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时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①。与西方“普世价值”不同,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着眼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提出的具有重大原创性的时代命题, 为世界未来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的转型变革指明了方向。回顾世界历史发展进程, 世界经济全球化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即“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 “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经济全球化阶段”^②。经济全球化是由15世纪地理大发现拉开序幕的,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 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③。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 对外进行殖民扩张, 发展世界贸易, 一些封闭的民族、国家由于新航路的开辟被卷入经济全球化浪潮, 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市场逐渐形成, 这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 “在经济上则形成了两个平行的市场”^①。经济全球化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是“随着冷战结束, 两大阵营对立局面不复存在, 两个平行的市场随之不复存在”^②,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迅速发展, 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全面性、体系化的特点。

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 一方面, 以人类现代化为引擎促进世界历史的发展; 另一方面, 带来了诸多问题, 并在当代遭遇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挑战。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以及地缘冲突频发, 反全球化思潮与逆全球化现象涌现, 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就此终止? 事实上, 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现象仅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奏曲”,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③, “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④。当前,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然而, “前行道路上, 有顺境也会有逆流”^⑤, 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以及治理赤字等治理难题正是我们迎接经济全球化必须面对和破解的问题。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 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致力于为推动人类经济全球化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由资本推动, 可以说是资本开辟了世界历史, 并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西方与资本‘合谋’构建了传统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明。”^⑥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扩张的过程。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 传统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贪婪的、非正义的, 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失衡问题。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家间的发展失衡问题。发达国家经常利用经济和政治优势在国际舞台上施加影响, 发展中国家往往被限定在生产链的低端, 受发达国家的剥削。二是社会结构失衡问题。经济全球化导致贫富差距扩大, 社会阶层间的收入差距加剧。三是生态环境失衡问题。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方式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 引发生态环境失衡。四是文化同质化问题。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文化同质化的趋势, 导致人类文明多样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实现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 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课题。虽然传统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其过度追求资本的无限增殖带来了诸多负面问题, 引发了相关学者们的深入反思与批判。

在国际学术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一些学者批判反思了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历史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①这两种理论揭露了经济全球化发展造成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依附理论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 着重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 通过“中心—边缘”关系分析了世界体系中的各国未能实现现代化的原因。^②依附理论者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间的关系看成是“中心—边缘”体系, 认为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而不发达国家则处于边缘地位, 发达国家通过资本、技术、政治优势来支配不发达国家, 对其进行压榨, 导致不发达国家的问题愈发凸显。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依附”关系, 依附理论者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种观点。其一, 彻底切断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这一观点以弗兰克为代表, 认为只有通过完全消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发展中国家才能真正摆脱西方的控制, 而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切断连接“中心”与“边缘”的依附链条, 使发展中国家真正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其二, 变革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及其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方式。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认为, “打破依附的唯一办法是改变这些国家的内部结构, 但这样必然会导致与这种国际结构发生冲突”^③。“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结构和对外关系不发生质的变化的话, 发展中国家也就无法摆脱它们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④其三, 在依附中谋求发展。卡多佐认为, “可以肯定, 依附国家的‘开放市场’, 依附经济无法占领发达国家的市场, 新的国外资本通过高科技形式日益扩大对依附经济的参与, 以及成熟经济比相对落后的经济更易产生先进技术这些要素构成了经济依附情况的基本结构框架……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认为现实和潜在反对派的存在, 能够使拉美的依附国家和工业化国家获得活力”^⑤, 因此要在依附中求得发展, 并且利用这种依附关系使自身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世界体系理论逐渐取代了依附理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继承和发展法国年鉴学派理论的基础上, 融合依附理论及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 开创了世界体系理论。他认为依附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对不发达国家的片面孤立性分析, 因此要从整体上分析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 沃勒斯坦从世界整体角度出发, 分析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问题。沃勒斯坦描述了世界体系作为一个社会体系的动态性和结构性特征: 其一, 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沃勒斯坦认为, 世界体系“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①, 是一个多元文化构成的有机体。其二, 世界体系的动力来源于内部冲突。“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②, 沃勒斯坦强调世界体系的生命力来源于其内部的各种冲突力量。这些冲突可能来自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层面的对抗和互动, 是推动世界体系发展和变化的主要动力。其三, 世界体系的结构。与依附理论的“中心—边缘”模式不同, 世界体系理论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半边缘”区域, 即“中心—半边缘—边缘”。沃勒斯坦认为, 这些半边缘国家的资本、技术、政治、军事实力介于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其四, 世界体系是动态变化的。世界体系理论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作出整体性、动态性分析, 认为中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的地位可以随着各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中心国家可能降级为半边缘国家, 半边缘国家也可能上升为中心国家或降级为边缘国家。

尽管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在揭示传统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中的不平等与剥削关系方面具有一定贡献, 但它们在理论的彻底性和实践的可行性上仍存在显著局限。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对传统经济全球化的批判尚未深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无论是依附理论还是世界体系理论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振问题时都没有深入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 造成对传统经济全球化批判得不彻底。依附理论囿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 未能充分探讨不同国家内部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 导致对发展中国家不发达根源的分析过于简单化。世界体系理论主要聚焦边缘国家被卷入世界体系中的经济活动, 而未充分考察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条件以及生产关系变革过程。其二, 没有彻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依附理论虽然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二分法, 但又陷入了发达—不发达新的二分法中^③, 它的一些解释仍然是用西方的理论工具和概念来分析非西方世界的问题。世界体系理论也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 但沃勒斯坦在分析问题时主要关注欧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忽视或简化了其他地区的作用, 从而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窘境。其三, 忽视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在分析全球经济结构和国家关系时, 往往忽视个人的需求, 尤其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依附理论揭示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被边缘化和被剥削的问题, 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和依赖关系, 而忽视了个体的人作为行动主体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世界体系理论虽然提出了一个涵盖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全球体系, 分析了不同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功能, 但主要是从宏观经济视角进行讨论, 忽视了社会内部结构尤其是个人层面上的自由和发展问题。其四, 未能给出科学的实践方案。依附理论在提出解决方案时, 一方面, 强调通过切断与发达国家的联系来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显得过于偏激; 另一方面, 强调社会主义革命是打破发展中国家经济依赖状态的策略, 但对革命的具体性质和实施条件却未提出明确的主张。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体系终将衰落并将被一个更为平等和公正的体系所取代, 人类社会将能够实现共同繁荣。尽管这一预期描绘了一个理想的未来社会状态, 但并未提供一个详细的实践方案。这种宏观的预测由于缺乏具体的政策建议和实施方案在实际应用中的指导价值大打折扣。

如何全面认识传统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 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 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刻批判, 审视世界历史进程中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及这些关系对发展路径的影响。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完成“新世界观”的发现后,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对经济全球化展开系统而全面的批判性研究。首先,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分析了世界历史的理论起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在批判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基础上形成的。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以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为前提……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精神的历史, 因而也就变成了同现实的人相脱离的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①。不同于黑格尔抽象的“绝对精神”, 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理论起点对世界历史展开研究, 强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②,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 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 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③。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建立在“现实的人”的基础之上, 最终价值诉求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次, 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视角出发阐述了世界历史的形成逻辑。马克思认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 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推动世界市场的形成,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工业生产、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日益加深, 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地域性隔阂日渐消失。马克思认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世界历史的发展导致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再拘泥于单一民族或国家, 而是跨越了地域界限, 逐渐重构世界历史发展版图。最后, 马克思揭示“资本逻辑”是世界历史的发展动力。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 并结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视角, 揭示了“资本逻辑”是推动世界历史不断发展的动力。他指出: “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 同样, 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 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①可以说, 资本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助推力。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刻分析批判, 不仅揭示了资本在推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发展悖论, 为科学构建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系与有序推进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

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的大视野来看, 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但目前经济全球化发展面临种种挑战。基于这一现实, 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高度,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着眼于全球范围的共同发展和长远福祉, 创造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 为解决世界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提供方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②, 为经济全球化转型指明方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 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 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可以说,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一, 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以人民为中心, 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取向。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在推动世界历史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其过度追求资本的无限增殖却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首先, 这种模式置经济增长于优先地位, 导致社会公平和公正的缺失。资本无节制积累使得少数人掌握了大量财富, 不仅加剧社会阶层间的收入差距, 也引发广泛的社会不满和动荡。其次, 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现象日益严重。在资本主导下, 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兼并、收购等手段垄断市场, 排挤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抑制市场活力和创新能力。此外, 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取向扩大全球贫富差距, 导致国家间及内部的社会发展失衡, 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稳定。当前, 经济全球化发展依然离不开资本的驱动,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 既要利用资本逻辑实现发展, 又要避免被资本逻辑主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合理应对资本逻辑的中国方案, “中国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①, 将资本视为发展工具, 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 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 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以建立动态的增长模式, 坚持公平、协调联动, 创造包容开放共赢的合作发展模式, 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其一, 创新驱动发展强调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实现可持续增长。其二, 动态增长模式强调经济发展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能够应对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和不确定性, 确保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其三, 公平与协调则强调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机会的公平分配, 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旨在通过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为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从而向实现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高阶段迈进。

第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导向, 摒弃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 我们强调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区别于西方“普世价值”, 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优越。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强调西方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往往以自身的政治、经济和价值标准来评判和干预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其一, 西方中心主义导致国际关系中的安全赤字问题日益突出。其二,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控制全球生产链的高端环节, 掌握关键技术和资本资源, 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其三, 西方中心主义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往往伴随着文化同质化趋势, 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在全球传播, 压制了发展中国家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导致的安全赤字问题愈发突出, 全球范围内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日益盛行, 各国在保障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社会秩序以及信息安全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 打破西方中心主义, 通过合作机制来破解“安全赤字”。其一, 坚持合作共赢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坚持合作共赢应该成为“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取向。合作共赢是普遍适用的原则, 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 而且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其他领域”^②, 以此来提升国际治理的效率和公平性。其二, 推动多维度、多方参与的合作机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通过多层次、多领域的国际合作(涵盖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个方面)来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其三, 建立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机会的公平分配, 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通过推动贸易公平化、投资透明化,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 缩小全球贫富差距, 增强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其四, 尊重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特色和发展路径, 反对文化同质化和文化霸权, 推动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关注经济增长的数量, 更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公平性, 致力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社会公平、环境可持续和文化多样性的协调发展, 推动全球经济向更加公正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第三, 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正确处理国家间的关系。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是一种将复杂的国际关系和文化差异简化为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这种方法倾向于将国家和民族划分为“相似”与“不同”两类, 并基于这一分类进行评判。那些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或文化价值观上与西方主流观念不一致的国家、民族, 常被贴上负面标签, 被视为“不道德”或“不正义”的存在, 需要对其进行改革或干预^①。这种简化的对立思维不仅加剧了国际紧张和冲突, 还阻碍了不同国家之间的理解与合作, 阻碍了全球和谐发展。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辩证地看待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其一, 正确认识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共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天空足够大, 地球足够大, 世界也足够大, 容得下各国共同发展繁荣。”^②国家与国家之间要建立起合作共赢的关系, 而不是中心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关系。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看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其二, 正确认识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在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和平”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当今世界环境十分复杂, 我们应摒弃冷战思维, 创新安全观念, 努力走和平发展道路, 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的时代, 安全是共同的,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全球发展中独善其身。总的来说, 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正确认识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共性, 还高度重视其差异性, 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平等互助、合作共赢的全新思维方式, 破解了传统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带来的种种困境。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世界的未来应是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未来, 而非对立、冲突的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 世界各国能够更好地理解彼此、合作共赢, 共同谱写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篇章。

在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分析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经济全球化在当代遇到的重大问题,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及全球文明倡议, 为推进经济全球化变革和全球治理改革提出了“中国方案”, 不仅指明了经济全球化未来发展方向, 而且以“一带一路”倡议与“三大全球倡议”作为实践支撑, 构成一个有理念、有理论并有实践的系统方案, 必将对推动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 经济全球化理论和实践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针对这些挑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这不仅是对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批判性反思, 也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念与新的实践方向。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具体举措,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 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及全球文明倡议。其中,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便利化和文化交流, 加强共建国家的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 全球发展倡议则聚焦可持续发展目标, 着力于减少贫困、提升教育与医疗水平以及改善全球环境; “全球安全倡议”关注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 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念; “全球文明倡议”重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推动文明互鉴与和谐共生。这些倡议在具体实施中相辅相成, 共同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和世界历史进程的深入发展, 彰显了中国胸怀与中国智慧。

第一, “一带一路”倡议为有效破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治理赤字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全球治理赤字指当前“在面临对全人类构成威胁的全球性挑战时, 缺乏权威而有效的全球治理活动”^①。构建良好的国家关系是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关键。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治理理念, 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方向。2013年,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 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即“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主要以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 构建了一个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 形成了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合作模式, 不仅促进了共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也为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实践案例, 成为引领经济全球化、实现新型国际合作的伟大世纪工程。其一, “一带一路”倡议超越地缘经济, 一方面, 通过连接不同国家和地区, 促进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 为全球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另一方面, 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为不同地区的资源分配和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物理基础, 有助于缩小发展差距, 减少发展不平衡问题。其二, “一带一路”倡议超越西方中心主义, 通过参与国家间的政策对话和协商, 形成共同的发展规划和合作框架, 促进全球经济繁荣发展。其三, “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不同民族与国家间的文化对立思维, 为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尊重搭建了桥梁, 不仅加深了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 也为解决文化冲突和促进世界和谐提供了途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有十余年, 现已逐渐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 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创新思路和实践经验。

第二, 全球发展倡议为破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发展赤字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全球发展赤字指“全球发展获益不能满足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②。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为凝聚全球发展共识破解发展赤字贡献中国力量。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并提出“六个坚持”, 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①这一倡议着眼于全球共同发展的长远目标和现实需要, 凝聚促进全球发展的国际共识, 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 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进步, 强调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中的“六个坚持”不仅是对西方发展理论的深刻反思, 也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全球发展视角。其一, 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全球发展倡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主张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不断增强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②。其二, 破解国家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全球发展倡议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 通过缓债、发展援助等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困难国家, 着力解决国家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其三, 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积极履行全球发展倡议, 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加快绿色低碳转型, 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系统性地推动低碳发展和环境保护, 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第三, 全球安全倡议为破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安全赤字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全球安全赤字指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 由霸权主义、冷战思维等因素以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所导致的严重威胁全球生存环境的问题。中国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 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面向世界提出全球安全倡议。2022年4月21日,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为了促进世界安危与共, 中方愿在此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我们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③。这一倡议既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安全问题的深刻理解和积极回应, 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举措。其一, 深化安全共同体意识, 突破国家安全框架。全球安全倡议旨在推广一种新的安全观念, 即“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是对现有国家安全框架的突破, 强调安全是全球共享的价值, 需要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其二, 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 化解国际争端。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安全的普遍性和不可分割性, 倡导国际社会在处理全球性安全问题时采取综合、多元的策略, 通过推动国际对话与合作, 建立一种全球安全合作新框架, 旨在通过包容性的多边平台集结各国力量, 共同应对从传统安全挑战到新兴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问题。其三, 构建公正公平稳定安全的国际环境, 擘画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景。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形成更加公正、公平、稳定和安全的国际环境, 为全球和平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 展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第四, 全球文明倡议为破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和平赤字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全球和平赤字指局部冲突和恐怖主义导致人类面临生存挑战^①。2023年3月1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强调“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②。文明交流互鉴对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具有关键作用。其一, 在理念上达成全球文明共识, 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其二, 在机制上搭建全球文明对话网络, 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 丰富交流内容, 拓展合作渠道, 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其三, 在行动上尊重文化多样性, 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 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 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倡议着眼于文明的多样性, 促进文明交流与互鉴, 旨在构建更加和谐、包容的全球文化环境, 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化领域的全球性问题, 还有助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为建设和平、和谐的世界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与“三大全球倡议”构成了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的具体实践,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健康有序发展。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面临巨大的挑战, 在新的历史背景和各种挑战下, 中国共产党站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高度,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三大全球倡议”来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共同发展, 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地, 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能, 开启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