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①, “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②, 要“加强对五四精神时代价值的研究, 深入揭示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的意义和要求”^③, “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 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膺担当奋斗者”^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和各类群众性主题活动组织机制, 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做先锋”^⑤。《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的颁布实施, 为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指明了方向。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主义的时代主题, 更对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情感培育、爱国主义情操锤炼、爱国主义思想文化涵养以及爱国责任担当等提出了新要求。由此, 探寻历史的启迪与回应时代的要求, 深入分析五四爱国主义精神的丰富内涵、历史特征与时代价值, 不仅有助于弘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 更有助于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从爱国情感的孕育与爆发, 到爱国行为的理性升华与价值引导, 再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新文化底蕴的彰显, 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包含情感、道德与文化三个层级的实践逻辑与丰富内涵。

首先, 从情感内涵来看, 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建立在人们爱国天然情感的凝聚之上。爱国主义是一个情感范畴, “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①, “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②。情感、认知与意志是人们主观世界的三大要素, 并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情感主义代表人物休谟认为, 决定人们行为的并非理性而是情感, 理性在于辨别事实真相, 情感才能在善恶判定后引发人们的行为^③。从情感所引起的行为效果来看, 情感可划分为“天然情感” (引向公众好处的情感)、“自我情感”(引向仅对个人好处的情感)与“非天然情感”(不引向公众或个人好处的情感)。^④相对于其他情感, 爱国情感指的是人们基于血缘与文化等纽带, 对自己的祖国及与此相连的故土家园、同胞乡亲、民族文化等发自内心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这种情感建立在人们与国家之间的天然的生命依存、荣辱与共等内在关系之上。国家是人们爱国情感所依附的对象, 也是满足其生命安全与公共物品需求的重要来源与保障, 当人们失去国家保护与公民身份“被排除在共同体的安全和福利供应之外”时, 将处于“一种无穷无尽的危险状态”。^⑤因此, 人们能够自觉地将自身发展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勇于为国家安全与繁荣昌盛而奋斗。应当说, 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 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与广大人民群众心中都积蓄着这种对祖国深厚而持久的天然情感, 并在日常生活中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作出自己的贡献。这种天然的爱国情感构成了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 五四爱国主义精神是人们爱国主义政治情感的爆发。爱国主义情感不仅具有天然性, 更具有政治性。“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政治性是爱国主义情感的根本属性”^⑥, “真正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基于个人与政治国家间的利益统一的共享意识的‘政治情感’ ”^①。简单地讲, 政治情感指的是建立在人的政治性与国家的阶级性等政治基础之上的, “以国事为己事, 以国权为己权, 以国耻为己耻, 以国荣为己荣”^②, 将自己的爱恨情仇、苦乐荣辱等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情感。相对于爱国天然情感的自然性、平和性与深层内化性, 爱国主义政治情感具有社会性、强烈性与外化性, 在特定条件下能够被迅速激发并发展为集体性的爱国运动。个体的爱国主义情感之所以能够转变为集体性的爱国主义运动, 除了有先锋的带头作用与必要的组织等之外, 还在于无论是人们的爱国天然情感还是爱国主义政治情感, 都是“引向公众好处的情感”, 其目标指向是追求民族与国家的共同利益, 并愿为此而不惜牺牲个体的生命。五四运动就是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爱国主义政治情感的大爆发, 一而再再而三的民族屈辱事件是其导火索。从鸦片战争开始, 屡次的战败、不平等条约签订与割地赔款, 古老天朝大国受尽屈辱, 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似乎为中华民族屈辱历史的终结带来了转机和希望, “一时‘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等名词, 呼喊得很响亮, 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 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一九年四月, 这一期间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了”^③。但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合理要求, 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而当时的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准备在合约上签字。中国人民期望的所谓公理和民族自决被无情地击碎, 战争胜利下的民族屈辱和民族尊严伤害最终点燃了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内心积蓄已久的爱国主义政治情感。1919年5月4日, 北京大学等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云集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并迅速传遍全国。

从道德内涵来看, 爱国主义是一种道德价值范畴, 一种“调整个人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的道德规范”^④。这种爱国主义道德规范建立在人们的爱国情感之上, 又是对爱国情感的一种理性升华, 是对爱国情感及行为的道德要求与价值引领。爱国主义是人类社会中极为重要的道德行为要求与价值判断标准。早在春秋时期, 就有“临患不忘国, 忠也” “图国忘死, 贞也” (《左传·昭公元年》), “辞不忘国, 忠信也; 先国后己, 卑让也” (《左传·昭公二年》)等对爱国的赞美与行为引导。时至今日, 不仅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⑤, 而且几乎“所有国家的公民教育或政治动员均以培养公民的爱国美德为要务”^⑥。“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⑦, 爱国主义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中一种极其重要的道德标准与价值取向, 主要是因为在物质财富稀缺与多元利益主体之下, 个人需要、国家需要、民族需要等之间既存在利益一致性也存在利益冲突, 而爱国主义具有调整个人与国家、民族间利益关系的重要功能。与此同时, 在阶级社会里, 爱国主义的内容要求具有阶级性及与此相关的不同的价值诉求。例如, 封建地主阶级的爱国主义实质上是维护与巩固封建统治。尽管封建统治阶级中有不少爱国者在抵抗外族入侵时显示出英勇的民族气节, 但由于时代和阶级制约, 他们的爱国主义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①而五四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其根本目的是救亡图存, 是民族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 体现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因此, 五四爱国主义精神有着更加广泛的阶级基础与高尚的价值诉求。

“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革命口号的提出, 赋予五四爱国主义精神以新的道德意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伦理觉悟是救亡图存的根本与“最后觉悟”。陈独秀指出: “伦理问题不解决, 则政治学术, 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 而根本思想, 未尝变更, 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 此自然必然之事也。”^②也就是说, 救亡图存最根本的是解决人民的思想觉悟问题, “伦理的觉悟, 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③。李大钊也指出: “文人于此, 当以全副血泪, 倾注墨池, 启发众生之天良, 觉醒众生之忏悔, 昭示人心来复之机, 方能救人救世……将接踵以闻也。”^④只有众生觉醒才能够救人救世。另一方面, 救亡图存必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陈独秀坚决反对当时“以孔子教义以挽救世风浇漓, 振作社会道德”^⑤的复古主义思潮, 并将忠孝节等封建伦理道德称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⑥, 主张摈弃这种奴隶道德, “此不攻破, 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 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⑦。李大钊也明确指出: “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 就是适应人类一体的生活, 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⑧这种新道德的倡导, 培养起了一大批有着“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⑨的爱国青年与广大人民群众, 他们在五四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高尚品德, 正是对这种新道德的践行。

从文化内涵来看, 五四爱国主义精神首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经由情感的蕴育、道德的升华以及文化的积淀, 爱国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化, 即爱国主义的民族文化。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主旋律和基本价值取向。从先秦时期作《离骚》、投汨罗江的屈原到南宋写下《过零丁洋》、宁死不屈的文天祥, 再到新中国成立前留下《可爱的中国》而凛然就义的方志敏, 等等, 无数仁人志士以真挚情感抒发了爱国情与忧国心, 以笃实力行展现了救国志, 书写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这种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中华儿女, 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源泉。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就是对这种中华优秀爱国文化传统的延续与传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 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①

其次, 五四爱国主义精神是对新文化底蕴的彰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②, 也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③。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彰显了新文化底蕴。毛泽东指出: “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 立下了伟大的功劳。”^④具体来讲, 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对新文化底蕴的彰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旧文化批判与新文化变革。在新文化运动中, 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 认为“只有这两位先生, 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而“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国粹与旧文学”^⑤, 即救国必须反对封建旧文化、树立新文化。五四运动及其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所包含的彻底的反封建性与科学进步性, 正是对新文化运动救国主张的积极响应。二是爱国主义思想文化宣传。在新文化运动中, 先进知识分子以《新青年》等为阵地, 进行了大量而有效的爱国主义思想文化宣传。例如, 陈独秀的“强敌侵入之时, 则执戈御侮; 独夫乱政之际, 则血染义旗”^⑥, 有助于为广大青年与人民群众抛弃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起而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扫清思想文化障碍; 李大钊的“自觉之义, 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 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 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 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⑦, 则有助于化解人们对所谓不足爱之国家的消极态度, 激起人们积极的爱国主义精神。五四运动的爆发及其所彰显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正是对新文化中爱国主义思想文化的彰显。

爱国主义是具体的也是历史的, “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 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⑧。民族危难之际, 中国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顺应历史大势, 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 自觉肩负起救民族于危亡的特定历史使命, 投身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 赋予五四爱国主义精神鲜明的历史特质, 即爱国的救亡图存、报国的勇当先锋与救国的真理探索。

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华儿女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中华民族最强烈、最深厚的爱国情感历史性地聚焦到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责任担当之上。这种爱国情感的历史性聚焦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对其的激发与组织引导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爱国主义情感的激发与组织引导, 是指特定的群众团体、阶级集团与政党等在以多种形式不断强化人们内在的爱国情感的基础上, 将其引导、聚焦到某一具体的爱国主义运动, 使之成为爱国主义运动的情感基础与强大精神动力。在近代, 这种爱国情感的激发与组织引导的重要目标就是将人们的爱国情感聚焦到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斗争之上。毛泽东指出: “一百多年以来, 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 从来没有停止过…… ”^①但在五四运动之前, 农民阶级、封建官僚、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所分别领导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都以失败告终, 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 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②。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帝国主义(这是主要的)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太强”^③, 但未能很好地激发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感并有组织地将其引导到正确的救亡图存道路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正如陈独秀指出: “吾国之维新也, 复古也, 共和也, 帝政也, 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 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 熟视而无所容心; 其结果也, 不过党派之胜负, 于国民根本之进步, 必无与焉。”^④

与之相反, 五四运动成功地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感聚焦到救亡图存的革命运动之上。毛泽东指出, “五四运动是群众发动的……开始只是觉悟的、先进的学生参加, 发展到‘六三’时, 在上海已经不只是学生, 而且有广大的工人、商界参加”^⑤。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 “中国青年发现了自己的力量,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现了自己的力量”^⑥,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 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⑦。中国革命进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而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感聚焦到救亡图存的革命运动之上, 并由此改变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工人阶级等社会新生力量的不断壮大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中国产业工人队伍不断壮大, 至1919年中国产业工人已达二百万左右。^⑧若没有当时无产阶级等社会新生力量的不断壮大, 五四运动对广大人民群众爱国情感的激发与组织引导及所具有的“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①必然失去基础。

在五四运动中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以勇当先锋的壮举诠释了爱国情向报国行的转变。“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 就是带头作用, 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②毛泽东称赞五四运动中“青年是革命的先锋队”^③。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青年在革命运动中率先行动, 即发动五四运动, 勇敢地走在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革命运动的前头。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的这种率先行动与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力量壮大与首先觉悟密切相关。20世纪初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④, 这些新的知识分子群体有的由接受新思想与新知识的士人转化而来, 但大部分是来自新式学堂的学子或留学归来的学生。与士人相比, 这些新的知识分子的所学已从传统的经史之学转向自然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 其价值取向已开始从学而优则仕转向学以致用与报国图强, 其行为也由盲目的忠君守义转向革命义举等。这些新的知识分子群体, 特别是其中先进的知识分子, 具有非常明显的追求科学、民主与革命理想的时代精神, 成为最先觉悟的一代。正如毛泽东指出, “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⑤, “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 富于政治感觉”^⑥。这些首先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与工农大众的结合中又促进了后者的觉悟, 并由此使“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 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⑦, 使五四时期呈现出觉醒年代的特征。另一方面, 青年在革命中自觉与工农相结合。五四时期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的带头作用是在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挥的, 没有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这个主力军的支持而只是靠自身力量, 先进青年知识分子是无论如何不能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五四时期先进青年知识分子自觉与工农大众相结合, 并在此过程中既克服了自身的缺点, 增强了自身的革命性, 又不断壮大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

五四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爱国情向报国志的转变及其先锋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其所具有的高尚品德之上的。五四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日常守公德与严私德。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指出: “中国之危, 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 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 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①也就是说, 中华民族的危亡, 不仅在于独夫与强敌等外部因素, 也在于民族之公德私德的堕落, 要救亡图存, 不仅要兴民力而且还要修民德。在这之中, 勤、俭、廉、洁、诚、信等“之数德者, 固老生之常谈, 实救国之要道”^②, 也是五四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中着力提升与铸就的高尚品德。另一方面是革命的大无畏牺牲精神。由革命的性质与形势所决定, 五四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不仅表现在日常守公德与严私德方面, 更突出地表现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对此, 毛泽东指出: 作为革命的先锋队, 而“不是风头主义者”, 不仅要具有政治远见, “不谋私利的, 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 而且要充满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③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势力的残酷镇压, 要勇当救亡图存与革命的先锋, 就必须具有牺牲精神。在这方面, 五四先进青年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誓言‘国土不可断送、人民不可低头’ ”^④, 铸就了不畏生死的铮铮铁骨与崇高品德。对此, 陈独秀指出: 与以往的爱国运动相比, 牺牲精神是“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之一。^⑤实际上, 这也正是自古以来最为人们所称颂的爱国主义, “伊古以来所谓为爱国者(Patriot), 多指为国捐躯之烈士, 其所行事, 可泣可歌”^⑥。

“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⑦, 思想文化武装是救亡图存的先导。但在五四运动之前, 各种所谓的救亡图存的思想文化都宣告破产。一方面, 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破产。随着鸦片战争等的战败, “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 抵不住, 宣告破产了”^⑧。另一方面, 各种求助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破产。在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破产以后, “先进的中国人, 经过千辛万苦, 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⑨, “不得已, 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⑩。但实践证明, “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 软弱得很, 又抵不住, 败下阵来, 宣告破产了”^⑪。最终,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⑫, 国家又陷入军阀混战与思想文化混乱之中, 急需新的救国思想文化的指导。梁簌溟将当时思想文化的混乱称为“极严重的文化失调”^⑬, 其实质是陷于“东不成、西不就”^①的状态中。

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 也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强大的思想文化武器与理想信仰。正如毛泽东指出: 在此之前, “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②, “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③, 还曾怀着对无政府主义的憧憬, 尝试建立了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与组织开展了湖南自治运动等, 但所有这些努力与尝试都失败了, 直至1918年8月到北京见到李大钊等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经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和五四运动的洗礼, 毛泽东等先进青年知识分子“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④, 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 并自此“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⑤。当然, 促成毛泽东等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信仰转变的重要原因, 还在于马克思主义能够适应中国救亡图存的实践需要, “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 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⑥。

传承和弘扬是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不断赋予时代新意和时代价值是传承和弘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的灵魂。早在1921年, 李大钊在纪念五四运动两周年的撰文中指出: “我盼望中国学生界, 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 依人类自由的精神扑灭一切强权, 使正义、人道, 一天比一天的昌明于全世界, 不要把他看狭小了, 把他仅仅看做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我更盼望从今以后, 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 都加上些新意义。”^⑦凸显问题意识与坚持问题导向,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 赋予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以时代新意与时代价值, 即以爱国情感助推民族复兴伟业、以道德修为永葆报国先锋本色、以文化交流互鉴促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相结合。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五四时期, “爱国, 首先是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反对帝国主义奴役和封建军阀政府卖国行径”^⑧。新时代,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⑨。围绕这一鲜明的时代主题, 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 首先“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⑩, 不断增强人们的爱国情感。强化与创新爱国主义教育是增强人们爱国主义情感的有效途径。其内在机理是教育向认知再到情感的转变, 即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提升人们对爱国主义重要性及其任务要求等的理性认识, 从而增强爱国意识与爱国情感。新时代, 要按照“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载体、增强教育效果”^①的总体要求强化和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在内容上, 不仅要加强国情、国家安全、民族团结进步、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的教育, 加强马克思主义、党的奋斗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 而且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对祖国悠久历史、深厚文化的理解和接受, 是人们爱国主义情感培育和发展的重要条件”^②。在形式上, 不仅要丰富与创新爱国主义教育的课程资源、文艺作品、实践基地与组织机制等, 而且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等的颁布实施为契机, 强化爱国主义教育的法治保障, 即通过爱国主义教育的法定目标内容确定、法定主体职责任务明晰、法定组织实施措施细化、法定支持保障体系构建等, 促进爱国主义教育的制度化与法治化, 从而在坚持思想引领、文化涵育与实践养成的基础上, 更好发挥教育引导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在效果上, 不仅要通过教育不断增强中华儿女的归属感、认同感与荣誉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③, 而且要增进其对“当代中国, 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④等的理论认同与情感认同, “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 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⑤。

其次, 要将爱国主义情感转化为自觉肩负民族复兴历史使命的强大精神力量, 以顽强奋斗来彰显爱国主义情怀。“道不可坐论, 德不能空谈”, 爱国主义教育重在使爱国主义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使人们满怀爱国情感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新时代青年要将“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转化为“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的实际行动, 用“一辈子的顽强奋斗来体现爱国主义情怀”^⑥。在这里, 爱国情感不是抽象的, 而是具体现实的, 是国家层面的忧国忧民之心与爱国爱民之情, 是社会层面的爱集体与社会责任感, 是个人层面的爱岗敬业与对家庭及家乡的人间真情, 是家国情感的统一。顽强奋斗不只是响亮的口号, 而且是中国青年运动的革命传统, 是把自己的理想奋斗同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是“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⑦, “是要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行每一项职责中见精神”^⑧, “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 在攻坚克难中创造业绩, 用青春和汗水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①。

永葆报国先锋本色是永葆青年自身优良品质的需要, 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时代要求。“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②青年这种先锋带头作用的发挥, 不仅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也是青年自身优良品质的具体展现。“青年学生, 较易感受外界刺激, 代表社会先进思想, 富有反抗能力”^③, 青年学生所具有的这种社会敏锐性、思想先进性与反抗强劲性等是其能够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革命运动中勇当先锋的一个重要因素。新时代, 要继续强化与永葆青年的报国先锋本色, 使其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青年是社会中最有生气、最有闯劲、最少保守思想的群体, 蕴含着改造客观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无穷力量。”^④要让广大青年成为勇担时代使命的生力军与弄潮儿。

新时代, 广大青年要传承和弘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 发挥先锋带头作用, 首先要在物质文明建设中永葆先锋本色, 勇立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潮头。当今时代,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发展,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新时代的青年只有永葆先锋本色, 勇于接受新挑战、新事物、新技术、新知识, “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健勇毅”^⑤, 才能从思维视野、知识结构与能力水平等方面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从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勇挑重担与勇克难关, 成为勇立潮头的时代新人。因此, 广大青年不仅要积极投身新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与民族复兴伟业, 更要像五四先辈那样, 与人民群众相结合, 更好站稳人民立场、练就过硬本领、勇于担当, 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其次, 要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永葆先锋本色, 勇当“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青年是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一个民族的文明素养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青年一代的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上。”^⑥这就要求新时代广大青年不仅要在物质文明建设中以新视野、新本领等勇立于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潮头, 而且要以新精神、新境界等勇当“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而要做到这一点, 新时代的青年就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将“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⑦,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做到品德润身、公德善心、大德铸魂”^⑧。与此同时,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种社会思潮的泛滥与价值观的多元化, 新时代的青年要强化忧患意识, 防微杜渐, 自觉抵制各种利益诱惑, 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

爱国主义绝非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源于对本民族利益与国家历史文化等的维护与认同, 但两者在利益维护与情感认同的态度和价值取向上有着根本不同。毛里齐奥·维罗里在《关于爱国》一书中指出: “民族主义指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排他性情感依附, 对免遭普世主义与文化认同的情感依附……每当两个民族的幸福倾向与范围相互冲突时, 类似的偏见、乌合之众似的暴动以及狭隘民族主义就产生了。”^①在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驱使下, “公民们准备随时为了祖国而流血牺牲, 但他们也同样准备否定宗教自由、少数人的权利以及文化多元主义; 他们爱国主义的狭隘性反映了他们对国家热爱的排他性特征”^②。狭隘的民族主义具有非常明显的排他性特征, 而这会使爱国主义走向其反面, 甚或引发民族纠纷与民族战争, 危及国家的安全稳定与繁荣发展。与此相反, 爱国主义则强调在各民族与国家利益相互依存与文化交流互鉴的基础上保障促进本民族、本国家的利益与社会经济发展, 具有开放包容与国际主义的特征。早在五四时期, 陈独秀就敬告新青年“谨陈六义”, 即新青年不仅要具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精神, 而且要具有“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精神。^③李大钊也主张将五四爱国运动上升为人类解放之运动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 ……即排斥侵略主义……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 尚非恰当, 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④。毛泽东指出: 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⑤,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 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⑥。只有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才能打倒帝国主义, 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 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 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⑦。

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为公精神, 促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深刻揭示了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人类生活紧密相连的客观现实与总体发展趋势, 拓展丰富了五四爱国主义精神的国际视野和理论内涵, 对新时代青年将家国情怀与人类关怀相统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新时代中国青年, 要有家国情怀, 也要有人类关怀, 发扬中华文化崇尚的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精神,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①新时代的青年, 一要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相结合。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证明,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开放带来进步, 而封闭必然落后。因此, 新时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应自觉摈弃狭隘的民族主义, 坚决反对逆经济全球化思潮, 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必须坚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紧密相关。我们要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进来……积极倡导求同存异、交流互鉴, 促进不同国度、不同文明相互借鉴、共同进步, 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②二要强化文化交流互鉴, 涵养健康理性的国民心态。强化文化交流互鉴就是要在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同时, 尊重其他国家的历史特点和文化传统, 深化与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文化互鉴, 推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培育健康理性的国民心态, 就是要在促进各国文化交流互鉴与增强各国人民心灵相通的基础上, 从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 以更加自尊自信、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的心态看待和处理外部世界的变化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避免爱国主义的非理性表达, 展现中华民族胸怀天下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