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原创性概念，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当代的重要理论成果。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不是书斋里的“发明”，而是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同各类错误价值观的斗争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在解决中国革命最突出问题的基础上，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中国路径，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中国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融通，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在新时代的赓续与发展，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国化的新境界。
一、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历史出场
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前途和理想及其实现途径的科学。[1]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现了人类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斗争和愿望，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应然状态的期盼，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回溯历史，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及其价值观、其他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价值观的过程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全面批判、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及其价值观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其一，在关于法哲学的研究中，青年马克思驳斥资产阶级法权观念，解构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底层逻辑，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哲学基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证了法是阶级和社会的产物，无产阶级是一个肩负实现社会解放使命的历史主体；《论犹太人问题》揭示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历史局限性和虚伪性，分析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内容和性质以及消灭私有制对社会革命改造、人的解放的重要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述人的解放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实现人的解放的前提和动力。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权观念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直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等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底层逻辑，提出以“全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为了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马克思恩格斯同一切妨碍实现这一价值追求的错误理论进行长期斗争，尤其是各种似是而非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批判贯穿两人一生的理论事业。可以说，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价值诉求和基本主张基本上是通过理论批判的方式得以呈现和证明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出场是以“破”而不是“立”的方式出现的，理论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发展史上的主要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将理论批判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当成主要任务，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也多次领导工人运动，有其客观的必然性。
首先，从实践来看，19世纪中后期西欧工人阶级所面临的运动目标以及自身的组织程度，不容许马克思恩格斯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育作为首要问题来关注。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作为“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3]，并不能真正实现对各国工人运动的指挥，其主要的活动是围绕当时工人运动所关注的议题展开辩论，提出相应的决议案。这些议题包括工人罢工、土地所有制、信贷、合作社、民族问题等各种现实问题，而不是价值观等理论问题。而且，由于国际工人协会意识形态的复杂性，虽然马克思在许多问题上所提出的观点获得了协会成员的支持，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价值观也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如在洛桑会议上，蒲鲁东主义者主张土地私有制的观点最终获得多数代表的支持。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在协会中也有较大影响。可见，在很多时候相对松散的协会本身以观点和思想交流为主，往往只能作为一种道德力量，谈不上革命的组织与斗争；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上也不占主导地位。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育还不具备提上议程的现实条件。
其次，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仍然是资产阶级价值观，这决定了揭示它的非科学性和反动性构成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历史出场的首要目标。
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各个方面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哲学家们宣扬观念统治着一切，认为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即使“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意识形态家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但他们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4]516。经济学家们也总是习惯于将资产阶级制度看作“天然的”，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5]。资产阶级理论家建构的“虚假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蒙蔽着人民群众，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多重辩护。资产阶级则通过这些理论及价值观完全“控制”着整个社会。因此，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逻辑的非科学性，将人民群众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首要的理论任务。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面貌出现，虽然在表面上也反对资本主义，但其实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论是德国的赫斯、格律恩、拉萨尔和杜林，还是法国的蒲鲁东，抑或俄国的巴枯宁，都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开出“救世良方”，其根本立场、价值诉求和基本主张影响了相当一批读者和实践家。相对而言，这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及价值观对于工人阶级更具有迷惑性。小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提出诸如“人民国家”或“人民的王权”之类的口号，诱导工人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潭，吞噬科学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对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为推动工人运动的实质性进展，只有进行彻底的理论批判，才能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界限，为实现“全人类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阶级基础。在某种程度上，理论及价值观只有被阶级理解和掌握，才可能转化为改变现实的物质力量。可以说，当时的理论批判是更具革命性的工作。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在于世界观，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逻辑，在多数情况下价值观只是世界观的隐含表达。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和经济学研究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阐述无产阶级世界观为主题。这里的世界观既包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包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看法。就哲学研究而言，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分别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布·鲍威尔在民族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和神学、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底层逻辑，使唯物史观初具雏形。在批判各式各样唯心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实现了对资产阶级哲学的“颠覆性”革命，由此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及方法论得以确立。同样地，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仍以世界观为主要内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批判国民经济学出发，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初步提出新的经济学、哲学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观点；而《资本论》深刻分析和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使唯物史观得到科学验证和丰富。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过程中实现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传播最广泛的、具有国际性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本质上也是在向世人透彻阐释崭新的世界观，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论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阐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条件和现实道路。除此之外，为巩固和发挥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引领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所撰写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政治冷淡主义》《论权威》《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反杜林论》等批判性著作，仍侧重于解析盛行于工人之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揭露和批判其对资本主义的非科学认识，从而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策略，这些也属于世界观的理论研究范畴。另外，即便是总结现实革命经验教训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农民战争》和《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也侧重于对无产阶级世界观及方法论的说明和论证。可见，批判资本主义内在逻辑、阐述无产阶级世界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从属于世界观研究的附带性表达。
最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生成需要亿万人的参与，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成为现实。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蕴含相当多的有关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理论判断，但总的来说这些论断只是理论上的推断，而非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实际生成。正如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是社会的产物”[4]501；同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也是社会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代背景下，列宁阐述了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揭露其寄生性和腐朽性，直面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提供了理论上的证明。尤其重要的是，列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发挥共产主义信仰的感召力，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使社会主义从一种崇高理想变成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也实现了从理论研究到实践生成的转变。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理论批判推动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出场，同时他们也有着用价值观克服、改造另一方的价值观的美好愿望及尝试，但既未提出系统的改造方案，也未展开大范围的改造活动。价值观改造的实践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总的来说仍然是相对薄弱的。列宁开启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进程，同时也开启了用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改造整个社会的实践进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尤其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胜利，确证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伟大力量。不过可惜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失误，尤其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中央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转向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最终葬送了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大损失，也从反面确证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极端重要性。
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中国化转场
在批判其他理论及价值观并不断调整思想斗争策略的历史过程中，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在苏联由理论转为实践。而对于当时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或者说“全人类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则必须推翻压在人民群众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而要真正撬动“三座大山”、改造客观世界，首先就需要改造主观世界，发挥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革命作用。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用有组织的思想改造运动来实现价值观改造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提出了许多重要论述，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中国化转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崇高的价值追求，同时又根据具体国情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具体内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增添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价值追求。毛泽东多次阐述革命的性质与前途，强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极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9]650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又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增添新的“中国内容”。毛泽东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群体矛盾——“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10]——视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从内部结构深刻认识把握社会的“现实面貌”；他据此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1]的目标。推翻“三座大山”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符合民众的期盼，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认同感，吸引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实践。
同时，毛泽东也扩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实现途径。中国共产党早期曾效仿俄国“十月革命”，将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战略方向指向城市，却遭遇重大失败。在复杂的革命环境中，毛泽东不仅摸索出中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起点”，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农村”，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而且还找到了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为推翻“三座大山”提供了根本保障。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毛泽东又提出“一化三改”“两步走”等路线和战略安排，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实现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实现途径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大贡献，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党的宗旨、党性、党员修养等一系列重要的价值概念与命题，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中国化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中国共产党人在推翻“三座大山”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并将其确立为党的宗旨。1939年毛泽东在《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中批判儒家理论“不勇于为人民服务”[12], 首次提出“为人民服务”概念，并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将“为人民服务”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进行推广，要求知识分子“为群众服务”[9]619，强调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13]854。1943年毛泽东进一步从政党性质的角度强调为人民服务价值观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明确“群众观点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14]。而后历经《为人民服务》和《论联合政府》的系统阐述和高度升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13]1094成为党内普遍的价值追求，并作为党的宗旨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在党的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等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概念，并用于改造党员思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初步明晰“党性”的表现，并要求党员据此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改造我们的学习》和《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则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纳入党性的范畴，而把与之相反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不做调查研究的作风痛斥为“非党性”[15]，从思想路线上扩展了党性的内容。在党的七大，毛泽东作出“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16]340的重要论断，再度从思想路线的角度系统论述了党性与个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为人民服务价值观和党性观，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发展。
第二，将改造革命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基本内容。中国的革命场域主要在农村，这一现实环境决定了革命队伍要想壮大就必须大量吸收农民，以致党内军内“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17]，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严重。况且，“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18]。所以，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价值观，包括极端民主化的观点、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盲动残余主义必然会出现，极大地影响党内军内的政治生态，妨碍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甚至导致“左”倾、右倾错误路线的出现。因此，价值观改造成为一项关系党的发展和革命胜利的关键而紧迫的任务。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是非常具有历史启发性的文献。如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及其探索要解决的是改造客观世界时对于外部力量的分析以及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一系列策略问题，那么如何纠正错误思想问题要解决的就是改造主观世界时对于各种错误思想根源和表现的分析以及相应的各种认识、技术、方法，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进行价值观改造的成功探索。
第三，找到恰当的价值观改造途径是毛泽东在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方面独特而显著的成就。毛泽东创造出一条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改造之路。他相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能够使放弃原有立场、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逐渐“在思想上无产阶级化”[13]992。更进一步地，毛泽东提出许多创造性的办法。一是加强理论教育，从政治高度上认识错误思想及价值观的根源。他认为，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首要方法就是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包括“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19]81，“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19]86，“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19]87，力争以具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政治和军事教育彻底肃清小资产阶级思想及价值观的影响。二是在党内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强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整顿三风的方法”[16]73，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把意见搞清楚，以实现党内团结，还具体规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原则和方法。三是开展整风运动、诉苦运动、学雷锋运动等各种有效的运动，启发情感，传递价值，提升思想及价值观改造的效果。
延安整风是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价值观改造的典范，其实质内涵就是用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改造非无产阶级价值观。1938年，党中央作出大力发展党员工作的决议。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和奸细也乘机混入党内，党内思想领域变得极为复杂，价值观冲突不断加剧，党的组织受到严重损害。为此，毛泽东先后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自上而下地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采取个人学习与集体讨论两种方式，学习具有直接借鉴意义和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二十二个文件”(后又增加到27个)
最后，通过广泛发动向英雄模范学习运动，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人民群众中的自我教育和践行。“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3]1031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的宣传，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培育与创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涌现出邓中夏、陈树湘和刘胡兰等大批革命英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涌现出刘玉厚、王进喜等大批生产模范，这些英雄模范的实践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注入了新鲜的民族因素与时代内容。毛泽东多次为这些英雄模范撰写专门文章、题词等，扩大了这些英雄模范的影响，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英雄模范运动。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也随之丰富。毛泽东在价值观领域的斗争中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路径，使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引领力扩展至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具体的个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也进行了理论批判工作，自觉或不自觉地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融通，但特殊的国情党情决定了其主要使命是价值观改造，所以价值观改造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在这一阶段的标识。
回顾过去，在不同的思想或理论之间展开思想斗争并不是难事，难的是如何在批判错误思想的同时实现党的团结的前提下，有效地改造革命队伍和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达成了理论批判上的“广大”，列宁做到了灵活有效的“高明”。但如何用一方的价值观改造另一方的价值观，是经典作家有所涉及却并未解答的难题。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结合”中，创造性地以思想教育实现对个体的价值观改造，其处理复杂的价值观问题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和精微程度，使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真正发挥了强大的引领力和聚合力，彻底解决了这一历史性难题。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来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转场的意义极其深远。在马克思恩格斯直至列宁的理论研究中，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研究构成他们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关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价值追求也内蕴其中。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价值观改造已经成为关乎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证明这一改造实践发挥了重大而深远的作用。
三、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时代赓续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终极追求，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表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体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富裕”等价值追求和目标，被分解为“两步走”“三步走”“两个十五年”等战略安排，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价值追求被凝练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内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的重要论断，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时代赓续。总的来说，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在新时代的发展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全方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融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从理论层面论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21]，为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融通提供了理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深度解析两者的关联，在深刻认识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源自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汲取的论断[22]241，为推进两种价值观的融通指明基本路径。简而言之，遵循从“先在契合”向“高度契合”转化发展的内在逻辑[23]而实现两种价值观融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又继承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最新理论成果。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露和批判各类错误思潮、理论及价值观主张，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引领力。理论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所形成的先进经验，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保持思想引领力的关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都曾借助这一“利器”维护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正义性，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在两种价值观深度融合的过程中，继承和发扬前辈们的理论批判传统，揭露和批判错误理论、思潮及价值观。他揭示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22]79；分析西方供给学派的经济观点、思想方法；[22]442批判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西方新闻观等，在批判一切危害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理论及价值观的过程中凝聚共识、汇聚合力。
再次，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和提炼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注入丰富内容。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的不同阶段锤炼出各种具体的精神形态，这些精神形态成为激励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提炼和概括各种精神形态的内涵，完成系统的谱系构筑。在考察和调研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总结出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以及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等精神形态的丰富内涵。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概念，融贯百年历史实践中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所形成的系列伟大精神，并明确其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24]，建构出一脉相承、内容丰富、接续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共中央宣传部梳理了46种具体形态的伟大精神，将其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些具体精神形态勾画出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的具体价值目标及实现过程，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立场。可以说，回顾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提炼和概括具体精神形态的内涵、构筑以系列伟大精神为内容的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实践，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理论内容与实践篇章，凝聚了民族复兴的精神伟力。
最后，在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路径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并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实现价值融通、价值传播的重要方法路径。毛泽东曾以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和军事教育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引入党内军内，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及价值观的影响，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具体培育和践行路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发挥教育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展开了新的探索。党中央规定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强调要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接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等等。另外，习近平总书记还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提出要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榜样教育的作用，他认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22]118, 要求“全国各族人民都要向劳模学习，以劳模为榜样，发挥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共同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22]119。他多次致信“模范空降兵连”全体官兵、“高原戍边模范营”全体官兵和“中国好人”等模范，赞扬与勉励英雄模范，并发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像英雄模范那样坚守、像英雄模范那样奋斗，共同谱写新时代人民共和国的壮丽凯歌”[25]的号召。可见，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情感因素在价值观改造中的重要作用，注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格化身——榜样来感染、说服和教育群众，在催化情感转变中发挥社会主流价值的引领作用，加速推进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融通，从而多层次多方位地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并不是固化的，它在理论批判中完成出场，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实现中国化转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结合，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新征程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赓续和发展，夯实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群众基础，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时代赓续，引领着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
①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② 在中国共产党方面，思想改造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就是“使精神由不正确走向正确，使思想由错误变为不错误，以便能发挥精神的积极作用”(参见：艾思奇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0-91.)。思想改造的核心就在于价值观改造，目的是更好地改造中国。
③ 194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规定了整风学习的22个文件，编成《整风文献》。它们涵盖了苏联方面的著作和重要论述、中共中央作出的重要决定和决议，以及党内领导人的报告、演说和著作。关于苏联方面的材料，既有著作的截取片段、《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又有重要人物的论述，包括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关于中共中央方面的材料，既包括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等重要决定，也有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的部分内容(《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关于党内领导人的重要报告、演说和著作，包括毛泽东和康生在不同场合作的报告和演说，毛泽东亲自审阅编订的《宣传指南》，中共领导人著作的片段，如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序言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章第二、三、四、五节，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1942年6月，解放社出版《整风文献》增订本，增加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论党内斗争》《斯大林论自我批评》，删去了《康生两篇报告》(主要是因为传达文件的性质、内容与毛泽东的相关报告重复)，《整风文献》收录的文件增至24个。1943年及以后，《整风文献》(订正本)又收入《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整风文献》收录的文件增至27个(篇名有修订)。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