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1]30民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民主政治建设。民主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 (以下简称《内战》)中思考的重要议题。在《内战》中, 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对资产阶级民主进行深刻批判, 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真专制与假民主”的本质, 阐明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才是“真正民主制度”, 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必然被更高级的无产阶级民主代替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在《内战》中对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进行的初步探索, 闪耀着民主思想的光辉, 具有思想性、前瞻性、指导性。恩格斯称赞《内战》是具有“远见性的光辉文件”, 对于民主的探索“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2]5, 高度评价其在民主领域的重大理论贡献。《内战》这部经典著作, 详细阐述了民主原则、民主本质、民主核心等, 集中展现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建设的系统思考。深度耕犁文本, 充分挖掘其中蕴含的民主思想, 为认清西方民主本质、发展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主制度以及建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提供重要理论指引。

阶级斗争的核心焦点是国家政权, 其归属直接决定政权的本质属性, 并决定民主制度的性质。具体而言, 国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 不仅从根本上界定了政权的阶级性质, 而且还明确了民主实践的具体形态。在《内战》中,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进行深刻剖析, 揭示了其内在的狭隘视野、虚伪表象以及日益腐朽的趋势, 指出资产阶级民主不过是阶级剥削的美丽外衣。与此同时, 马克思系统总结和分析了巴黎公社的民主实践经验, 高度赞扬巴黎公社所展现的无产阶级民主实践, 将其视为“真正民主制度”的曙光, 彰显了民主制度的深刻变革。马克思利用辩证思维审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主形态, 论证了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必要性。

马克思在《内战》中指出: 经过无产阶级不懈的斗争, “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 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2]21, 这个新社会就是巴黎公社, 它的成立预示着无产阶级“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2]56。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它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2]59, “公社委员几乎全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2]10, 这些委员对选民负责, 并在公众的监督下进行工作, 同时废除“独立的警察”这些恶棍, 用公社的勤务员代替。普选权不再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2]103, 不再蒙受滥用之虞, 而是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 公职人员真正由选举产生。行政和政治管理不再是“神秘的事情”和“高不可攀”的职务, “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2]60, 公职人员蜕变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勤务员。资产阶级的一整套民主骗局被巴黎公社一扫而尽。巴黎公社收回国家政权, 彻底清除了等级制度, 铲除旧政权, 用“自治政府”代替“集权政府”。以前, 无产阶级只是无名之辈无法真正享受政治权利, 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 在巴黎公社建立后, 无产阶级提高了历史地位, 真正享有民主权利, 如选举权、罢免权、监督权等, 并对“这个人数很少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这种双轨制的民主不仅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而且通过专政手段有效遏制了资产阶级利用权力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 有效防止了“社会公仆”(即为人民服务的公职人员)转变为“社会主人”(即剥削人民的统治者)。由此可见, 巴黎公社展现了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民主形态, 摆脱了一切旧政府所具有的压迫性, 真正变成工人阶级的政府。

巴黎公社建立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体现了人民民主的真实性, 克服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假性。尽管巴黎公社时期所建立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 马克思在《内战》中称“最多只能做出一个开端”^[2]10, 但不可否认的是巴黎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2]88, “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2]101。

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 “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马克思在《内战》中指出, 常备军、官僚、警察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公职人员, 而是压迫人民的“社会的主人”, 资产阶级残酷无情地大肆利用国家政权作为阶级统治的有力武器。在这样的体制下, 农民不仅被迫支付战争赔款还被资产阶级索取“寄生的、糜费的国家机器的费用”^[2]107-108。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纯属压迫性的, 那么其民主制度也必然是压迫性的。马克思在《内战》中指出,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是使资产阶级政权与政策“合法化”的惯用“蛊惑性伎俩”, 资产阶级用“奸猾伎俩”, 如“它的真专制与假民主, 它的政治面具与财政骗局, 它的漂亮言辞与龌蹉手腕”^[2]20蛊惑人民群众, 达到剥削人民群众以满足资产阶级私利的目的。

资产阶级民主并不是真实的全民享有, 恰恰相反, 它只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享有。资产阶级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维系其阶级统治的工具, 其本质是“真专制与假民主”。首先, 资产阶级民主具有虚伪性。马克思在《内战》中指出, 资产阶级“议会形式只是行政权用以骗人的附属物而已”^[2]101, 议会制只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有组织的总机构”^[2]105, 只是旧秩序在政治上的保障、形式和表现, 民主沦为资产阶级任意摆弄的“玩物”和“工具”。资产阶级“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 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2]15。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称“乡绅议员代表法国农民”这其实是最惊人的谎言, 因为在法国农民的心目中, “大土地所有者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们1789年的胜利果实的侵犯”^[2]66, 如肆意对农民增税, 将战争赔款直接转嫁到农民身上。其次, 资产阶级民主具有狭隘性。马克思在《内战》中指出, 资产阶级的议会和立法团都是“它自己挑选的”和“由它自己出钱供养”^[2]100, 操于国家宪兵和教士之手的“普选”是不受任何控制的, 资产阶级“它的无限权势得到普选的批准”^[2]100, 因此, 资产阶级民主无论其外衣如何变换都只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的^[4], 对广大劳动阶级则施以隐性或显性的控制与剥夺, 其存在只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最后, 资产阶级民主具有腐朽性。马克思在《内战》中指出,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虽克服了专制君主的弊端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但也细心地保存了“旧制度固有的一切妙处”, 又采纳了旧制度的“一切奸猾伎俩”, 在资产阶级统治下, 民主制“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2]59, 其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 成为资产阶级剥削人民群众谋求自身特殊利益的手段, 并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 如对国家资源的无耻掠夺、制造大宗国债。“资产阶级蜘蛛”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贪赃枉法、欺压百姓, “民众的贫困同无耻的骄奢淫逸形成鲜明对比”^[2]59。马克思称“这一从头到脚披着华丽外衣的政府权力已陷入污泥”^[2]129,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2]59。

毋庸置疑, 相对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来说,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建立后扫清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 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5]32。

但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 这个由新兴资产阶级创造的, 最初被当作争取摆脱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缔造的民主制度则成为“压制生产者即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的手段”^[2]100。资产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征讨”^[2]58, 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2]57发展、扩大与深化。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发展, 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所固有的压迫性暴露无遗, 国家政权逐渐沦为“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2]57, 与此同步, 资产阶级民主作为“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2]59的历史局限性也更加显现。马克思在《内战》中指出, “公社是它的绝对否定”^[2]101, 巴黎公社建立的是工人阶级的政府, 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真正对立物”。工人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后的第一任务就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2]15, 一举把所有的社会公职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2]104, 把吸吮人民鲜血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换成由他们自己选出并对他们负责的公社勤务员。巴黎公社不再是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 “它使农民免除血税”, 马克思称赞说, “仅就这一点来说, 公社就是农民的向往, 是农民解放之先声”^[2]103。因此, 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用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 “使这一事实成为制度”^[2]59。马克思还指出, 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 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2]64。

巴黎公社在建立后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构建一个新型的民主制度。该制度不仅要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相契合, 而且还要能够强化这一新型政权的稳固性。在《内战》中, 马克思对法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系统而具体的分析, 并结合巴黎公社的民主实践经验提出建立新型民主制度即无产阶级民主的构想。

如前所述, 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在战胜封建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推动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具有进步性的一面。但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 整个资产阶级的财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当资产阶级感到他们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 其剥削本性就完全暴露。国家政权“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 却变成了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的“阶级专制的机器”^[2]57, 国家政权脱离民众, 凌驾于民众之上, 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2]61。这些“寄生赘瘤”, 如常备军、官僚、警察、僧侣、法官对人民群众进行无情的压迫与剥削。如何根除寄生在市民社会身上的“赘瘤”, 让人民群众实现当家作主, 马克思对此进行了不懈的追问与探索。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 争得民主”^[5]49, 然而, 他并未深入探讨关于如何具体处置原有资产阶级所建立的国家机器这一议题; 在《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 马克思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提出革命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而是破坏它; 在《内战》中, 马克思鲜明地指出“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2]126, 这里的“他们”指的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在经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后, 不能只是简单地夺取“现成的国家机器”, 而应当摧毁它、打碎它, 把窃取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打碎, 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简言之, 马克思在《内战》中指出, 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2]126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必须把资产阶级政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加以摧毁”^[2]126, 以此作为建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基石。

无产阶级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民主制度后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应当由哪个阶级来掌握领导权才能保证大多数人享有民主。马克思对法国社会各阶层的阶级特性和历史任务进行深入剖析: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以‘公社’这个字眼来表达。”^[2]101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 能从历史发展中把握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规律。因此, 公社建立民主制度必须以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为前提。马克思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 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2]63。

首先, 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马克思指出: 农民的劳动是孤立的, 其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 在这些经济差异的基础上“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2]109, 导致农民阶级内部在观念聚合过程中存在显著的离散性, 阻碍了阶级共识的凝聚与形成, 从而无法凝聚整个农民阶级的力量, 因此农民只能欣然接受“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2]109; 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他们生存的经济条件决定了他们无法发动和领导革命, 因此他们只能“站到了公社的旗帜下”^[2]66, “做工人阶级的追随者”^[2]101。相比之下, 无产阶级“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的新的社会使命”^[2]101, 并且具有“社会首创能力”^[2]65和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 经过革命斗争, 无产阶级已经懂得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权利是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他们的目的是“解放劳动和改造社会”^[2]115, 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成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2]64。其次, 无产阶级具有彻底的革命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并生的阶级, 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无情的剥削,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马克思在指出工人阶级不是由“柔软的材料制成的”^[2]31, 他们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2]101, 用鲜血换取胜利的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 其第一任务就是铲除旧的剥削政权, 不再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 取而代之的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毫不含糊地公开自己的目的。在巴黎工人起义中工人阶级的反抗是激烈的, 他们呼喊“社会共和国”口号, 合力铲除旧政权, 把国家政权“归还给社会机体”, 并且铲除“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2]63。由此可见, 无产阶级是整个社会阶层中革命性最彻底的阶层。最后, 无产阶级能够正确把握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由低级向高级转变。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的阶级, 具有认识和把握这一客观规律的能力。巴黎公社的建立验证了无产阶级的这种能力。在巴黎公社建立后, 无产阶级铲除“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2]61, 摧毁了现代国家政权, 建立无产阶级政府, 建立真正体现人民主体地位的“真正的民主制度”。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 农民不再是“处在宪兵统治之下”^[2]108, 而是从“典押债魔的手中解放出来”^[2]108, 缠绕在其身上的“资产阶级蜘蛛网”也被捣毁, 并摆脱了僧侣的愚民统治, 公社要让他们真正拥有“独立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2]108。无产阶级所创立的民主政体真正彰显了民主的本质, 从根本上摒弃了资产阶级民主所固有的虚伪表象、狭隘视野及腐朽本质, 实现了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性超越, 契合了人类社会民主政治演进的必然趋势。

由前述可知, 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是“真专制与假民主”, 是少数人(资产阶级)对多数人(广大民众)统治的政治工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巴黎公社是“全新的历史创举”^[2]61, 建立了与一切剥削阶级民主不同的制度, 即无产阶级民主制度。马克思指出: “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2]102人民群众收回国家政权, 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占主体地位, 真正彰显出民主的真正内涵——人民当家作主。

首先, 人民是经济主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生产资料(如土地、机器、原料)主要掌握在资本家手中, 工人则处于无产的境地, 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 沦为被支配的地位, 劳动产品全部归资本家所有, 工人被资本奴役, 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境地。而在巴黎公社中, 为切实保障人民在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公社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 把一切教会财产转为国家财产, 没收资本家通过掠夺得来的财产, “把一切已关闭的作坊或工厂… …都交给工人协作社”^[2]68, 把大工业以及工场手工业组织成一个大的联社, 从而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此外, 为了保障工人的权利, 公社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如废止面包工人的夜工、取消带剥削性质的职业介绍所、下令封闭当铺、禁止雇主们以各种借口对工人罚款以减低工资, 这一系列措施保障了人民在经济上的主体地位。其次, 人民是政治主体。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 国家政权属于压迫工具, 是“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2]57, 这个组织起来的国家政权凌驾于社会之上。在这样的政治统治下, 人民不仅经济上受到压迫而且政治上也毫无任何地位可言。巴黎公社在建立后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 一方面, 收回国家政权, 把它变成人民的政权, 一切社会公职由普选选出, 并宣布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 普选制不再是政治权术而是“各公社的意志的自觉表现”^[2]105, 国家职能真正“归还给社会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2]61, 普选权真正服务于人民; 另一方面, 推行廉价政府, 对所有的公职人员, 不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不论职务高低, 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2]15。简言之, 社会公职不再是资产阶级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 政府执行合理的职能, 人民的政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最后, 人民是文化主体。在《内战》中, 马克思以极其辛辣且富有穿透力的语言, 结合一系列具体的案例, 无情地撕开了资产阶级精神世界虚伪与腐朽的面纱, 揭示了其内在的堕落与腐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教会成为奴役人民思想的精神枷锁, 人民不仅受到如常备军和警察在肉体上的压迫, 而且受到如教会、僧侣在精神层面上的束缚。在这样的情形下, 人民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受到压制。巴黎公社在成立后便砸碎统治阶级为所欲为、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 摧毁作为精神压迫工具的僧侣势力, “宣布一切教会不得占有财产”^[2]131, 取消宗教教育, 使教会与国家分离, 教育不受教会的干涉, 一切教育机构对人民免费开放, 聘用善于启发学生智慧的世俗教师代替麻痹人民头脑的教士, 推动教育世俗化, 使人民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 使科学家变成自由的思想家, “科学也摆脱了阶级偏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2]60, 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巴黎公社在建立后实施的一系列铲除人民精神桎梏的措施, 把人民从精神压迫下解放出来, 使人民成为文化的主体。马克思指出: 巴黎公社“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 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2]68。

《内战》是马克思基于巴黎公社实践经验写成的, 是马克思民主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 马克思系统总结了巴黎公社的民主实践经验, 对民主的前提、本质、核心等进行了深刻阐释, 建构了一个完全区别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新型民主制度。马克思在《内战》中对民主制度的构建蕴含了广博而深刻的民主思想。尽管时代已经发生变化, 但马克思在《内战》中对民主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认识, 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 西方国家一直高举“民主”旗帜, 将西方的民主模式鼓吹为“普世价值”, 并向全世界推广兜售其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 更有西方学者宣称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结”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6]观点, 将西方民主制度奉为圭臬, 诱导人们以西方的标准检视本国民主制度, 反对西方标准的民主就被认为是“反民主”, 不实行西方标准的民主就被认为是“威权体制”。

被赋魅的西方民主需要祛魅, 被工具化的民主需要还原。因此, 为了破除西方民主神话, 跳出其话语体系的局限与陷阱, 亟须回归马克思民主思想本身。尤为重要的是应从《内战》中探寻正确认识民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民主的正确认知应避免停留于表面形式或空洞口号, 而应深入其本质, 从多个维度进行全面审视, 包括民主的主体构成、民主所涵盖的内容以及民主实践的具体过程等。西方将普选权作为民主实践的圭臬, 用有无选举权来评判是否为民主政体, 从表面上看西式民主是“人人都有一票”, 但实际上资产阶级普选权是“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2]61, 定期选举只是少数精英阶层的金钱游戏, 竞选的结果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金钱交易的产物。西方的选举只是在投票时“唤醒”民众, 选举结束后民众就进入“休眠”状态, 民众看似是民主的主体, 实则被排除在国家决策程序之外, 对国家政治走向以及政府决策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 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1]270近年来, 西方民主在实践中出现的颓势和一系列困境, 马克思在《内战》中就有深刻洞察。民主本质与形式的背离、社会治理效能的低下、社会分裂与动荡成为西方民主无法逾越的障碍, 其根源在于西方民主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 其本质只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工具, 民主变成少数人享有的特权, 西方民主“对富人是天堂, 而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7]。西方民主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瑕的, 也并非“神话”, 更不可能是“历史终结”, 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幕。

与西方议会制民主不同的是, 中国结合自身国情, 在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指导下, 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 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 探索与实践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民主新形态, 即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8]532, 不是少数人的民主而是大多数人的民主, 不是空洞或虚假的形式民主而是一种能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真实的民主形式。

全过程人民民主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形成和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科学指导。《内战》中的民主思想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理论基石。在这部经典著作中, 马克思运用尖锐辛辣的笔触深刻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 即资产阶级实施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 在深刻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旧世界的基础上阐发无产阶级民主新世界, 指出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指出“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前提, 阐明民主的实现需要进行深刻的社会革命的思想; 揭示民主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 明确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 指出民主的主体是“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2]67, 阐明民主的价值追求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思想; 阐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多层次、多渠道的民主实践路径, 初步勾勒出人民民主运作的完整链条; 明确人民是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主体, 奠定人民民主是全方面、全覆盖思想的雏形; 提出包括“议行合一”的政治架构、“普选制”的广泛参与、“代表制”的民主表达以及“罢免制”的监督机制在内的一系列民主制度安排, 构成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石与原则。由此可见, 《内战》奠定了马克思民主思想的理论框架^[9], 为中国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最新成果,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国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不断探索与实践的结果。

《内战》中所蕴含的民主思想, 时至今日依然是引领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事业发展的理论指南与思想利器。当前, 我国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推动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亟须重温并深刻领会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民主实践所作出的独到而深刻的洞察,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光明大道上开创人类政治文明的新范式。

首先,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巴黎公社是《共产党宣言》的科学纲领照进现实的生动写照, 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 遗憾的是以失败告终。其失败是诸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坚定领导, 无法把各个阶层凝聚起来。^[10]以巴黎公社失败的历史为镜鉴, 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 缺乏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民主必然会变成幻想。邓小平强调: “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 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 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11]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标识。^[12]因此, 在新征程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把“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贯穿社会主义民主的各个领域和环节, 确保中国共产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其次,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本质。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机器, 资产阶级民主只供少数资产者享有。马克思在《内战》中指出巴黎公社建立的无产阶级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 所实现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 克服了资产阶级“金本位”的民主缺陷, 实现了“人本”的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8]530因此, 在新征程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必须坚持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确保社会主义民主“不变质”。

最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创新民主制度与实践机制。在《内战》中, 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并没有完全否定资产阶级的普选制, 而是批判地借鉴和吸收其合理因素。在巴黎公社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后, 马克思以“开端”与“基础”等词汇来描绘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民主实践, 蕴含着对这一民主制度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认知。当前,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最新形态, 能够满足我国人民对美好政治生活的现实需要, 是真实的、管用的民主, 但并不意味着全过程人民民主已经尽善尽美, 可以“包治百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民主“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13]。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人民对民主的需求也会发生新的变化, 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不能墨守成规, 必须与时俱进, 创新民主制度和实践机制, 以适应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的民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