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方中心主义”概念, 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来理解, 一是作为一种学术概念, 强调西方历史、文化和价值在全球范围内的中心地位; 二是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或思维方式, 从西方视角审视和解释全球现象; 三是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或实践, 在国际事务和规制中强调西方利益的优先性。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共同指向西方文化霸权与“文明优越”。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世界格局呈现出“东升西降”的趋势, “西方中心主义”式微, 但其所倡导的一些价值观仍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 影响人类文明实践。2023年6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10。新的文化使命在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 为建构世界多元文明秩序指明方向。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西方中心主义”的形成脉络, 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世界历史进程、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传承发展中华文化与增强文化自信自强、促进人类文明百花齐放具有重要意义。
一、“西方中心主义”生发的思想渊源
基于哲学的“批判性”视角澄清“西方中心主义”形成的思想前提, 立足于哲学的“历史性”特质, 审视“西方中心主义”因何产生、如何发展的理论渊源问题, 是我们全面认识把握“西方中心主义”精神内核的前提。
1. “自我”意识与“普世价值”思想基础
孕育于地中海文明的西方, 古希腊哲学构成其思维源头, 即“西方中心主义”的“自我”意识的萌芽。从古希腊自然哲学来看, 米利都学派中的“水” “阿派朗”和“气”, 爱非斯学派中的“火”与“逻各斯”, 以及后来的“四根说”、原子论等, 无一不在追寻世界的“始基”(beginning或element), 最终悬设一个终极性的——无限的、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普遍依据。从古希腊形而上学的源端来看, 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转向对世界本质规定性(principle或form)的探寻, 将感性但又超越感性的“数”或“神”——抽象的“一”——作为世界的本原。随后, “实体”“共相”“文化” “语言” “符号” ……均充当过“一”的角色。从“万物统一性”到“人性统一性”, 再从“世界的统一性”到“人类活动的统一性”[2]133再至“绝对同一”的逻辑起点, 充分表明了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一个共识, 即世界上存在且具有绝对的、最高确定性的、完美的规定性——“一”。在文艺复兴时期, 人文主义者发现了宗教外衣下的“人性”, 但很多人文主义者仍然是基督教的信徒, 并且在追求个人幸福的同时保持对上帝的信仰。在启蒙运动时期, “上帝”的全知全能遭到进一步的削弱, 作为“自然法则”的代名词而存在。随着19世纪反形而上学倾向的高扬, 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传统价值体系的冲击, 上帝的权威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便是自诩世界中心的“西方”。
蕴含其中的另一条精神主线是西方哲学在对“一”的多元诠释中逐渐形成的“理性”的思维模式。从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始基”之时, 便开启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之路。随后, 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均运用“理性”精神探寻万物运动变化的本质。苏格拉底强调的“美德即知识”, 将理性启蒙、理智知识提高到一个重要的地位, 并高扬于17、18世纪的启蒙时代。“理念论”的倡导者柏拉图以普遍性和不变性——“理念”(idea)世界的“永恒不变”和现实世界的“变动不居”, 进一步为理性主义奠定了基础, 并以达到“思维把握和解释世界的全体自由性”[2]254的原则赋予理性更高的地位。亚里士多德以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进一步阐释了理性的意义和内涵。无论是平衡公民利益的城邦治理还是寻求“普遍”原理[3], 均依赖理性的发展。而体现在政治上, 则是“自由”“共和国”的观念与“帝国” “法治”的观念以及贵族气息浓郁的“民主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法治下的自由” “理性下的自我权利”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显著特征。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 “自适性理性”和“实践的智慧”极大地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 并孕育出一个承接“轴心时代文明目标”的兼具现代化特征的新式文明, 即“欧洲文明”[4]73。20世纪初期, 随着欧洲帝国的分崩离析、海外殖民地的独立、宗教信仰的式微, “欧洲文明”的狭隘性尽显, 取而代之的则是“高度理性主义的产物”, 即“西方文明”[4]73, 涵盖了更广泛的地域文化。西方文明以所代表的个人主义、政教分离、法治精神等“理性信条”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不同形式的霸权, 从而为“西方中心主义”建构的“自我”意识的延伸提供精神滋养与物质土壤。
“普世价值”论作为基督教信仰体系与西方古典哲学融合的产物, 为“西方中心主义”的生发提供了又一思想渊源。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基督教哲学推动西方古典哲学从本体论和知识论逐步过渡到生存论, “最完美”的上帝完成了理性与信仰的融合。于是在“普世价值”的主导下, 西方社会形成了一种平等与规则的主导原则[5], 并开始寻求人类终极价值、生命意义上的文化关怀。随之, 欧洲在基督教“普适性”理想的笼罩下, 试图寻求一种“天主教”式的宽容和“普适”, 强调个体的尊严, 探寻全球范围内的“普适”——自由、平等、民主——的伦理范畴。在资产阶级兴起后, “普适”在转化成为阶级利益服务的“普世”。在启蒙运动之后, 基督信仰的“思想载体”逐渐庸俗化, 个人主义等意识被改良派新教世俗化以及新兴资产阶级的日益扩大等一系列变化, 使“普世”成功披上了人类价值“共性”的外衣, 不仅全力推广混淆“个人权利”与“普世权利”的“普世”人权观, 更将普世价值变为“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 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 简括地说, 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6]648的以资产阶级立场衡量人类行为手段和价值目标的最高标准, 即西方“自我”意识的表象和扩充“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工具。而随着神圣的准则——基督神权——的跌落, 以及“自我”(资产阶级)需求的强化, 西方逐渐从对多元“统一性”的追寻转向了对二元“差异性”的追求, 进而开启了“他者”意象和“文明优越”思维的演进。
2. “逻辑的泛神论”中的“他者”意象与“文明优越论”的思维模式
在西方文明语境中, “他者”意指相对于特定(西方)文明的另一种实体。这一设定在抽象思维中表现为“文明优越论”的解释原则, 其主要目的在于建设一种参照体系, 以通过对比和差异凸显或证实“自我”即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他者”意象与“文明优越论”的思维模式均是时代的“产儿”, 需要从“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7]的哲学思想中寻求其根源。
黑格尔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时代反映和德国观念论的顶峰, 促进了西方“他者”意象和“文明优越论”思维的形成。黑格尔的观念论“乃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哲学表达”[8], 通过强调绝对理性、自我意识的宏大历史进程, 为“他者”意象的演进提供了理论框架, 为“西方中心主义”提供了统一性的解释原则和理论内核。首先, 黑格尔的民族主义。黑格尔将自由精神和理性的最高体现——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视为最完善的政体, “自由精神的原则成为新世界的旗帜”[9]55, “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9]55; 将欧洲文明颂扬为“高于一切”的存在, “世界的历史由东方走向西方, 因为欧洲无条件的是历史的终结”[9]56; 将普鲁士的侵略扬言为“神圣使命”的宣扬者, 战争可“防止由于长期和平会带来的腐化”[9]58。其次, 绝对理性和自我意识对“他者”意象的塑造。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 “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最后实体”[10], 理性是世界的唯一主宰, 历史不过是“自由观念”的发展。任何文明的发展均遵循着绝对理性的必然规律, 西方文明是这一规律的最高体现, 代表着绝对理性的实现。而中国和印度“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11], 且中国是停留于抽象层面的。“自我意识”从直观到本质的完善过程也只能是西方自我意识才能达到的最完善的状态, 其他文明仍处于“野蛮” “未开化”的状态或较低的文明发展阶段。从一定意义上讲, 黑格尔始终借欧洲式的形而上学语言将西方文明塑造为唯一的真实的与合理的, 并将“中国与欧洲的对立性本质化”[12]193, 进而塑造出“他者”意象。最后, 黑格尔哲学对近现代哲学中“他者”思维图景建构的影响。一方面, 黑格尔哲学中蕴含的西方“文明优越”凸显了“理性”的特殊意义, 影响了其他思想家关于“理性”的认识与思考。马克斯· 韦伯将“理性”这种普遍性的“我思”工具归纳为西方所独有的范畴, 认为理性所建构的法规、“严格而系统的思想逻辑形式”[13]2、宪法、国家共同体、劳动组织甚至“理性的社会主义”“仅为西方所特有”[13]4, 而东方社会则“缺乏理性化”[13]3, 进一步凸显西方文明的“理性”优越。另一方面, 黑格尔哲学中“实体即主体”对主体性价值——主体即理性——的弘扬, 在倡导实现人的自立的同时也带来了“主体”之外以“我”为中心的思想观念的萌发, 引起一系列广泛的反响。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的主体性哲学批判以及萨特的主体性困境均是这一思想的表现。还有部分近现代思想家基于对黑格尔哲学中“文明优越”和“理性”观念的认同, 作出了不同的表述, 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从思想渊源来看, “西方中心主义”实质上就是要将西方“自我”价值构建为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西方中心主义”中潜在的、自觉的、无条件的意识前提是将西方预设为一种至高的确定性存在, 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极力促成适宜于西方殖民主义或资本扩张的观念形式。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14]525, 因此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探索不能仅仅停留于思辨的层面, 还要回归到其产生发展的现实根源, 探究其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
二、“西方中心主义”形成的现实基础
1. 资本扩张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塑造
其一, 资本推动“西方中心主义”的形成。“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4]550工业革命奠定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现代国家本质上已然成为“资本主义的机器”[16]295。资产阶级需要一种可以理所应当地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15]43的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力量”, 使其他一切阶级“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15]46。而这样一种“精神力量”是可与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变化相适应的意识形态, 无论是“道德、宗教、形而上学”还是其他思想意识均需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 且能够充分系统化、理论化地反映资本主义的精神思想。因此, 这种意识形态在于建构一种“自我”中心的理论内核以适应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实践需求, 促进“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阶级结构的建立, 使资本主义精神成为引领社会乃至世界发展的“普照的光”。
其二, 资本的对外扩张促进“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表达。“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要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17]166获取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前提, 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又是保障资本主义生产正常运转的前提。当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圈地运动、政治干预等资本增殖手段已无法改变国内市场的饱和状态时, 资本主义社会为纾解自身内在的、固有的“劳动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之间的矛盾, 以及扩大市场, 积极开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18], 平衡“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19]247, 推动资本逻辑下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全球性扩张。于是, 一种作为资本附庸的话语表达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为进一步扩大其中心统摄地位而得到进一步的传播。这种话语实质上在于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20]90投射于世界历史之中, 塑造资本主义先进性、文明性的身份, 使其殖民扩张“合法化”, 进而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使其朝着既符合资本逻辑又掩盖资本剥削秘密的方向发展, 即“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21]。
2. 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化
“生活决定意识”[14]525,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发展。“西方中心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基于欧洲文明发展的客观现实, 伴随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而日益强化。
其一, 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增强了“西方中心主义”发展的“现实基础”。“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17]347, 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资本的内在特性。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是不断通过对外殖民扩张和掠夺来获取更多的资源与市场, 以实现生产资料和资本的集中, 进而向一定的、更高的阶段——垄断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发展。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 资本跨越国界实现增殖, “资本支配劳动”[20]487的原则、物质财富与雇佣劳动之间对立的规定随之成为世界性的。资本逻辑中的“异化”与“物化”、侵略和压迫的固有属性导致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逐渐升级, 甚至发动“屠杀千百万人的战争”[22]12, 以掠夺资源, 攫取高额利润, 塑造大规模“劳动社会化”的历史环节。而“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15]474的资产阶级胜利, 一方面, 增强西方自我认同感, 使其更加坚信西方是“先进性”的代表, 并吸引了一批认同并宣扬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追随者, 将非西方国家视为落后、野蛮和需要被改造、被“文明化”或现代化的对象; 另一方面, 进一步加剧世界贫富差距以及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 为构筑西方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创设条件, 同时也滋生了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西方中心主义”的立论依据——思潮。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固化了“中心—边缘”的世界格局, 奠定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现实基础。
其二, 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身份的转变为“西方中心主义”的泛化提供支撑。首先, 巨大财富的积累增强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传播。“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15]36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使科学成为“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366, 自然科学成为资本积累、增殖的手段, 使西方率先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由此, “最先进、最文明”的西方以资本为核心, 构筑起一个涵盖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的霸权结构, 以绝对的现实优势迫使一切民族“推行所谓的文明, 即变成资产者”[15]35-36。其次, 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实践的上层建筑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发展的意识导向和价值规范。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 西方殖民主义已经逐渐转化为一种以文化舆论为载体, 以更为隐秘的方式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后殖民主义。自工业革命之后, 西方资产阶级以欧洲为中心来审视世界, 将西方的制度模式、价值观念奉为圭臬, 把西方的发展道路抽象为一般的、普遍性的发展道路, 不断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殖民, 再以非西方国家或地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认同来加强自身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 以此支撑其文化霸权, 巩固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进而以强权政治的意识形态推动“西方中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泛化、强化。最后, “民主”的政治国家制度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壮大”提供了制度支撑。将资产阶级的统治作为“人民主权意志的绝对表现”[15]171的资本主义国家, 自称推行了“最民主、最自由、最平等”的政治制度, 即一种广大被剥削者“被排斥在国家管理工作之外”[22]238的民主制度; 一种“妇女处于无权的地位”[22]49、极少参与政治活动的自由制度; 一种宣称“个人绝对平等”[22]216实际却“反对消灭阶级”[22]216的平等制度。正如被利益集团占据政府和议会的英国, 以及被性别歧视左右大选的美国, 均是这一“民主”制度的体现。从世界视角来看, 被剥削者、妇女、被消灭的阶级则变换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霸权主义的国家, 即除资本主义国家之外的一切“他者”, 一切否认具有优越性和普遍性的“文化、历史和价值观”的欧洲形象的反对者, 一切试图建构超越“欧洲中心”世界秩序的“野蛮者”。显而易见, 资本主导下的全球规则、政策的制定也是基于其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 但实质上不过是扩大泛化“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
三、“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潜在助推
由资本主导的国际体系本质上构建了一个“依附—从属”的国际关系格局, 导致“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5]36。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基本框架之下, 西方文明以“开化” “正统”“普适”“神圣”的形象与被视为“未开化或半开化”“异端”“专制” “世俗”的东方文明之间的对立和矛盾, 使“西方中心主义”被进一步强化。
1. 时空错位下的“他者”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
西方文明的高度“制度化”和“现代化”赋予其殖民侵略以“普世”的合理性, 并将人类文明分裂为西方与非西方两种形态, 造就了不同地理纬度上的时空错位
西方以其先发的现代化优势将自身切入东方社会
首先, 社会发展的“错位”催生“落后”的“他者”形象。从西欧社会发展来看, 13世纪末期, 西欧封建社会的瓦解开启了资本主义的渐进式成长过程。14—18世纪, 资本主义已从地中海沿岸的萌芽阶段进入早期革命阶段。19世纪, 西方工业化文明与资本的殖民掠夺交织, 促进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并掀起西方绝对权威意识的浪潮。从东方社会发展来看, 早期的东方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且呈现出以农业文明高度发展、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丝绸之路贸易互通、处于东方文明秩序顶端的古代中国为中心的体系格局。19世纪后, 财富逐渐从东方流向西方, 部分东亚国家变成了贫穷、不发达的地区, 东方逐渐沦为西方的附庸。从整体来看, 诞生于封建主义矛盾中的西欧资本主义文明, 已然成为一种超越封建制的“新的”文明。蒸汽动力和新大陆的开拓使东西方曾共有的劳动力、资金限制被技术创新率先突破, 并使欧洲“摆脱了长江三角洲式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12]200, 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绝对优势。反观东方, 长江三角洲地区仍然是东方社会的重要的农业和手工业中心。同时, 东方各政治实体的不断“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20]415也未能带来现代文明意义上的自我革新。由此, “大工业”与“手工业”、“人权”与“专制”、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错位, 将东方社会置于“落后”的低级文明一端。
其次, 关系结构的“错位”造就“异质”的“他者”形象。在近代早期的东方社会, 中国作为大国发展了一种“儒家秩序”, 无意于强制输出自身的价值观和理念, 直至今天也“努力和大多数(而非全部)周边邻国建立了稳定的关系”[4]117。可以说, 作为东方社会代表之一的中国, 一直是“安全共同体”的构建者和实践者, 旨在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的共同利益。而西方则基于资本逻辑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西方文明的版图, 以建构“统治性力量”[4]92。然而, 当西方文明试图以自身为标杆来改变非西方文明时, 文明的冲突就自然不可避免。西方对自身的定位是文明的“施动者”, 旨在规范其他国家采纳西方的文明体系和制度, 建构以西方为中心的“实践共同体”[4]84。可见, 东西方的自我定位和政治实践的“错位”使双方形成了“异质”的对立。
最后, 文化取向的“错位”促成“野蛮”的“他者”形象。中国作为特定时期东方社会中的文明国家, 中华文化构成当时东方社会的主流文化。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西方固有的二元对立原则使其将中华文化置于一种基于西方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建构出来的虚构想象空间之中, 不仅过于强调二者之间的差异性, 而且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寻找二者之间的统一性, 以塑造西方现代性叙事的重要参照点, 从而将东方社会描绘为“野蛮”的存在, 进而通过同化“他者”来确立“自身”, 以建构文化霸权。
由以上种种“错位”可见, 以“他者”的落后塑造“自身”的先进, 不仅是确立西方中心地位的有效途径, 而且是推动“西方中心主义”不断强化的必要条件。
2. “西学东渐”推动“西方中心主义”的泛化
东方社会对西方科学、艺术、思想等的“效仿”, 从侧面确证了西方文明的“优越”。科学领先的西方社会以军事、经济的绝对优势打开了侵略东方国家的大门。日本、印度等东方国家成为西方的附庸, 并在西方的“庇护”下逐步强化“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认识, 推崇西方文明。东方社会中的中国也力图寻求一种“救国之道”, 以期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早在17世纪, 黄宗羲、王夫之等思想家基于对旧社会制度的反思, 提出了“天下为主, 君为客” “均天下、反专制”的主张, 旨在打破“君权神授”的封建观念, 推动社会发展。但清朝游牧民族的入关, 不仅未能开展对旧制度的清算, 而且使中国走向更加封闭、孤立的状态。19世纪后, 中西之间的“不对称冲突”
而从西方国家的视角来看, 西方是现代化的先发国家, 以多元复合型的文明实现了自身的“内源式发展”, 并以技术、文化和先进知识吸引东方等后发展国家, 使其被动输入西方文明机制, 走上一条“被动”的现代化道路。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根植于“普世”化实践, 借由民族主义强化自身优越性。基于这一逻辑, 西方文明优越于东方文明, 且对其他群体进行文明化是“白人的负担”, 必须要以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独有的殖民实践。[4]90尤其相较于东方社会中的自然感性、小农市场、等级社会来说, 西方的“优越”得到进一步的凸显。此外, 中国在被动状态下的“效仿”, 促使部分国人逐渐接受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及相关的价值观念、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 由此滋生“西方化等于现代化”的迷思, 并引发对中华文化的质疑甚至自我贬低, 塑造了东方“学徒”与西方“师者”的关系。例如, 20世纪80年代有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主张走“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道路[23], 加之历史虚无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错误思潮的侵蚀均从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学徒”式的错误思想观念。因此, “西学东渐”内含一种价值观输入, 为“西方中心主义”的扩张提供了空间。
四、“西方中心主义”的未来走向
“西方中心主义”是伴随资本主义兴起而出现的一个历史性概念, 生成于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时空错位”, 发展于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的文明交汇。“西方中心主义”是西方这一“突破性文明”[24]的附生物, 从开始就是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服务的, 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地域主义均为其提供了立论基础。“西方中心主义”是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础, 主张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 将西方置于世界中心, 固化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势地位, 以实现资本主义国家对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的剥削, 使世界“西方化”。但“西方中心主义”并不是永恒的、唯一的, 其在世界历史中产生必然会随着世界历史的演进而发生变化甚至消亡; 其在“中心—边缘”格局中的身份定位也绝非一成不变的。在经济全球化大势之下, 中国不断推进动人类文明发展, 以谋求一种既契合全人类共同价值又推动实现人类文明和谐共生、包容互鉴、持续进步的全新嬗变, 构建多元共存的文明图景。
1. 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评析
“西方中心主义”是一个总体性概念, 内含观念、理论与实践多重向度。分析“西方中心主义”的未来走向, 需要全面剖析其本质。“西方中心主义”的本质性错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自我”价值与利益视为人类整体的价值和利益, 抹杀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 导致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在人类社会的价值构成中, 特殊性强调基于特定群体或个体的独特性之上的“自我”价值需求, 普遍性是对人类整体价值诉求的概括。“西方中心主义”割裂了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联系, 将西方价值观这一“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 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16]498, 欲将世界各国纳入西式文化、政治模式和“普世价值”的统一框架之内, 以建立西方利益至上的普遍原则, 从而导致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中心—边缘”的格局预设, 必然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文明冲突。然而, 人类文明发展需要基于关乎人类整体价值和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25]522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上, 只有关切不同国家的合理利益诉求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 才能实现人类文明的和谐共生与持续繁荣。
三是对世界文明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采取否定的态度, 始终将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标杆, 试图推行单一文明以巩固其霸权根基, 破坏国际合作共识, 导致各国之间的冲突与纷争。“西方中心主义”否认一切非西方文明以及发展道路的正当性, 忽视“他者”文明和道路实践的民族性、历史性以及多样性, 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西方霸权主义, 以实现资本的无限扩张, 进而“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5]36。同时, 资本主义文明塑造了一种建立在丛林法则和资本逻辑之上的短期的碎片化、相对化的合作, 难以形成推动人类文明繁荣发展的合力。[26]然而,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 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 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27]。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需要有效激发各文明主体之间的认同与互信, 广泛凝聚合作共识。蕴含其中的是“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 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28]的原则, 唯有依此而行, 才能为构筑更加合理、开放、多元的世界文明格局注入确定性力量。
“西方中心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性与必然性并不能等同于其在人类历史中的恒久性。
第一, “西方中心主义”具有现实性和必然性。“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 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29]268 “现实的”绝不是一切的、无条件的现存的事物, 现实性是在历史过程中——“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29]268——的本质和实存的统一。“西方中心主义”在西方文明的历史展开中表现出现实性和必然性。“西方中心主义”根植于西方文明的历史性形成之中, 内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时空演变之内, 始终围绕着西方的“霸权实践”和“理性主义”展开。纵观西方文明史, 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至“基督教文化”[30], 从“上帝”与“恺撒”到欧洲“现代化”, 从“欧洲文明”到“西方文明”, 从“权力制衡”的政治优越、“理性至上”的哲学优越、“帝国主义”的军事优越到“西方中心”的文明优越, “优越性”是贯穿其中的隐性线索。而“西方中心主义”则在“优越性”的展开过程中, 将其作为本质属性。时至今日, 美国正式成为西方文明的代表, 以西方名义推行“美国信条”, 当代的“西方中心主义”已演变为“美国中心主义”, 其逻辑依然是基于“自我”需求来对待“他者”, 以建立西方“普世”一元文明的世界。
第二, “西方中心主义”不是永恒不变的。“凡是现存的, 都一定要灭亡。”[29]269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现实载体来看, 资本主义的灭亡具有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 以商品经济为重要支撑, 以“物的依赖性”[19]52为主要特征, 必然有着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发展的趋势。同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 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16]30。随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日益凸显, 以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的全球紧张局势, “新式美国信条”愈加受到质疑, “西方中心主义”正逐渐失去其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 其认同感、话语传播的强制力正日渐减弱。“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 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 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 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1]6中华文明早已在“时空错位”之下实现了自我革新, 正以崭新的东方之姿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如今的中华文明既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 又兼具人类文明的广阔视野。同时,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1]10。坚定文化自信, 增强文化主体性, 是当今中华文明在展开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实存与本质的统一, 从根本上对“西方中心主义”作出了回应。“西方中心主义”在19世纪中所表现的“单纯的直接的必然性”[16]478正逐渐走向“融合在必然性中”[16]486的偶然性, 并在对其自身“必然灭亡的理解”[20]22中逐渐被否定, 最终走向消亡, 为新事物所“代替”, 被一种多元文明和谐共存的新文明观所代替。
2. 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中心主义”的文明范式
考察人类文明的历史图景, “中心—边缘”的动态交织与变迁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 深刻塑造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一定意义上讲, “中心—边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其形成、变换与各文明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密不可分。当前, 传统地域性文明界限日渐模糊, 人类文明正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以及人类交往方式的变迁而不断重构。在唯物史观视域下, 中华文明遵循人民性、正义性、包容性、和平性相统一的原则, 破除“中心”与“边缘”的藩篱, 以探寻人类文明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的崭新局面。
中华文明秉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公平正义观, 依靠最广大人民, 坚持走正义道路。“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6]103,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6]104, 人民是文化的创造者, 是文明创造的主体。“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31], 人民是文明现代化转型的内在动力与价值取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人民至上”的立场贯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全过程, 不断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要, 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 从而汇聚起广泛的社会力量, 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和主体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 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32]2中华文明影响力、凝聚力的彰显是以遵循正义、道义与公理, 护卫公共权益、行使公共义务, 关切各文明体的需求,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制定全球治理规则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与发展。
中华文明坚持包容、和平,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和羹之美, 在于合异。”[33]22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与融合, 才能激发出新的活力与创造力, 而一种文明“越包容, 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 就越会绵延不断”[1]4。同时, “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33]382, 使多元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和合共生”。中华文明呼吁不同国家和民族在平等、包容的基础上理解不同文明的价值内涵, 以对话化解分歧, 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文明“共生”理念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零和”思维, 建设一种平衡、共存和进步的文明秩序,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达至“交通成和”“共生并进”“保合太和”[1]4的文明图景。
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 继承并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超越了“西方文明中心论” “西方文明优越论” “主流文明论”“文明冲突论”等概念中的狭隘性与局限性, 实现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同时, 建设中华文明, 不是意图推崇“新东方中心论”或“新东方主义”, 而是要摒弃试图以“规范性力量”统摄世界范畴的“自我”中心的文明建构, 携手世界各国共同探寻文明和谐之路, 共绘人类文明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3月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强调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32]8, 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 也为我们理性认识“西方中心主义”给出了答案。
“任何一种文明, 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 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34]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产生的文明都是独特的, 各有千秋、各有不同。鼓噪“文明优越”“文明中心主义”认为自己的文明高人一等, 是对其他文明的不尊重, 只会阻碍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
① 这里的“时空错位”引申为两种含义: 一是指同一时空下文明发展轨迹的复杂性和滞后性; 二是指施动方以自身的思想认知和文化背景去理解、解读受动方的文明表现。
② 意指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之前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格局。彼时西方早已进入现代化的文明门槛, 东亚则远远落后于西方的文明发展。
③ 指实力相差悬殊的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战争。参见: 柳思思. 身份认知与不对称冲突[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2): 114-127, 159-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