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国命运与共的价值追求和精神纽带。2015年9月28日,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 2021年4月20日,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了“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2]340, 指明了人类价值追求的“新路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 “我们真诚呼吁, 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3]63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预言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4]169,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交织, 世界力量的转移、格局的重构、主导力量的重组, 都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 人类需要共同应对的各种挑战日益艰巨, 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通过形成一种共同的价值理念来指引方向、破解发展难题。当下, 我们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 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3]63, 共同破解世界发展难题,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准确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科学内涵、根本指向和基本遵循, 为形成世界文明新格局和国际社会新秩序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何谓全人类共同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坚持合作、不搞对抗, 坚持开放、不搞封闭, 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5]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追求,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是对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超越, 是中国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中国方案”。这一共同价值以承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权利为事实前提, 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来尊重主体、凝聚共识、消解冲突, 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全世界人民的公共意志和基本价值追求, 旨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总书记以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深邃的历史眼光, 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深刻洞察时代发展潮流, 充分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汇聚不同文明的相通性, 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新的价值遵循。其一, 和平是一切价值的前提。习近平主席强调: “没有和平, 一切都无从谈起。”^[2]419和平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心声、共同的期望, 也是最重要的共同利益, 它构成全人类共同价值中最基本的价值要素。和平安定的环境是人类社会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其二,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为了人民而发展, 发展才有意义; 依靠人民而发展, 发展才有动力。”^[6]努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发展环境, 营造积极向上的发展氛围, 自觉弘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释放发展潜力, 增强发展活力、动力。其三, 公平是所有发展主体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作为发展主体的所有国家、民族和个人, 都应受到公平对待, 享有公平的发展权利。体现公平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就“必须直面贫富差距、发展鸿沟等重大问题, 尊重每个民族或国家的平等主体地位”^[7]76。其四, 正义是制度构建的首要美德。正义是人类社会始终追求的首要美德。由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体现正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就要在多样化的诉求中凝聚共识, 依靠共同的制度安排, 寻求“最大公约数”, 承认和尊重各方的主体地位, 着力构建正义的制度规范。其五, 民主是现代政治的核心要素。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民主, “应是人民在历史中自主选择的民主……是大多数人实行权力的民主……是贯穿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过程的民主……是为了大多数人利益的民主”^[7]77。由此, 体现民主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就要坚持民主的人民主体性, 充分发挥人民在民主活动中的主体作用, 推动国际关系及国际事务的民主化, 反对强权政治, 反对虚假和虚伪民主。其六, 自由是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终极价值。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自由, “应是世界各民族从不平等压迫中获得现实解放的自由, 应是人们在共同体中通过特定实践自由交往彼此联系的自由, 应是个体自由选择、自主担责、自我实现的自由。”^[7]77体现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就应尊重每个国家、民族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 反对非法剥夺他人自由权利、干涉他国内政的错误行径。全人类共同价值高度凝练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追求, 深刻阐释了其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形成了立意深远、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价值体系。

任何人类价值都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全人类共同价值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丰富的科学养分, 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深厚的思想土壤, 是两者相结合的时代产物。

其一, 全人类共同价值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的思想土壤。全人类共同价值因其秉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进价值理念而天然具有开放包容的价值属性, 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兼收并蓄、海纳百川、集思广益等思想理念, 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注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其中, “和而不同”体现了合群睦众但又不为求同而失去原则随意附和的思想; “求同存异”意为找到相互之间的共同点同时保留各方的不同意见, 体现了尊重差异性但也不放弃寻求共识的可能性的思想; “兼收并蓄”意为把不同性质的东西涵括在一起, 允许差别的存在, 体现了兼容并包的思想; “海纳百川”意为大海可容纳千百条江河之水, 体现了宽容大度、胸怀宽广, 无论差异有多大皆可化为一体、达成共识的思想; “集思广益”意为集中群众的智慧、广泛吸收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体现了尊重群众、听取群意、博采众长的思想。

其二, 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现。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理念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思想滋养。马克思深刻批判了建立在资本利益之上的“虚假共同体”, 并提出了“真正的共同体”理念。马克思指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工业和商业瓦解了封建的共同体”^[4]213, 而金钱成为世界的主宰者, 拜金主义盛行就是佐证, “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 而变成了物的奴隶”^[8], 只有摆脱物的、金钱的束缚, “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 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4]199“真正的共同体”理念立足于现实的个人, 致力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真正的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现,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成果。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国际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治理赤字不断加剧的背景下,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性、可操作性的价值指引。

其三,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成果转化。马克思指出: “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 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168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深入推进, 智能化时代如约而至, 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信仰、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将不断交织交融。虽然“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 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9]。全人类共同价值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滋养, 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景,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遵循。

“普世价值”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 以西方国家的价值实践为模板, 以“普遍适用”为幌子, 其本质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塞缪尔· 亨廷顿指出: “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10] “普世价值”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其一, 推行“普世价值”体现了西方国家的傲慢。西方国家普遍地认为资本主义价值观就是最高层级的价值观, 他国理应遵循。正如弗朗西斯· 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 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11]。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傲慢地认为其他国家和民族也应以西方资本主义现行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等价值理念为样板。其二, 推行“普世价值”体现了西方国家的偏见。西方国家罔顾其他国家拥有主权独立的事实和自主选择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利, 在不甚了解其他国家国情和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前提下, 就对其予以否定, 以居高临下的“教师爷”之态, 无视他国独特的价值实践路径, 进行“指手画脚”, 推行“双重标准”, 实施“长臂管辖”, 以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其三, 推行“普世价值”体现了西方国家的霸权。西方国家试图以自己的价值取向改造和替代他国的价值取向, 力主推行“普世价值”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所有国家民族摆脱贫困落后局面、实现文明进步发展的唯一选择, 从而达到其“文化殖民”的目的。事实上, 西方国家推行“普世价值”绝非是为帮助他国走上繁荣富强之路、实现自由民主, 而是以此为幌子, 控制和干涉他国内政外交, 帮助自身在国际交往中攫取战略利益。区别于“普世价值”, 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 倡导尊重和包容各国各民族的具体实践, 倡导维护多样文明的多极世界, 并大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现了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

“乱”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真实写照。一方面, 是世界各地的争端冲突之“乱”, 如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叙利亚危机, 是百姓因战争而流离失所之“乱”; 另一方面, 是西方制度治理赤字引发的自身治理之“乱”, 本质上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局限性导致的必然结果。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 正是中国为应对世界之“乱”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出的“中国药方”。其一, 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中国对人类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在建设“百花齐放”的“百花园”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价值理念的引领下, 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主体永远先于冲突而存在, 强调尊重主体、消解冲突, 而非消解主体、激发冲突。倡导以“共商共建共享”取代“零和博弈”, 最大可能地让每个价值主体发声, 最大可能地使其他国家民族在寻求自身发展中充分吸收本国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 并在交流互鉴中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实现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共赢。其二, 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中国关注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格局。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随着中国改革发展的行稳致远, 中国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欢迎更多国家地区搭乘中国快速发展的“顺风车”, 帮助其他国家民族实现更好的发展。中国始终关注世界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 在追求自身发展利益的同时, 始终坚持正确的义利观, 以义为先、义利并举, 关注其他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诉求。其三, 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中国在推动形成价值共识进程中所发挥的主体作用。当前, 在世界正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及治理赤字日趋加剧的情况下, 中国率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作为是中国关注人类命运和心系世界前途的鲜明态度, 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和历史担当。今天, 人类再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面对各种严峻的全球性挑战, 中国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仅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大势, 也彰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历史使命。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切准世界历史发展围绕动力、平衡、治理“三大发展规律”的“脉”后开出的“中国药方”, 着眼于解决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发展失衡、治理滞后、气候危机等一系列世界性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以丰富多样的世界观、主权独立相互平等的国家观、有差异无优劣的文明观、尊重他国自主探索道路的发展观等为基本遵循, 以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为渠道, 以实现人类社会的永续和平与持久发展为旨归。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不断被写入联合国多项决议的事实表明, 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新共识。它从根本上与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零和博弈论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只有深刻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价值诉求, 才能准确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根本指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个具有外在关联性的共同体, 而且是一个具有内在凝聚力的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向导。“没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是盲目的。”^[7]80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基于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引领, 以全球化的共同价值为精神纽带, 以人类社会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全人类共同价值应运而生, 它超越了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普世价值”, 充分尊重主体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关注各国家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诉求, 寻求“最大公约数”, 凝聚价值共识, 消解争端冲突, 为世界正在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寻求出路。“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观基础, 确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性。”^[12]

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尊重主体、消解冲突为前见, 尊重不同价值主体的特点和个性, 因此成为各国家各民族在经济全球化下摆脱消极对抗泥沼的精神纽带, 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价值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从外在形式到内在实质都具有鲜明的人类共同性,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与彰显世界各民族文化智慧中吸纳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民族性与世界性高度统一的价值呈现。与“普世价值”不同的是, 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人类共同性, 是人类价值共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全人类共同价值从人类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出发, 通过世界各国人民的齐心努力来共同应对全人类的生存危机和发展诉求, 是人类社会实现和平、协调、持续、绿色及共同发展的基本价值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倡导文明交流互鉴, 主张以历史眼光、开放心态、友善协商代替停滞不前、封闭僵化和文化殖民,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的价值遵循。

面对当前世界形势和发展难题, 中国率先提出了“三大全球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 并愿同国际社会一道落实推进, 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面对全球性发展难题和世界性价值认同危机而提出的内蕴集体行动逻辑且为全人类所共建共享的价值共识”^[1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所系和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3]6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迫切需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指引。全人类共同价值承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在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结合中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价值遵循。同时, 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 促使各个国家民族实现求生存、谋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 中国共产党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有力回答“时代之问”, 并影响引领“世界之变”和“时代之变”。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指向, 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实现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景。

全人类共同价值既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趋势, 又科学回答了当今的“时代之问”, 因此是时代性与历史性的统一; 全人类共同价值既体现了各国家各民族自身独特的价值追求, 又形成了具有人类共同性的价值共识, 因此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全人类共同价值既回应了各国家各民族当前发展策略诉求, 又满足了各国家各民族的长远发展需要, 因此是策略性与战略性的统一。

从历史维度来看,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交往和思想碰撞的智慧结晶, 将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与方向。同时,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出的“中国药方”。因此, 坚持时代性与历史性相统一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遵循。

一方面, 全人类共同价值准确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以回答“时代之问”。当前, 国际形势持续动荡, 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 “我们怎么办”成为“时代之问”, 我们不得不回答而且必须答好这一时代课题。要回答这一“时代之问”, 就必须坚持从历史出发, 顺应历史发展潮流, 把握历史发展主动, 促进世界范围的文明交流互鉴, 大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扎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是坚持从历史出发, 在历史的确定性中回答“世界怎么了”。20世纪以来, 虽然人类社会财富实现了快速增长, 但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伤害让人记忆犹新, 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期盼依然迫切。回答“世界怎么了”, 就要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 为世界和平贡献智慧, 引领世界走向和平发展、共同发展。二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 在大变局中回答“人类向何处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 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命运与共, 合作与共赢的时代潮流深入人心, 国与国之间的依存度越来越高, 在大变局中回答“人类向何处去”, 就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间正道”。三是把握历史发展主动, 在克服风险挑战中回答“我们怎么办”。在新形势下, 人类面临的挑战更加多样, 全球性问题更加凸显, 各种复杂问题交织, 解决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气候变化等世界性难题, 迫切需要各国协同合作。只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才能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另一方面, 全人类共同价值准确研判时代方位, 开启了人类共同价值构建的新纪元。准确研判时代方位是一个国家、民族判断国际形势、分析社会现实、制定大政方针的重要依据。全人类共同价值准确研判时代方位, 针对当前世界多元价值共生所遇到的困境, 提出了“中国方案”, 开启了人类共同价值构建的新纪元。一要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 邓小平指出: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 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4]和平与发展问题仍然是当今世界最迫切的现实课题。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及治理赤字, 犹如“四座大山”摆在全人类面前, 如何化解这些危机, 要努力以合作取代对抗, 从对抗冲突走向和平发展, 从“零和博弈”走向合作共赢, 自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要确证公平与正义的时代底色。近年来, 有的国家固守霸权、霸道、霸凌的“老一套”, 在国际社会上大搞“少数人说了算”, 甚至是“一言堂”, 导致国际冲突不断、国际秩序遭受严重破坏。全人类共同价值从人类基本良知出发, 在处理各类事务中坚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守道义, 在强调各国家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公平与正义的时代底色。三要顺应民主与自由的时代潮流。当前, 世界该走向何方、去往何处, 应由各国家各民族自主抉择。但有的国家继续推行冷战思维, 人为制造冲突, 给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带来干扰。当历史向世界历史进行转变, 每个国家民族都是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 都有选择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全人类共同价值顺应民主与自由的时代潮流, 使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可能, 在坚持时代性与历史性相统一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世界的也是各国家各民族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既体现各国家各民族自身的独特价值, 又体现具有人类共同性的价值诉求, 是全人类的价值共识。因此, 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遵循。

一方面,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性内蕴于民族性之中, 并通过民族性呈现出来。全人类共同价值形成于世界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 是人类价值追求的“最大公约数”, 也是人类共同价值理想的集中体现。因此, 全人类共同价值既体现了各国家各民族文化的独特印记, 也彰显了具有人类共同性的价值共识成果。“人类共同价值的精神本质上是多样的, 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价值观念之间的潜在冲突, 但是这种差异……并不妨碍人们在这种多样性中确立普遍性的共识。”^[15]53基于此, 人类在追求共同价值时, 就必须尊重和包容各国家各民族文明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通过对不同国家、民族文明独特性的呈现形成具有共性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奠定人类文明繁荣与发展的价值基础。但“这种包容性并不意味着价值观念的相对主义……而是承认在特定文化与社会结构中探索共同价值的重要性”^[15]53。因此, 全人类共同价值才能在各国家各民族文明的特殊性中揭示人类共性, 从而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对话、交流与合作,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价值基础。

另一方面, 全人类共同价值中蕴含的任何民族性都离不开世界性, 都是世界性中的民族性。当前, 全世界共有2500多个民族,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每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特定的精神风貌、历史特点、发展阶段及价值信仰等。每一种价值实践形式都具有其民族特殊性, 正是这些独特的民族文化开出了世界多样文明的“百花园”, 形成了具有共性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包容理解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对价值精神的认知, 强调对于任何一种价值精神的理解认同都无法脱离其国家、民族的发展利益。因此, 我们要坚持以民族性来审视世界性, 准确把握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客观性。然而有的西方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将“普世价值”作为对抗“筹码”, 不惜利用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优越价值体系”来质疑评判其他国家民族的价值观念。基于此,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我们克服由意识形态差异所造成的对共同价值理解的障碍, 认可价值实现的多元路径”^[15]54。在承认价值多元的基本前提下, 展开积极的对话交流合作, 才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打开方式。

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要符合各国家各民族基于自身生存发展利益策略的诉求, 而且要符合全人类应对未来挑战的长远发展需要。因此, 坚持策略性与战略性相统一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遵循。

一方面, 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实事求是的策略, 充分尊重各国家各民族自身当前生存发展利益之诉求。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实事求是的策略, 允许各国家各民族立足自身传统文化、历史特点和发展阶段, 充分尊重各国家各民族选择意识形态的自主性与主体性, 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参与价值内容共建, 实现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创新; 并承认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 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既要让本国文明代代相传、熠熠生辉, 也要让各国家各民族文明交相辉映、蓬勃发展, 从而增进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交融、共同繁荣。我们呼吁各国家各民族不要局限于自身的文化框架和历史传统, 因为只有开启世界范围的文明交流互鉴才能完成文化肌体的“新陈代谢”, 才能促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根发芽”和“枝繁叶茂”。“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条件, 为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文化积淀。”^[16]因此, 只有促进各国家各民族之间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对话, 才能在相互借鉴中取长补短, 实现自身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这也符合当前各国家各民族自身生存发展利益之需。

另一方面, 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谋划长远发展战略, 积极应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当前, 着力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 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的健康方向发展, 符合各国家各民族的长远发展需求。而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机制改革, 无疑是世界各国的共性事务, 也是世界各国的长远发展需求。基于此, 我们必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3]62, 形成推进全球治理的强大合力。换言之, 就是要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积极回应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入“新征程”、进入“深水区”, 并形成长效的建设工作机制。具体来说, 就是要“坚持对话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外交; 坚持共建共享……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坚持合作共赢……着力解决好全球发展的公平正义问题”^[17]; 坚持交流互鉴, 着力解决好文明冲突和意识形态偏见问题; 坚持绿色低碳, 着力解决好全球气候改变带来的严峻挑战。概言之, 我们要始终坚持策略性与战略性相统一的基本遵循, 正确处理好当下发展利益策略诉求与长远发展战略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 自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扎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