图将后发国家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从而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优势，这极大阻碍了广大后发国家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各国之间的平等尊重与互利共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 [2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注重社会的整体进步和人民的共同福祉，这与中华文明中“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在此指引下，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和平共生的现代化道路，矢志不渝地发展同世界各国良性互动的国际关系，积极倡导“一带一路”等合作倡议，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共同打造一个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人类社会发展新格局，不仅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作出重大贡献，而且拓展了广大后发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路径。
结语
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共性规律，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逻辑，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这些文化特性经过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为主体架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对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观照，并同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相契合。“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1]5。其中，“第二个结合”为新时代拓展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方法遵循。根深方能叶茂，能否有效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影响着我们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把握、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叙事体系的建构，决定了我们能否在新的历史时期坚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自觉性。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汲取营养，独立自主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离不开对中华历史文脉、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坚守、赓续与发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求我们在“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下，于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乱局中化危为机，在丰富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同时，不断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