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2024, 10(6): 15-23 doi:

理论探讨

“第二个结合”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建构的意义、原则和内涵

缪燚晶, 钟明华

The Significance, Principle and Connotation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Lea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Value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Miu Yijing, Zhong Minghua

基金资助: 2023年度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  23ZDA007
2021年度广东省教育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新时代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知研究”.  2021GXSZ013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缪燚晶,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

钟明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Abstract

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总的价值观点的整体性概念。“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既指引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也指引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不断建构。以“第二个结合”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建构具有重大意义, 其核心在于: 探索形成理论创新与价值观阐释的新路径、打开认知中华文明与价值观规律的新维度、在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中创造文明新形态。从价值观建构原则看, “第二个结合”内含了本土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制度价值化和价值观制度化相结合的基本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点的基本方法。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不断展开, 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呈现出一种不断生成、建构的动态过程。在新的起点上, 应紧紧基于实然与应然、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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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燚晶, 钟明华. “第二个结合”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建构的意义、原则和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J], 2024, 10(6): 15-23 doi:

Miu Yijing, Zhong Minghua. The Significance, Principle and Connotation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Lea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Value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tudies on Core Socialist Values[J], 2024, 10(6): 15-23 doi: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 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1]这一论述鲜明地概括和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思想内涵和哲学智慧。作为“六观”之一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内容丰富、指向明确, 其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密切关联,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国家与世界发展层面的价值追求。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 目前学界聚焦思想条件、理论样态和时代意义等视角对其指涉内容进行了探究。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以价值观的具体实践体现着实质普遍, 又将现代化价值观的普遍特征寓于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特殊性之中”[2], 既要诠释中国价值观的内容, 又要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是一个复合概念, 应予以系统性、整体性和发展性观照。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意义重大。鉴于此, 本文以“第二个结合”为视角, 对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推进意义、建构原则和整体内涵进行探析。

一、“第二个结合”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建构的意义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第二个结合”已成为迫切的时代要求。“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处理“破与立” “古与今” “中与外”关系中顺应时代大势的理论主动和理论自觉, 深化了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及二者互动互鉴互促关系的认识, 是建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重要指引。

1. 探索形成理论创新与价值观阐释的新路径

对“破与立”关系问题的正确处理是实现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前提。“‘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3]8所谓思想解放, 就是要打破思维定式, 以开放的心态研究新情况、处理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建构新理论, 使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在这个意义上, “第二个结合”本质上为“破”打开了更广阔的理论空间与理论视野, 在不断总结经验中“有所发现, 有所发明, 有所创造, 有所前进”[4], 强化“破”的自主性; 同时, 系统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结合、能不能结合、把什么结合、结合成什么、怎么样结合等一系列问题”[5], 为“立”增添了更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更深厚的历史经验, 从而强化了“立”的能动性, 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两个结合”的价值层次和叙事范式上的进一步思想解放。

“第二个结合”提升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层次, 实现了从“必须结合”到“结合什么”的深化, 使价值层面的融合得以凸显。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看, 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 要发挥理论的效能, 就必须以当时的具体实际为前提。在这一点上,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强调要将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6], 列宁则提出理论要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构成情况… …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征”[7]相契合。在科学理论指引与革命实践积淀的基础上, 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这一命题实质上已经包含了对“结合什么”, 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的维度, 但由于受具体历史任务以及文化交流交融内在发展规律的影响,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融合与运用, 更多的是以一种隐性的、潜移默化的形式展现,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也主要体现在物质的具象层面。而“第二个结合”则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要由表及里, 即从物质具象层面深入思想、理念、价值层面, 这无疑是对理论与实践结合层次的新突破。

“第二个结合”更新了现代化价值观话语叙事的范式。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为其内在基因, 以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为其底层依据。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 西方的现代化价值话语和价值模式并不能完全诠释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特殊性, 因为“中国现代性的动力来自历史而非向西方学习的结果”[8], 积淀深厚、气象磅礴的中华文化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中本就蕴含着丰富的现代性因素。由此,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意义深刻。“第二个结合”是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基础上“以中国做中心”[9]407的现代化叙事新范式, 进一步确认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使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建构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和更加深厚的文化根基, 同时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的特征, 以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以时代内涵、时代气息。

2. 开辟认知中华文明与价值观规律的新维度

一个民族只有“走自己的路”, 有自己的观点、主张和方法, 才能突破各种思维藩篱, 实现自尊与自信。“第二个结合”积极回答了“古今关系”的问题, 打开了认知中国道路“从何而来”、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新维度。“第二个结合”从历史中走来, 赓续中华民族根魂, 又向历史深处去, 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尊古不复古, 守正不守旧”的进取精神和“不惧新挑战, 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更展现了中华民族坚守自己道路的自信、自尊、自主。

其一, 强化对中华文明纽带作用的认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深深植根中国的原因在于其与“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10]278。中华文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底。“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文明内在价值的进一步肯定和强调, 纵观“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 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隐性作用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全过程。通过这种结合, 古与今、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之间建构起密切的共同体关系。

其二, 深化对价值观发展规律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规律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内在地包含了探析价值观发展规律的向度。“文化发展的本质是创造。”[11]价值观发挥作用既要积累与继承, 更要创新与发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处于被动继承的位置, 往往被“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12]。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主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理精髓, 以宇宙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温润“人与自然的和谐”[13]528的价值取向, 以天下观“协和万邦”表达出“四海一家、天下大同”的人类情怀, 以社会观“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传递出“自由人联合体”的追求向往, 以“厚德载物”的崇高德行刻画时代新人的价值要求,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现了从被动式改造到双向结合互动的转化。“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规律的又一次深刻总结, 进一步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价值形态。

其三, 拓展对中国道路深厚根基的理解。“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 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14]中国道路是在根植、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中走出来的, 具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和价值底蕴。如果没有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引领就没有中国特色, 更没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个结合”在时间坐标上突出中国道路的演进脉络,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的深刻把握。

3. 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与创造文明新形态

“第二个结合”蕴含新的文明观、历史观和价值观, “确立了扬弃西方文明的、更加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文明观, 树立了能够古今贯通、源流互质的历史认识论”[15], 发展出具有世界意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现代文明上从侧重向外求索到内外求索相结合的转变。这一转变建立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文化自信的基础上, 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根本条件。

对“古今中西之争”的解决, 归根结底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回应, 从价值观的角度看, 就是要回应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问题, 即破除西方“普世价值”的迷思。作为“第二个结合”的作用对象和互动载体, 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展现出与西方现代化价值模式截然相反的面貌: 坚持“人民至上”而非“资本至上”, 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而非极端利己主义的“普世价值”, 强调独立自主而非攀缘依附, 是人类现代化模式在价值观上的重大创新, 呈现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第二个结合”不仅从中华文明的历史谱系出发而且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维度, 特别是从把握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历史高度对中华文明进行定位。它既有对“中国之问”的审慎思考, 又有对“世界之问”的积极解答, 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 既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又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经由“第二个结合”, 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 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第二个结合”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建构的原则

“第二个结合”是推进文化守正创新达到的新高度。建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大势的理论勇气和理论自觉。“第二个结合”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根本方向, 即以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核心, 以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为根基,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基础。在新的起点上建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 是我们新的文化使命。“第二个结合”蕴含了以上三个方面的发展原则, 因此在“第二个结合”指导下进行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构建, 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 坚持本土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基本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价值体系, 随时代变化不断更新其内容。因此, 它不是简单延续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母版, 不是简单套用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模板, 也不是西方“普世价值”的再版, 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结晶。所以,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 首先要坚持本土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其中, 本土化指的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土化、中国化, 现代化指的是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现代化。

一方面, 要坚持推进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本土化。马克思强调: “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 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3]11建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 每一步都要立足中国具体实际, 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求相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性的增强在新时代体现为: 第一, 抓住事物的根本, 进一步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 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生规律; 第二, 关注人的根本利益,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第三, 坚持与时俱进, 不断注入时代元素、中国元素; 第四,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推动社会发展。因此, 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建构必须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土壤, 立足人民物质和精神层面的需要, 自觉从中挖掘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发展有价值的要素和资源。

另一方面, 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现代化。“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 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3]13在文化传承与发展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方面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生命体”。在新时代下建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 要充分理解把握“第二个结合”的要义, 以现代化激活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 以有机结合激活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生命力。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土化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现代化是建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两个半圆, 二者的有机结合和互促融合是建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应有图式和向度。

2. 推动实现制度价值观化与价值观制度化

价值观建设与制度建构相互支撑, 同时二者间也存在一定张力, 为规避因张力所带来的对价值观建设与制度建构的负面影响, 应强化价值观建设的支撑制度, 推进制度价值观化和价值观制度化。

制度价值观化是指在制度建构时就使其承载特定的价值立场、价值要求和价值原则。一方面, 要以价值观引领制度设计、运行和发展的基本方向, 以制度建构实现价值观从抽象到具体的跃升转化。另一方面, 价值观自身就包含社会制度建构的向度, 例如,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蕴含人类命运的价值关怀和鲜明的无产阶级属性, 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根本方向。

价值观制度化则是通过相应的方式方法将价值观融入制度链条, 借助制度的强制性、权威性、公共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推进, 保障价值观的落地、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机制”[16]。因此, 价值观制度化不仅是制度形态的价值观形成和演进的过程, 而且是制度获取合理性、正当性的过程。建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 既要使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融入制度, 提升制度建设的价值自觉, 也要通过制度建设将其转化为日常生活实践的基本遵循, 借助制度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行稳致远。

3.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点创新建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经验、实践形态、行动逻辑和成长范式从价值观层面进行的学理拷问、学术建构与思想凝练”[17], 既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中国的鲜活实践, 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创新, 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要, 是建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重要基点。

着力培育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自信, 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坚定信念。这种坚定信念依托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以及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观的融通。因此要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 提炼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精神标识、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并赋予其时代内容与形式, 使其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积极营造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基础。要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力、引领力和凝聚力, 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理论大众化的程度, 取决于理论满足大众需求的程度。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 切中人民群众需求, 进而采用恰当的方式方法, 积极拓展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价值认同与践行途径, 构建符合人民群众需求的话语体系, 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新媒体, 搭建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传播平台, 扩大宣传覆盖面与影响面。

三、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整体性图景

价值观集中呈现并表达一种文化形态的价值旨趣、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在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内涵时, 学界主要从两方面展开, 一是聚焦“人民至上”的价值标准, 具体展现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民主”“民创”“民享”“民富”的内容; 二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主题, 连接传统与当代价值观, 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建构的历史逻辑。但是, 以上两种观点都未能很好地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整体性”, 由此也不能体现其独特性。“第二个结合”既指引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 也指引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不断建构。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不断展开, 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呈现出不断生成、建构的动态过程。

作为整体性的概念, 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规律、本质属性、物质追求、生存意义等观点的看法和主张, 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立场、价值导向和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8]。其一, 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观, 规范现代化的目标、方向、原则和形式, 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基本价值导向。其二, 它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全面的现代化价值观, 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 通过全方位全过程的价值规范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空间。其三, 它是超越西方“普世价值”的现代化价值观, 构建聚焦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代化价值模式。其四, 它是在“两个结合”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化价值观, 是在对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作出时代回应和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作出现实探究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 反映了在对21世纪时代问题研究基础上的价值观建设进程。以上这四个方面构成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建构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 我们认为, 还可以基于实然与应然、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 对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主要内容进行拓展性建构。

1. 实然与应然的辩证统一

一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层面中体现出来的价值原则、道德观念等的体现。另一方面, 它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未来展开过程的规范引导、价值指引等。因此, 要基于实然和应然的辩证统一,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基本特征, 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立场与追求。从实然状态看, 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蕴含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观、共同富裕的经济价值观、守正创新的文化价值观、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命运与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还着眼于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并聚焦“人的现代化”。这些既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也表征了当前价值观的实践内容, 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历史性与时代性、价值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 是“两个结合”的创新成果。

从应然状态看, 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是指在中国社会中形成相应的价值观体系, 有效规范和引导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价值准则, 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一种价值形态。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 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 表现为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更新、充实与发展。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 面对整个现代化进程及其未来发展的价值观建构问题就提上了日程。所以,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 不仅需要关注其现实而且需要研究其未来发展趋势与形态, 要将对价值观的研究从历史和当下延伸到未来, 拓展价值观研究的时间维度。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经历了多次现代化浪潮的淬炼, 形成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探索, 体现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价值目标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选择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等多个方面。

2. 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

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上, 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既包括现代化的一般的普遍性的价值观念、基本原则等, 也包括中国特色的具有特殊性的价值观念等, 既反映价值观现代化发展的一般特征和一般规律, 也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社会价值观发展的实际需求,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蕴含两个向度: 一个是具有特殊性的“中国式价值观”, 另一个是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化价值观”。换言之, 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建构具有双重任务: 推进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时代化并彰显中国特色实现其中国化。总之, 要基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建构。

一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坚持“以中国做中心”的价值立场, 展现价值观的中国特色。1942年,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谈到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 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9]407。“以中国做中心”作为中国共产党主体性的体现, 意味着聚焦中国正在做的事, 不仅要将其运用于对自身历史的研究, 也应将其运用于对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建设。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处理独立性和依附性、内生性和外生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 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3]5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蕴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 “协和万邦” “天下大同”的天下观彰显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理想,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人民观反映了人民至上的政治价值等, 构成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价值基因。另一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开创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情怀, 彰显现代化价值观的普遍性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多领域多层面的交流不断拓展, 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需求、利益调整、冲突的解决对凝聚全球价值共识提出了要求。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到解决经济失衡、民族矛盾、生态危机等现实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正在全球合作交流中不断提升自身的世界意义。事实上, 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指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客观进程, 资本主义大工业“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3]566, 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使每一个文明国家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换言之, 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推进, 世界现代化进程同步展开。现代化是个世界性问题, 近代以来每个民族和国家都被纳入现代化进程, 必须“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10]166审视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价值观顺应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 借鉴吸收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通过“第二个结合”不仅使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具备现代生命力, 而且使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主体要素, 并在二者相互成就中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根基, 从根本上破除了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及其“普世价值”的迷思。在新起点上,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推进“第二个结合”, 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 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由势能向动能的转变, 为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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