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 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①深入理解这场“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 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视野切入, 拉长分析的时间尺度, 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把握历史本质, 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系统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质上是一个历史判断, 是对历史方位、历史条件、历史趋势的综合性判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中, 历史观与价值观是统一的, 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有机结合, 社会历史的演变推动价值观形态的演变。正是在各类历史因素的合力作用下, 价值观变革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得以凸显。

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为先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 带来了颠覆性的创新成果, 不仅深刻塑造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发展方式, 也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 价值观变革是深层而非表层的关键维度, 揭示出科学技术发展的价值导向与发展方向。科学技术不是“价值中立”的, 而是有鲜明的“价值负载”。对此, 要从价值论层面反思大变局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问题, 使科学技术成果更好地造福人类。

第一, 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其与人类的价值对齐问题。新一轮科技革命牵引的价值观变革, 首先体现为人工智能的“工具理性”与人类智慧的“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乃至矛盾。如算法歧视、算法黑箱、数字鸿沟、隐私保护、数字安全现象, 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这种张力或矛盾。人类的价值追求、价值目标、价值愿景等并非都是“可量化”的因素, “技术理性”可能存在对“价值理性”的僭越。能否有效对齐人类价值观, 规避技术发展的价值扭曲现象, 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价值对齐指的是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在价值观上的一致性、协同性, 其更根本的是要保证人工智能具有在互动中习得正确价值观的能力^①。价值对齐主要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面向, 分别是技术面向、伦理面向与法律面向。从技术面向来看, 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宪法性AI”的规模化监管、对抗测试等是人工智能价值对齐的技术进路。^②但是, 人工智能的运转存在“黑箱”效应, 其运行逻辑存在难以预测与解释之处, 且上述技术方案存在自身的局限性, 存在价值对齐失效的可能性。从伦理面向来看, 在现代性背景下, 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存在“公度”难题, 不同的价值理性之间可能存在冲突。不同主体对自由、民主、平等诸价值理念的理解, 在认识论层面存在多元阐释进路的差异, 在价值论层面存在价值排序优先级的分野。这些价值分歧, 体现在人工智能设计者的价值取向上, 并会具体体现于人工智能的设计、运转、发展的全过程。从法律方面来看, 人工智能价值对齐存在“发展”与“治理”、“发展”与“安全”、“自主”与“可控”之间的张力。如何以有序促进人工智能发展为导向完善法律规制, 如何厘清人工智能开发设计者、服务提供者、使用者、监管者等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 如何协调不同国家、地区在人工智能立法上的差异、分歧、矛盾, 都是人工智能价值对齐在法律层面存在的难题。

面对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态势, 要在“发展”中完善其“治理”体系, 将伦理、技术、法律三种进路统筹起来综合考量, 解决其中存在的价值对齐问题。2021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 明确提出人工智能发展的价值观, 包括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人的尊严, 环境和生态系统蓬勃发展, 确保多样性和包容性, 生活在和平、公正与互联的社会中。^③ 2021年,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 提出六个方面的伦理规范, 包括增进人类福祉、促进公平公正、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强化责任担当、提升伦理素养。^①人工智能伦理价值规范的确立, 能够更好地引领技术进路与法律进路, 渐进有序地破解价值对齐难题。人工智能发展所涉的不同主体, 要审慎认识和对待价值对齐问题, 确保人工智能发展的成果符合人类美好生活的价值愿景。

第二, 人机关系的演变催生对人类特有存在方式的价值拷问。新一轮科技革命牵引的价值观变革还体现为“主体性”的危机与困境, 即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以何种方式存在, 是否依旧保有人之为人的独特价值。围绕人机关系演变与人之主体性的问题域, 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展开价值拷问: 一是人工智能是否会带来大规模的失业潮? 人工智能是能够帮助人摆脱“异化劳动”, 助推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与“真正需要”, 还是会解构人之劳动的主体性与不可替代性, 使大量劳动者失业? 如果说, 在人工智能时代, 简单性的劳动能被替代, 复杂性的劳动难以被替代, 那么, 未来人类劳动将会发展为何种形态, 是否会诞生出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说的“无用的阶级”^②。二是人工智能是否会动摇人的主体性地位? 在人工智能是否在价值论意义上成为独立主体的问题上, 存在着“肯定说”“否定说”与“有限主体地位说”等不同观点。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 整体上尚处于弱人工智能发展阶段, 倘若人工智能能够代替人类思考、工作、选择、决策,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自我意识, 那么人生存于世的意义究竟体现在何处? 这涉及每个人人生观、价值观的重塑。三是人类能否实现数字永生? 虽然当前数字生命尚未形成成熟的技术路线, 但技术渐进探索中所出现的问题值得我们进行价值拷问。数字生命的出现, 能否真正延伸人的本质并确立起身份的价值同一性, 能否真正突破寿命的限制, 能否以新的生命存在形态促进人的价值实现? 这些问题关切人类对于生命及其存续的再认识。四是如何认识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的关系, 以及二者之间不同的角色属性? 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延伸, 其理想形态是人类的辅助工具。但人工智能的发展, 特别是未来强人工智能的到来, 可能会带来潜在的伦理风险, 如摆脱人类控制、智能技术滥用等。如上所述, 人工智能时代, 人机关系的演变, 催生了对于人的存在方式的价值拷问, 因此需要在发展中进一步完善价值规范, 为人类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价值支撑。

第三, 知识生产方式嬗变推动价值评价体系的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牵引的价值观变革, 还体现为人类知识生产方式与价值观生产方式的变革。随着包括ChatGPT、DeepSeek在内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 机器的深度学习与强化学习能力不断增强, 机器推理与知识表达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知识生产的范式发生了深刻演变, 重复性质、简单性质的知识生产已经可以被生成式人工智能替代。在某种意义上, 生成式人工智能经由深度推理得出的内容, 在知识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上并不逊色于人类。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化, 知识生产的主体、对象、方式、形态都将发生深刻变化, 在某种程度上带来知识生产的便利。但与此同时, 不能回避其中存在的价值难题。其中典型的问题包括: 产生知识“幻觉”, 即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存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情形, 输出人类难以理解、读懂的内容, 可能给使用者带来误解、误判、误认的情形; 带来知识生产的异化, 知识生产方式被“算法”预设, 通过“提示词”关联消解知识生产的严肃性, 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遮蔽知识生产应有的创造性、原创性和想象力; 可能将伦理文化偏见带入知识生产环节, 加剧对于特定群体的偏见, 给人们带来认知上的问题; 等等。评价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的知识体系, 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评价体系。传统的价值评价体系有其特定指向, 难以衡量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知识生产中扮演的新角色, 难以勘定人类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知识生产的价值评价方式。新的价值评价体系要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与人文属性结合起来, 以鲜明的价值导向避免知识生产的异化。在理想状态下, 技术赋能的知识生产形态, 不是降低人类知识生产的质量, 而是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拓宽知识生产主体的视野, 以更为全面的视野推动知识生产为人类提供福祉。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全局性、整体性的变局, 关涉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性重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根本在于利益格局的演变, 需要以新的治理体系来调节国际政治经济关系, 上升到观念形态则体现为深层的价值观变革。

第一, 新自由主义霸权地位的衰颓凸显其价值困境。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产物, 是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时代体现, 有着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主张, 宣扬绝对的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以适应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需求。^①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新自由主义提供的社会发展方案的弊端更加凸显, “世界上一些国家脱离本国实际, 套用新自由主义开出的药方, 结果跌入发展陷阱, 难以自拔”^②。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消极影响, 众多发展中国家在丧失经济主权的同时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 陷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泥潭与陷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认为, 新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根本没有兑现承诺, 在美国和其他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发达经济体, 1980年至新冠疫情流行期间, (经通胀调整后的)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相比前30年降低了40%。^③新自由主义的衰颓有其现实根源, 亦有其价值根源, 其核心是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价值导向。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主张, 诸如“休克疗法”“宪政民主”等, 都在深层上体现出个人主义的价值导向。个人主义价值导向与资本逻辑形成了“共谋”关系, 前者实则为后者的扩张作了价值层面的辩护, 表面“美好”的价值承诺并没有真正完全地落实为现实的发展成果, 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方案的受益者, 反而受到新的剥削与压迫。与之相反,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作为价值导向, 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 追求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历史方向。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为价值导向的中国式现代化, 在现代化发展中提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等鲜明的价值主张, 是对新自由主义现代性筹划的反思与超越。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始终坚守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避免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症候, 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注入新的力量。

第二, 部分国家将价值观“工具化”、采用双重价值标准加剧全球治理赤字。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一些西方国家滥用“价值观外交”, 将全球治理应然的价值理性“工具化”“手段化” “武器化”, 反而与价值观所蕴含的要求背道而驰。将价值观“工具化”, 其哲学实质在于唯心史观, 在底层逻辑上忽视了现实条件, 将抽象的价值观作为为现实利益辩护的工具, 用静态的价值观去套用全球治理的具体实际, 使价值观失去了其本身应当具备的价值理性。一些西方国家价值观对外政策的本质是意识形态扩张, 而非传播中性理念^①, 并不存在看似客观的“价值中立”神话。需要注意的是, 价值观虽然从其表现形态来看具有一定的抽象性, 但并不是一成不变、静态静止的, 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一些西方国家采用双重价值标准, 将价值观弹性“收缩”, 在特定议题上采用于己有利的价值标准, 进行任意选择的价值排序, 为自身的对外政策辩护。例如, 在自由与安全的全球治理议题上, 以“自由”为名, 行使干涉他国内政之实, 催生全球治理的风险与挑战; 以“安全”为名, 行维护本国霸权地位和绝对利益之实。“价值观外交”折射出三个层面的国际政治伦理冲突——权利伦理冲突、行为伦理冲突和责任伦理冲突。^②从权利伦理冲突来看, 价值观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工具化”表现出主权与人权、主权与主权之间的冲突, 价值观成为肆意干涉主权、评价人权的工具, 实则是损害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正当权利。从行为伦理冲突来看, 价值观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工具化”表现出全球治理行为主体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冲突, 即目的“手段化”与手段“目的化”, 与国际政治基本行为准则相背离。从责任伦理冲突来看, 价值观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工具化”表现出责任分配的不平衡问题, 发达国家推脱应当承担的全球治理的历史责任, 如在全球气候治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议题上出现责任碎片化、空心化的治理赤字。由此可见, 采用双重价值标准, 将价值观在全球治理中“工具化”, 实则反映出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矛盾, 加剧了全球治理赤字, 其实质是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第三, 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重塑全球治理的价值理性。“东方从属西方”的全球治理格局, 是资本主义国家数百年来凭借经济、科技、军事权力建立起来的, 反映出“中心—边缘”的支配性国际权力结构, 以及随之形成的“先进—落后”的文明叙事与发展叙事。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 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这种支配性的权力结构, 带来了全球治理的不平等, 与人类文明发展公正、普惠的价值方向相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成为时代趋势, 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中国家实现了群体性崛起, 构成全球治理格局演变中的标志性事件。以金砖合作机制为例, 金砖国家“人口占全球近一半, 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超过三成,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 ”^②。习近平指出: “金砖国家的发展壮大, 带动了国际格局调整的速度、广度、深度, 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版图。”^③“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增量”性质的力量转移, 而是深层次地反映出全球治理格局的历史性演变。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 从价值论层面来看超越了“中心—边缘”“自我—他者” “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治理思维, 重塑了全球治理的价值理性。这种价值理性的重塑, 集中体现在全球治理成果、发展成果受益对象的再价值确认上。习近平指出: “全球化时代, 不应该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 而应该是所有人造福所有人。要弘扬多边主义, 其核心要义是, 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商量着办, 不能由一国或少数几个国家说了算。”^④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框架下, 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价值原则及“所有人造福所有人”的鲜明价值主张, 坚持多边主义的立场, 力求矫正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平等, 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中国价值与中国力量。

价值文化是一定文化形态中与价值观紧密关联的部分, 体现出文化的深层结构。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相适应, 人类价值文化也不断呈现出新的历史形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人类价值文化的发展演进, 建立在对以西方为主导的价值文化形态的反思之上, 其方向是推动文明美美与共、交流互鉴。

第一, 从价值观范式来看, 以“主主平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在价值文化中, 价值观范式指的是分析价值问题、剖析价值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理解价值选择所采取的框架。在涉及人类交往的价值议题上, “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范式曾一度居于主导地位。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从文化层面分析提出: “中心国家通常控制着边缘地区, 灌输给人们以一种认为他们自己的文化低劣的意识。”^⑤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 “东方被排斥于欧洲科学、艺术和商业发展的主流之外。因此, 不管人们赋予东方的价值是好是坏, 这些价值似乎都只不过是西方对东方某种高度专业化的兴趣的产物。”^①“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范式, 在分析价值问题上将西方置于中心地位, 或有意或无意地折射出价值上的等级排序, 反映出一种文化霸权、价值观霸权。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观范式, 渗透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之中, 构成了许多研究的价值导向与底层分析逻辑, 由此所生产出来的知识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自身发展道路带来了负面影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人类价值文化演进的趋势之一是以“主主平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无论是从地理意义还是从文明意义来看, 西方都不可能独居世界中心, 也不可能代替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民作出契合自身具体实际的发展的价值选择, 更不可能完全掌握价值解释、定义、评判的权力。

“主主平等”的价值观范式, 强调不同国家、民族、文明在价值论上具有平等的主体地位, 这种平等的价值主体地位要贯彻落实到国际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的各领域。价值论上主体平等地位的确认具有基础性, 将贯穿发展论、实践论、知识论。“主主平等”的价值观范式, 是对各种“中心主义”或“主客对立”价值观范式的超越, 是对“支配与被支配”格局的纠偏与矫正。需要注意的是,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 并非要确立“东方中心”或“南方中心”, 而是要关注不同价值主体之间的差异, 构建起合作共赢、平等互鉴的主体间性。例如, 将“主主平等”的价值观范式运用于现代化领域, 就要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超越现代化的线性思维与单一叙事, 使世界现代化发展更加普惠。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知识生产与再生产要在底层分析框架中秉持“主主平等”的价值观范式, 超越价值观领域的线性思维, 鼓励不同民族、国家探索适合本民族、本国家的发展道路, 推动具有自身国情特色的发展价值的实现。

第二, 从价值观内容来看,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人类价值文化发展演进的深层内容在于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确认。这种历史确认基于对“普世价值”的反思与超越。“普世价值”是一种意识形态, 是特定经济政治利益诉求的价值表达, 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工具。塞缪尔·亨廷顿明确指出其意识形态属性, “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②。“普世价值”看似用“自由” “民主”等价值话语在价值观上“赋魅”, 但对于这些价值话语的理解不能仅看其“形式”, 更要看其“实质”, 即关注隐藏在价值话语背后的真实主张。“普世价值”具有“非普世性”, 有着特殊的文化根源。亨利·基辛格就曾分析指出: “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 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③“普世价值”的特殊利益根源与特定文化渊源, 都难以支撑其“普世性”,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其局限性愈加凸显。

与之相反, 在价值论层面, 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了对“普世价值”的深刻反思与现实超越, 反映出人类价值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 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 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①全人类共同价值所蕴含的六个方面的价值理念, 是由共同事业、共同理想、共同追求所组成的,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价值观系统, 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价值观形态。全人类共同价值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实现了价值观与世界观、历史观的有机统一; 关注“现实的个人”, 观照不同价值主体的共同价值关切, 而不是优先某个国家、特定阶级的自由与发展; 将“应然”与“实然”统一起来, 反思人类共同生活的价值境遇, 为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价值方案; 等等。由此,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价值文化发展注入了与历史发展趋向相适应的价值元素, 提供了正能量。

第三, 从价值观对话来看, 以“价值观自信”超越“价值观优越”。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人类的交往关系处于“多元化”的态势, 不同的价值观之间存在差异、分歧乃至冲突。如何实现有效的价值观对话, 避免因为价值观差异而造成现实交往、发展的阻碍, 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价值观自信指的是主体对于自身价值观所抱以的充分肯定、自我确信状态。价值观自卑与价值观优越则分别对应价值观自信的“不及”与“过”的极端状态。价值观自信是一种“中道”, 是适应文明交流互鉴、价值观对话应当采取的合理状态。不同的价值观形态脱胎于特定的价值文化, 积淀着不同民族、国家、文明最深层的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增强“价值观自信”命题^②, 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价值文化与中国价值文化发展的时代趋势紧密关联在一起, 能够确立自身的文化主体性与价值主体性。对于中国来说, 就是要确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内容的价值观自信, 认识到这一价值观形态的世界历史属性与中国特色属性, 以强大的价值观力量为建设一个好国家、构建一个好社会、成为一个好公民提供引领与支撑。

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价值观形态的考察, 要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 将其置于特定历史与文化背景下予以具体认识, 不能超越特定历史时代抽象地空谈价值观。不同民族、国家、文明在“美己之美”的意义上, 对自身的价值观抱以自信的态度, 还要在“美美与共”的意义上展开价值观对话, 寻求人类共同发展的价值观公约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 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 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③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框架下, 不同民族、国家、文明的价值观对话, 要遵循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 认识到文明多样性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文化多样性、价值观多样性, 警惕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文明优越论等论调中包含的价值预设, 以价值观对话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协商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难题, 在取长补短中建立信任关系、管控价值分歧、实现共同发展。

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价值观变革, 要从新一轮科技革命、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人类价值文化演进予以系统性理解、整体性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牵引着价值观变革, 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其与人类的价值对齐问题, 人机关系的演变催生对人类特有存在方式的价值拷问, 知识生产方式嬗变推动价值评价体系的演变, 要将科技革命的“科技理性”与人类发展的“价值理性”更好地结合起来, 使科学技术革命的创新性成果更好地造福人类。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深刻重构阶段, 新自由主义霸权地位的衰颓凸显其价值困境, 部分国家将价值观“工具化”、采用双重价值标准加剧全球治理赤字, 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重塑了全球治理的价值理性, 要以价值理性的重塑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人类价值文化演进内在呼唤价值观变革, 在价值观范式上以“主主平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 在价值观内容上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 在价值观对话上以“价值观自信”超越“价值观优越”, 使价值观蕴含的“善”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注入确定性, 从价值论层面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智慧与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