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2023年6月,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论断, 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 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 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①。“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本质属性, 是维系其传承、发展及创新的内在根据。

那么, 何谓“文化主体性”? 从语义学角度看,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复合概念, 由“文化”“主体性”两个基本语言要素构成。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释义, “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特指精神财富, 承载着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的智慧、经验、思想、艺术、教育、科学等各种元素。根据《辞海》释义, “主体性”指人在主体与客体关系中的地位、能力、作用和性质。常与“实体性”相对。其核心是人的能动性问题。“主体性”通常与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紧密相关, 是人“对自己存在的自我确认能力”^①。从“文化”和“主体性”的定义中不难发现, 二者指向的主体均是“人”, 都强调了人在社会实践和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二者的联结构成了新时代建设中华文明的标识性概念, 即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对“文化主体性”概念作出了明确界定: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②首先, “自我发展”意味着“文化主体性”是体现文化实践者“自主”状态的系统概念, 是文化主体体现出的主动的、有意识的能动状态, 即文化主体不是被动接受或适应文化环境, 而是能够在理性判断基础上有意识地作出文化选择和行为决策。其次, “回应挑战”意味着“文化主体性”要在坚持抵御文化霸权挑战的基础上, 坚持一种兼收并蓄的文化形态, 不仅要求各文化主体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坚守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还强调借鉴和吸收其他文明成果, 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最后, “开创新局”意味着“文化主体性”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开创文化发展的新局面, 推进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可见,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系统概念。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看, 巩固“文化主体性”要坚持人民立场的价值主线、筑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拓展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实践路向, 三者相互交织、相互渗透, 共同构成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框架。深入剖析“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逻辑, 不仅有利于全景式阐释其科学内涵, 还有利于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 是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存在方式。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的实体性, 即把物质世界看作由一系列孤立、静止、不变的实体构成, 历史唯物主义从实践视角反观、透视和理解现存世界, 认为实践是人类存在和活动的基本方式, 是人类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础, 构成了“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③。也就是说, “现存的感性世界”不是先验的、超验的虚幻存在, 而是人类全部实践活动的产物。因此, 人民是创造文化的实践主体, 而正是这一人民立场为巩固“文化主体性”锚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叙事主线。

在唯物史观形成之前, 唯心史观作为一种历史哲学观点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在认识和解释历史的过程中, 唯心史观主要强调精神、意识、观念等非物质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 主张少数英雄人物或某种神秘力量决定社会历史进程, 而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广大劳动群众往往被视为无理性的“群氓”, 被排斥在社会活动之外, 沦为少数英雄人物任意支配的工具。正如黑格尔所言: “人民是助唱队———他们消极、被动; 只有英雄们建功立业, 担负责任。他们双方之间绝对没有共同的地方; 人民没有指挥的权力, 只有向各位神祗申诉。”^①马克思认为, 正是唯心史观孕育了非人道的“奴才式”哲学, 甚至群众“还必须承认和首肯自己之被支配、被统治、被占有全是上天的恩准”^②。在他看来, 唯心史观往往把人的社会属性隐藏或遮蔽在先验、不可知的抽象概念之中, 将人的本质简化为抽象的人性, 从而忽略了人的具体性、历史性和社会性。马克思指出: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整个世界、整个历史的发展都是人自觉、能动的现实活动的结果。马克思并没有囿于对人的本质的描述性解读, 而是进一步赋予其阶级性, 并提出阐述了“真正的人民”的观念, 即“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④。在他看来, 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是构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大多数, 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百余年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是文化创造主体的观念, 通过坚守人民立场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早在解放战争时期, 毛泽东就提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⑤的论断, 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的主体、目标和方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⑥,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主张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发展与创新, 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形式的文化需要。在改革开放后, 党中央确立了“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⑦的“二为”方向, 确立了文艺工作的人民性、科学性的政治立场, 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锚定了根本方向。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将其纳入国家战略体系进行整体规划和推进, 不断提升人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主动、更为强大的文化力量。可见,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文化建设事业的根本立场, 是贯穿党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建设工作的主线与方向。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本质规定。这种规定远远超出了仅仅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的范畴, 而是作为人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和构成一定社会存在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指出: “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 或者说, 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⑧也就是说, 人的存在与发展是物质和意识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结果。这表明, 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是发挥和实现人民主体性的重要目标与途径。习近平强调: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①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因而, 巩固“文化主体性”就必须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文化建设目标。

第一, 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核心目标。马克思认为,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就是要“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 就是说, 作为一个总体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②。这种全面的占有不仅仅指物质层面的满足, 更涵盖了情感、意志、文化等精神层面的多维提升。可以说, “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的过程, 既是个体自我实现的过程, 也是其“文化主体性”得以巩固和展现的过程。当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深度转型期, 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织和碰撞的复杂局面, 文化虚无主义、网络民粹主义、泛娱乐主义等错误思潮影响着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进程。认清和抵制错误思潮, 其关键就在于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 引导人民群众自觉追求真、善、美的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第二, 创造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现实需要。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是文化多样性的直接体现, 也是满足丰富人民群众精神世界的需要, 更是展现中华文化魅力的关键所在。彰显和巩固“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动态、多维的过程, 集中表现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为。一要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 是中华文明的精华所在, 其中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一致, 展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二要立足百年党史, 赓续红色基因, 发扬革命文化。革命文化是百年党史独特的文化基因。在百年党史的不同阶段, 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包括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东北抗联精神等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时刻彰显着中华民族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三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 其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凝结着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 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文化是自然界与人类实践活动相互作用的产物, 究其本质, 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即文化的创生过程, 也是人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人通过能动的、自觉的实践活动给外在客观世界打上反映人类意志和智慧的“文化印记”, 从而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成果。质言之, 人创造并拥有文化, 人在文化价值上的每一个成就都显现出人从原初的“自然阶段”逐步迈向按照主体意志自觉发展的“自由阶段”。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言: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 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①因此,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 人民既是文化的创造者, 也是文化的享有者和发展者, “文化主体性”的本质就在于人民主体性, 体现于文化创造、文化发展及文化创新的全过程。

第一, 巩固“文化主体性”就是要确保人民享用文化产品的主体性地位。人民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 更是文化的享用者。文化“为了谁”而创造, 是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根本问题, 规定着文化的性质、动力和方向。习近平强调: “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②人民是文化创造的源头活水。在这里, “人民”不仅是整体概念, 指代全体中国人民, 存在于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 还是个体概念, 指代每个人民个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二条明确规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这从国家根本法的层次保障了文化事业中的人民主体地位, 规定着全体人民不仅是文化的孕育者和创造者, 还是文化事业的参与者和评判者, 深刻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第二, 巩固“文化主体性”就是要确保人民享有文化产品的主体性地位。人民是文化的发展者, 也是文化成果的享有者。文化不是一个孤立的、静止的概念, 而是在人民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创造、传承和发展而形成的成果结晶。文化的创造在于人民, 文化的享受更在于人民。人民生活蕴含着大量的鲜活的文化素材, 只有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了解人民群众真实的精神文化需要, 才能满足人民对文化的需要, 从而用有思想、有温度、有力量的文化作品满足人民对文化的需求, 并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人民的思想观念, 塑造人民群众和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

第三, 巩固“文化主体性”就是要确保人民对文化产品评判的主体性地位。人民是文化的创新者, 也是文化创新成果的评判者。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 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③, 要把人民满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 由人民来做“评判者”和“鉴赏家”。一要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 以高质量的文化供给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二要坚持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 通过人工智能、3D、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不断创新文化内容、形式和传播方式, 满足人民对文化现代化建设的需求; 三要通过文明交流互鉴, 确保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引导人民打开文化评价的世界视野。总之, 文化的评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 文化成果需要人民来检验。

马克思指出: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 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①在这里, 原理、观念等上层建筑作为总体性概念, 是在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质言之, 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决定着文化的根本性质和前进方向。因此, 公有制生产关系的确立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一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文化主体性”的根本性质。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语境下, 文化创造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 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 为“文化主体性”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二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标注“文化主体性”的存在样态, 体现为文化生产的自主性、文化传播的能动性、文化消费的独特性。三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引导“文化主体性”的前进方向, 推动文化朝着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方向发展。

人类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 一方面, 通过劳动同自然界发生密切联系, 从而形成改造自然的能力, 即生产力; 另一方面, 在劳动过程中又必然地相互联系, 构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 即生产关系。生产力体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指涉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以获取物质资料的能力, 是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而生产关系则体现人与人的关系, 指涉人们以何种方式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活动, 以及在这些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和地位, 是产生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上层建筑的基础, 正如马克思所言,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②。

第一,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 直接决定着文化的根本性质。上层建筑的性质不是直接由生产力决定, 而是由它所服务的经济基础决定。不同的经济基础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形态。比如, 在封建社会, 小农经济往往滋生体现封建等级制度的文化形态, 形成“三纲五常”的核心价值观; 在资本主义社会, 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求自由竞争和平等交换, 往往滋生体现个人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文化形态, 形成个人主义、利益至上的核心价值观; 在社会主义社会, 生产资料公有制意味着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及收益等权利都由社会或集体共有, 而非个人私有, 为形成体现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资本主义社会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同, 社会主义社会更加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 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 鼓励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文化活动。因此,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文化主体性”的社会主义根本性质。

第二, 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确保文化保持自身的发展轨迹和规律。文化虽然在总体上受生产关系所决定, 但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相对独立性。可以说, 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为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提供了可能, 同时也确保了每种文化都能以其独特的风格促进社会发展。“文化主体性”表现为文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上层建筑, 其本质是捍卫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文化主体性”集中体现在其能有效应对西方错误思潮的意识形态渗透, 立足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以强大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捍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此外, 从制度文化的角度看, “文化主体性”还体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 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改革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文化生产是人类社会生产的重要内容, 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马克思指出: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 与人们的物质交往, 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①这表明, 精神生产(包括文化生产等)不是独立于物质资料生产的生产活动, 而是二者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内在统一体。巩固“文化主体性”, 不仅要在价值层面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还要在具体的文化生产活动层面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华文化的精髓, 体现文化生产者在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全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独特贡献。

第一, 聚焦满足人民文化需求, 巩固文化生产的多样性。文化需求是指人们为了满足各种精神生活需要而形成的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要求, 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也是人自身发展的必然表现形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在量的扩大和质的提升方面产生新期盼, 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特征。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途径在于文化生产, 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 而不是抑制需求增长。近年来, 为健全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进一步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适用性, 我国不断加快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步伐。据统计, 截至2024年年底, “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48个, 总流通134197万人次; 文化馆3516个”^②, 形成了从国家到村(社区) 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体系, 为发挥“文化主体性”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平台储备。

第二, 坚定文化自信自强, 巩固文化传播的能动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推动文化自信自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③。其本质就是要提升文化传播的能动性, 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在传播渠道上充分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媒体渠道, 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以更加生动、形象、便捷的方式展现中华文明; 另一方面要在传播内容上着力凝练贯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表述, 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 这些新概念、新表述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还为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提升中华文明传播的广度、深度、力度奠定了学理支撑。

第三, 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巩固文化消费的独特性。文化消费是文化生产与再生产全过程的最终环节, 其总量的增加必然会成为推动文化生产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习近平指出, 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①。这表明, 一部好的作品, 不应该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 而应该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 在坚持艺术追求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上, 不断寻求与市场的契合点, 实现文化价值的最大化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 一方面, 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断扩大优质产品供给, 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 促进各类文化产业经济效益日益提升。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 2024年上半年, 全国7.7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4961亿元, 按可比口径计算, 比上年同期增长7.5%”^②。另一方面, 我国不断健全和完善文化相关法, 制定并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送审稿)》等相关法律法规, 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规范文化市场秩序奠定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生产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范畴, 而是往往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优化。正如习近平指出: “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③生产关系的优化催生新的文化形态, 随着生产关系的不断优化, 原有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往往也会随之发展, 继而创造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型文化形态。

第一, 巩固“文化主体性”要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优化促进文化创新, 发展新型文化业态。生产关系的优化往往伴随突破性技术的兴起, 而突破性技术的出现又进一步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认知方式, 为文化创新奠定技术基础。习近平强调: “要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 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 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 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④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是推动新时代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任务, 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载体。作为新时代文化形态的理论表达, 新型文化业态之“新”在于技术融合之新, 其以文化与科技高度融合为根本动力, 以数字赋能为支撑, 不断拓展文化的智能化新场景, 实现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在于内容形式之新, 其不仅注重内容的原创性和多样性, 还积极运用现代技术对传统文化进行整合、创造, 在内容和科技的双重驱动下展现中华文化的精髓; 在于应用形式之新, 其注重用户体验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 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 实现文化产品的精准推送, 有效促进了文化供给与需求的高效匹配。

第二, 巩固“文化主体性”要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优化促进文化融合, 繁荣新的文化生命体。生产关系的优化加速商品、资本、技术及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 促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得以频繁交流, 促进文化融合。不同文化在融合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形成了多元的文化景观。习近平强调: “‘结合’不是‘拼盘’, 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 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 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①顾名思义, 新的文化生命体就是要赋予文化“拟人”意义, 意味着其不仅是一种静态的文化形态, 而且还同生命体一样, 是一种充满活力, 具有生长、演变、互动及适应能力的动态存在, 构成各种文化要素有序吸纳、整合的系统整体, 有效推动中华文明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自觉转变, 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自强的精神伟力。

把精神力量转变为物质力量, 把追求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延伸至实现全人类的整体解放, 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信念, 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拓展了世界历史叙事路向。马克思指出, 世界市场的开辟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②, 各民族的文化产品逐渐跨越民族或地域隔阂, 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这一过程中, “文化主体性”得到进一步诠释和强化。各国家和民族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 积极借鉴吸收一切世界优秀文化成果, 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成为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

“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明保持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 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理论前提。习近平强调: “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③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不应该是一个文明取代或征服另一个文明的过程, 而应该是多元文明相互尊重、交流互鉴的融合过程, 这一过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第一, 巩固“文化主体性”要尊重本土文化的自主性, 坚持尊重和保障各国家或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避免文化同质化风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 资本、科技、商品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跨时空流动,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经济的融合发展。然而, 某些西方国家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 通过文化符号强势传播或输出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 企图使处在弱势地位的国家或民族文化逐渐消融在单一的西方文化之中, 最终实现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有了文化主体性, 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 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④, “文化主体性”表现为文明交流互鉴中的自主性。一方面, “文化主体性”来源于对本土文化的高度认同, 这种认同不仅体现为对本土文化的历史、传统、价值观的深刻理解, 更体现为对其独特文化魅力和时代价值的自觉践行。另一方面, “文化主体性”坚持尊重各国家或民族文化的平等发展权利, 尊重各国家或民族文化发展的自主性, 降低强势文化的输出和冲击, 避免文化同质化的风险。

第二, 巩固“文化主体性”要尊重文明的多样性, 促进多样文化交流互鉴, 凝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合力。在人类历史长河中, 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交相辉映, 绘就了绚丽多彩、多元共生的文化画卷。从古老文明到现代多元文化社会, 每一种文化形态都承载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精神追求。习近平指出: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 因交流而互鉴, 因互鉴而发展。”^①这就要求我们要摒弃唯我独尊、自我封闭的文化心理, 弘扬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 坚持“文化主体性”, 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不同文明, 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合力。坚持“文化主体性”, 并非要否定或排斥其他文化的存在形式, 而是要激活各文明的主体间性, 既要尊重各文明的独特性和价值, 又要把各种文化交流互鉴视为常态, 这种交流互鉴不仅包括文化产品、艺术形式的展示, 更包含价值观念、思想理念等深层次的交流与互动, 不断推动不同文化走向融合共生。

人类文明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马克思曾结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勾勒出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形态, 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②。在这一过程中, 人的主体性得以确立并逐渐增强, 成为衡量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显著标识。“文化主体性”不仅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 还聚力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文化难题, 构建了一个兼具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文化新格局, 为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第一, 巩固“文化主体性”需要聚力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文化难题, 为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贡献智慧与方案。所谓“古今中西之争”, 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这一争论在历史迭代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形式特征, 但其本质是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联系在一起。习近平指出: “经过长期努力, 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③在“古今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时代, 推动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 就要在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坚守和巩固文化主体性。具体说来, 一方面, 要在时间维度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坚持“尊古而不复古”的基本原则, 提炼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另一方面, 要在空间维度加强文化交流和互鉴, 推动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共生, 构建兼具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文化发展新格局。

第二, 巩固“文化主体性”需要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现代性困境, 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体系贡献中国智慧。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和意识形态, “西方中心论”把西方文化、制度、价值观等预设为“普世价值”, 将西方文化悬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神化或绝对化西方现代化模式, 其实质是维护和巩固西方国家的霸权地位。然而, “西方中心论”倾向于构建资本型文化、单向度文化及殖民扩张式文化等文化形态, 以强势的资本逻辑掩盖多元的文化逻辑, 进一步加剧了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和对立。中华文化主体性坚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文明标准, 承认并尊重存在于人类各种文明中超越时空差异的共同价值, 突破了“西方化=现代化”的思维定式, 构建了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叙事, 向世界展现了一条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文化新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在阐释世界文明演进时, 始终把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最高理想, 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构想: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在马克思看来, 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个性被“虚幻的共同体”的意识形态遮蔽, 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 人的个性才能真正摆脱物的依赖性和资本控制, 实现“自由个性”的充分显现。文化主体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重视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同时把个人的文化发展需要统一于国家和社会整体的文化发展进程, 不断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融, 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第一, 坚守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构建“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不断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磅礴伟力。一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 就是各民族相互交融成“多元一体”格局的壮丽史诗。习近平指出: “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 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②从历史上看, 中华文明从未试图用单一的文化形态取代或排斥其他文化形态, 而是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凝聚出共同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既蕴含着统一, 又蕴含着多元; 既强调了个体, 又强调了整体, 展现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一方面,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赋予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历史的长河中,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各种挑战中保持屹立不倒、生生不息, 主要得益于中华文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共同的精神追求, 讲仁爱、重民本、崇正义、尚和合等文明根性, 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另一方面, 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绘就了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景观, 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地域的差异上, 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 还体现在内容形式的差异上, 如诗词歌赋、小说戏曲、书法绘画, 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还为丰富世界文化多样性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 秉持胸怀天下的世界意识, 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 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汇聚强大的文化力量。习近平指出: “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①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着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 蕴含着中华文明深厚的智慧底蕴, 如中华文明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文化传统, 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追求和平、公正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还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在“和合”中谋“不同”, 在“存异”中求“大同”, 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西方“普世价值”的关键所在, 深刻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特魅力, 也为解决全球性问题, 如气候问题、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治理赤字、和平赤字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向, 为早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汇聚了强大的文化力量。

综上所述, 巩固“文化主体性”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前提。为此, 应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守正创新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就、不断胜利的重要方法, 也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指出: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 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②守正, 就是坚守真理、坚守正道。巩固“文化主体性”就要守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正, 坚守“文化主体性”的人民立场, 坚守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 坚守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就要守中华民族文明之正, 坚守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 坚守“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 保持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连续性。创新, 就是勇于探索、开辟新境。巩固“文化主体性”就要结合时代要求, 创文化内容之新、创传播手段之新、创文化格局之新, 以守正为创新保持航向, 以创新为守正注入动力, 在守正与创新的辩证互动中,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