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注入生机活力,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 “2023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升至17%左右, 1979—2023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4.8%”^①, 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与此同时, 贫富差距、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也逐渐显现。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问题与挑战, 对如何有效缩小贫富差距,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展开深入思考, 在中国共产党现有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为接续奋斗、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实现更广泛、更深入的平等明确了实践方位。

当前, 学界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内在逻辑、价值意蕴、原则方法作了大量阐发, 但对其理论基础的关注仍不够。习近平指出: “要加强促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 澄清各种模糊认识, 防止急于求成和畏难情绪, 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良好舆论环境。”^①科学、系统的认识能够对实践产生重要的引领作用, 在正确认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意蕴、基本原则和实践举措的基础上, 从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三重维度阐发其对马克思平等思想的创新发展, 有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把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根基, 不断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

西方启蒙运动对神权与宗教展开激烈批判, 将政治从天国拉回尘世, 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的统摄下独立出来, 反过来成为阐释后者何以生成的逻辑基础, 催生出社会契约理论与现代法权观念。资产阶级平等观奠基于法权观念之上, 将平等的内涵狭隘地解释为平等地任意占有、使用私有财产, 使之成为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辩护的意识形态, 平等价值因此被遮蔽。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平等观的科学剖析与解构, 揭示出隐藏在其背后的不平等事实, 深入生产领域阐明其虚假性的根源所在, 并科学阐发未来社会平等样态, 从而澄明平等价值, 明确了共产主义的平等追求。

早在《德法年鉴》时期, 马克思就在对政治解放的批判中把握到资产阶级平等观的虚假性。根据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科学认识, 马克思强调, 正像没能实际消除宗教偏见一样, 现代国家不考虑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等差别“宣告人民的每一成员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②这一做法, 非但没能消灭市民社会中的不平等, 反倒以“公人和私人”^③分离的形式默许了这种不平等的存在。同时, 由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公人与私人间的分离又必然以市民社会战胜国家、私人战胜公人的方式结束, 因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允诺的平等只能沦为空话。正如法国大革命所呈现的那样: “当政治生活感到特别自信的时候, 它试图压制自己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要素, 使自己成为人的现实的、没有矛盾的类生活。但是, 它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 只有宣布革命是不间断的, 才能做到这一点, 因此, 正像战争以和平告终一样, 政治剧必然要以宗教、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一切要素的恢复而告终。”^④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要求共和国将保护私有财产作为自身目的, 虽然在“无套裤汉”日益高涨的平等要求下, 罗伯斯庇尔所领导的政府不惜通过侵犯通信秘密、限制新闻出版、没收私有财产等方式来维护平等承诺, 从而呈现出颠倒的局面, 即市民社会服从于国家, 但“实践只是例外, 理论才是通则”^⑤。政治解放确实会带来一瞬间的狂热, 激起人民的共同体精神, 使其短暂地超越私人利益, 然而, 由于资产阶级国家不能改变其前提, 仍然把市民社会作为维持自身存在的基础, 所以私人利益最终必然俘获政治权力。马克思还在法国1793年宪法中为上述认识找到了有力论据, 他指出, 宪法中所规定的自由实质上就是运用私有财产的权利, 而平等“就其非政治意义来说, 无非是上述自由的平等”^①, 即平等地任意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 其结果必然是不平等。

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 马克思更为深入地揭示出资产阶级平等观的实践基础, 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从政治哲学向政治经济学、从交换向生产的语境转换。他强调: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 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 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 相反, 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②伴随市民社会兴起而萌生的资产阶级平等观反映了人们在市民生活中所形成的交往关系, 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不受封建制度束缚, 自由从事商业活动的利益诉求。因此, 商品交换是资产阶级平等观的真正诞生地, 人们在其中超出个体间的自然差别, 建构起短暂的平等关系。一方面, 交换双方不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 只着眼于经济规定, 将彼此单纯地看作交换者; 另一方面, 就单次交换而言, 买者和卖者交换的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是等价物, 二者完成的是等价交换。根据上述分析, 马克思得出结论: “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 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③

对资产阶级平等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剖析帮助马克思更为深刻地把握到前者虚假性的根源所在。从表面上看, 资本按照价值购买劳动力是一种等价交换, 因而现实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只能归因于供求关系波动或少数资本家的人为克扣。然而, 马克思指出: “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 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 只是表面的过程, 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 在深处, 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④。资产阶级平等观生发于简单商品交换活动, 实际上只能解释为出售个人剩余劳动产品而在市场上偶然相遇的商品所有者间的关系。当资产阶级运用其为以商品生产而非交换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体系辩护时, 必然发生逻辑上的悖谬, 这是资产阶级平等观虚假性的根源所在。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根据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 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他强调: “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的内容和目的。”^⑤资产阶级宣称劳资交换按照等价原则进行, 其目的在于以劳动力价值与预付资本间的等同性来掩盖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剥削本质。实际上, 工人总是生产出大于其劳动力价值的价值, 这是劳动力商品特殊性的表现, 也是劳资间不平等交换的秘密所在。一旦离开简单流通或商品交换领域, 剧中人的面貌就会发生变化, “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 昂首前行; 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 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 雄心勃勃; 一个战战兢兢, 畏缩不前”^⑥。

在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平等价值的遮蔽后, 马克思积极阐发了共产主义的平等追求。他不仅多次用平等描述未来社会的特征, 指出后者将“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①, 而且基于生产方式的变化, 具体论证了共产主义平等与资本主义平等的本质区别。马克思强调, 受限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充分, 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将同样遵循权利平等原则, 但由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能够有效“消除将占有数量差异转变为支配性权力的异化的人的关系”^②, 防止个人财富转变为对他人的支配权力, 避免阶级压迫死灰复燃, 从而使权利平等得到真正落实。随着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 在“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③,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将克服权利平等的形式性局限, 依照人的多样个性在平等的共同体成员中进行“不平等”的分配, 确保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的平等追求使其展现出强大的道义力量, 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柯亨将二者一同视作“马克思主义信念的中心价值观”^④, 并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积极进行自我调整, 因而仍然表现出旺盛生命力的背景下, 平等必然成为共产主义优越性与感召力的重要载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承共产主义的平等追求, 不仅将平等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而且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⑤, 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⑥。与部分西方国家宣扬新自由主义, 假借自由之名否认平等价值, 从而为资本剥削与扩张辩护不同,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平等价值, 强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在社会层面明确树立起平等价值导向。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蕴含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平等与自由内在一致性的科学认识, “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⑦。一方面, 只有不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才能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 个人又只有融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 在劳动中充分彰显主体性与能动性, 才能培育多样能力与个性, 真正得到自由全面发展。因此,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是消除贫困、改善民生, 而且是人的自我实现过程。可见,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马克思平等思想中消灭阶级和剥削, 实现实质平等的理念一脉相承, 集中彰显了共产主义的平等追求, 有力回应了当代右翼自由至上主义者对平等价值的歪曲与攻讦。

不仅如此,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秉持和平发展原则, 摒弃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上奉行的“国强必霸”“零和博弈”思维范式, 坚决反对劫掠殖民行径, 为推动世界各国平等对话、共同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正如习近平所言, “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①。中国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侵占、剥夺其他国家的发展空间, 而是通过激发内生动力, 拓展国际合作, 推动交流互鉴, 与世界各国一道将“蛋糕”做大做好。由此,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形成了有机联系, 共同诠释了共产主义平等的人类解放指向。

在此基础上, 习近平立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 站在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强调了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要性,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创新性地表述了共产主义的平等追求。具体而言, 虽然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向, 但由于缺乏现实条件, 马克思并没有在长期执政语境下对共产主义平等追求作出直接论述, 也鲜有对实现平等重要性、必要性的系统阐发。习近平则结合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历史经验, 阐明了以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维护和发展平等之于巩固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地位的重大意义。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 将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根本标准,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创造出彪炳史册的非凡成就。这些成功经验凸显出维护和发展平等,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正如习近平所言, “发展了, 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 但发展极不平衡, 贫富悬殊很大, 社会不公平, 两极分化了, 能得人心吗?”^②。与此同时, 其他国家不平等问题激化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矛盾也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当前, 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 一些国家贫富分化, 中产阶层塌陷, 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 教训十分深刻”^③。着眼于此, 习近平明确强调: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 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④, “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 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⑤。这些论断不仅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 而且创造性地将平等纳入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理念, 实现了对共产主义平等追求的创新性表述。

近代以来, 平等成为引领社会改革乃至革命的重要价值目标。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不仅正面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 而且积极阐发有关平等社会的美好想象。进入19世纪,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发展走向成熟的历史背景下, 提出更为具体的平等要求, 但由于未能在生产方式这一根本层面寻求彻底消灭不平等的现实条件, 这些要求最终流于空谈。与之相反, 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着眼于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来阐明建构共产主义平等的基本原则, 为后续社会主义平等实践提供了科学依据。

首先, 马克思坚决反对以往工人运动中的平均主义倾向, 强调共产主义平等尊重人的个性, 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与一般的道德说教不同, 马克思着眼于社会生产方式来把握平均主义的本质以及超越平均主义的现实条件。在他看来, “粗陋的共产主义”的平均财产要求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忌妒心和贪欲的表现, 它不是力图消除物役性, 避免财产转变为支配人的不平等权力, 而是无批判地接受这种权力, 并为了拥有这种权力而不惜否定人的个性。马克思还指出, 蒲鲁东的工资平等主张同样不自觉地承认了资本权力, 并将资本对劳动者的支配“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 劳动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 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①。与二者表面上批判, 实际上却从未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因而奉资本权力为圭臬不同, 马克思强调, 共产主义不仅对资本及其权力展开批判, 而且要求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由社会集体占有生产资料来彻底消灭资本及其权力。“在改变了的情况下, 除了自己的劳动, 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②,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还将根本性地扭转人与物的关系, 在平等的共同体成员之间进行“不平等”的生活资料分配, 使物真正为了人平等地自由全面发展服务。

其次, 马克思根据生产方式对于政治、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 阐明共产主义平等建构的整体性。一方面, 他指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权力与经济特权的内在关联。正如福柯所言, 工厂制度是马克思考察社会权力运作的重要窗口, 监视与纪律“既是生产机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又是规训权力的一个特殊机制”^③。马克思利用“工厂视察员报告”“工厂法”等经验材料, 实证式地揭示出社会权力不平等问题, 并在生产方式的高度追问社会权力的来源与目的。他注意到, 工厂制度中的纪律与封建社会中的刑罚存在本质区别: “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 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④。这就是说, 随着商品生产取代为满足直接需要而生产, 雇佣劳动取代赋税徭役, 经济强制力也取代了人身依附关系成为社会权力不平等的根本来源。同时, 资产阶级之所以尽可能地垄断社会权力, 又是出于牟利的目的。劳动力虽然被出卖, 但不能与卖者分离, 工人仍然在根本上决定着对劳动力的使用方式, 因此依靠社会权力强迫工人听从命令成为榨取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 马克思还揭示出政治特权背后的经济因素。他不仅依据资产阶级宪法为选举权设置的财产限制, 指出政治权利被资产者所垄断, 而且以资产阶级议会围绕谷物法的辩论为例, 强调工人政治权利的匮乏会反过来被资产阶级用来扩大经济特权。在这场辩论中, 受粮食价格直接影响的工人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而在谷物法废除后, 工业资产阶级则以粮食价格下降为由进一步压榨工人工资。“工厂主先生们普遍把工资降低了10%, 企图以此来助长这种状况的自然作用。而这就是所谓向自由贸易新纪元的献礼。”^①可见, 经济不平等既是资产阶级攫取社会权力和政治特权的手段, 又是这种攫取活动的目的本身, 因此, 任何平等要求最终都将归结于消灭经济不平等以及象征着这种不平等的阶级分化。而反过来说, “随着阶级差别的消失, 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②。就此而言, 共产主义的平等追求无疑具有整体性特征。

最后, 马克思立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强调共产主义平等建构的历史性。“平等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和抽象描述, 而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和全部物质生活方式基础上的。”^③在《哥达纲领批判》中, 马克思指出, 由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④, 因而其所实现的平等也只能是不完善的平等, 这尤其表现在社会成员被片面地视作劳动者, 不同等的天赋和个人能力将会导致报酬的不平等上。尽管存在这样的局限, 但马克思认为其在当前历史阶段具有必然性, 因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⑤。而要真正平等地满足人的多样个性发展需要, 确保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 这必须经过长期的历史过程。只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随之消失, 从而劳动本身成为生活第一需要之后, 社会才能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 实现“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研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际, 立足共产主义平等基本原则, 澄清相关模糊乃至错误认识, 谋划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科学蓝图。基于平等与平均的本质区别, 习近平强调, “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不是少数人的富裕, 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⑥。我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决定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 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 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 不可能齐头并进”^⑦。我国社会生产力尚未得到充分发展这一实际情况也要求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激发社会生产活力, 形成先富带动后富的生动局面,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基于共产主义平等的整体性特征, 习近平赋予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重平等指向, 指出“我们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 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 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①, 并多次强调了经济在其中的根本地位。他还立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指出“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 需要一个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②, 并实事求是地确定了各阶段的基本目标, 体现出对平等建构的历史性原则的深刻认识。

在此基础上, 习近平在不断解决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中, 赋予共产主义平等以新的时代内涵。一是在坚持反对平均主义的同时, 辩证认识和处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财富不平等现象, 科学把握平等的长期发展趋势与暂时性的不平等的辩证关系。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显然会不可避免地使财富不平等长期存在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 但这并不意味着应默许乃至放任这种不平等发展、扩大。习近平强调: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 是对全社会而言的, 不要分成城市一块、农村一块, 或者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各一块, 各提各的指标, 要从全局上来看。”^③基于此, 他统筹区域、城乡发展差异, 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转移支付、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等一系列具体举措, 从而既使适度的财富不平等成为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因素, 又确保这种不平等随着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践的深入而逐步缩小、消失, 创造性地阐明了适度的财富不平等的历史合理性, 彰显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平等与平均本质区别的认识深化。

二是关注人民精神生活, 进一步拓展平等的整体性。由于19世纪工人经常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 马克思尽管注意到社会中的精神生活不平等问题, 揭示出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隶属于统治阶级的现象, 但并未对此作出专门论述。在关于未来社会平等样态的构想中, 马克思也未围绕实现精神生活平等作出具体阐发, 而是认为随着阶级的消灭, 精神生活平等将会自然实现。进入21世纪, 精神发展与物质发展不平衡成为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与物质财富快速积累形成鲜明对比, 人们的精神世界出现单调、空虚甚至庸俗化倾向。由此出发, 习近平明确将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强调“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④, 要求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保障人民群众获取精神产品资源、创造精神产品的平等机会, 为实现更全面、更广泛的平等, 更好地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拓展了平等的整体性内涵。

三是在科学把握平等建构的历史性原则的基础上, 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积极作用。习近平指出: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 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 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 积小胜为大胜, 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①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并不意味着消极等待, 而是要积极发挥历史主动精神, 尽可能地提升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质量和效率。着眼于此, 习近平科学筹划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是到“十四五”末,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第二步是到2035年,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 第三步是到本世纪中叶,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这些战略部署集中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辩证关系的科学认识, 丰富了建构平等的历史性内涵。

马克思批判旧世界的目的在于发现新世界。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平等观的批判与解构中形成了立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生产出发把握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变革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一经确立, 就被运用至对共产主义平等实践方向的阐发中, 从而使之与社会中流行的其他错误平等思潮区别开来, 表现出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鲜明特质, 成为当代中国维护和发展平等的行动指南。

其一, 马克思以辩证思维把握生产与分配的关系, 指出变革生产方式是实现共产主义平等的根本路径。在马克思看来, “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②, 无偿占有和剥削是私有制的必然结果, 只要劳动资料与劳动之间还存在分离, 劳动者就必须以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方式来从事生产, 因而所谓“公平的工资”“平等的权利”都只能流于幻想。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批判“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 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③。对他而言, 即使庸俗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分配主张能够实现, 至多也只能短暂地改变财富分布状况, 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富分化的社会结构, 在资本增殖和竞争的作用下, 不平等问题必然会迅速重新生成并持续加剧。因此, 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社会所有, 使其为共同体成员的发展服务, 才能彻底解决不平等问题。

其二, 马克思将发展科学技术作为实现每个人平等地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手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平等思想的价值旨归, 而实现这一理想又需要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一方面, “如果没有这种发展, 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 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 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 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④; 另一方面, 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还将缩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基于上述认识, 马克思对蒲鲁东排斥机器和大工业, 鼓吹回到小块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做法予以猛烈批判。同时, 他还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改变人的劳动方式, 推动消灭固定分工。早在《哲学的贫困》中, 马克思就强调, 一旦消除私有制, 大工业对个人全面发展的要求就会显露出来, 并讽刺蒲鲁东“连自动工厂的这唯一革命的一面也不懂, 竟倒退一步, 建议工人不要只做别针的十二部分中的一个部分, 而要顺次做完它的所有十二部分”^①。而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则更为深刻地将固定分工的消亡确认为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 指出“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 承认劳动的变换, 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②。可见, 科学技术的发展既能够为实现平等创造物质基础, 又能够通过改变劳动方式来形塑全面发展的主体, 因而是建构共产主义平等的必要手段。

其三, 马克思将人民群众确立为共产主义平等的建构主体, 并从革命与建设双重维度作出阐发说明。一方面, 人民群众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者。空想社会主义者正是由于藐视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而只能停留于幻想。“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 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 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③, 因而将平等的实现变成自己头脑中的发明活动。另一方面, 人民群众又是实现平等所需物质条件的创造者。马克思不仅高度概括地指出劳动和生产“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④, 而且对资产阶级通过夸大机器的独立性来贬低工人创造能力的做法予以正面驳斥。他强调, 机器和大工业是知识、技能、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积累的结果, 反映了工人阶级劳动能力的总体发展。从整个生产过程来看, 虽然机器和大工业的出现将大量工人排挤出直接生产领域, 因而似乎否定了工人的主体地位, 但实际上, 这恰恰更为深刻地反映出工人改造世界能力的提升与进步。“在这个转变中, 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 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 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 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 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 总之, 是社会个人的发展。”^⑤由此可见, 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推动社会变革与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是建构共产主义平等的历史主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积极运用马克思所阐发的科学方法, 延续了平等实践的基本方向。一是着眼于生产方式的根本性意义, 将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并从正反两个方面作出阐发说明。一方面,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既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又有利于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 不断实现共同富裕”^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我国当前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是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 实现经济健康发展,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 从“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 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 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 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②这一事实不难看到, 社会生产力发展是实现平等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在以剥削和资本增殖为原则的资本主义制度下, 社会财富的积累反而会加剧不平等, 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才能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是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对于维护和发展平等的积极作用, 并从我国经济发展“大而不强”的实际情况出发, 坚持将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③, 为维护和发展平等夯实基础。三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着力激发人民群众的财富创造能力。20世纪初期, 为缓解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矛盾, 缩小贫富差距, 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开启建设福利国家的尝试。然而, 逐步扩张的福利政策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负担, 而且制造出新的不平等。高福利所带来的高税收使劳动者的税后所得与无业者得到的救助相差无几, 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明显降低, 经济效率大打折扣。同时, 得到救助的失业者并没有因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得到平等对待, 反而由于脱离劳动而受到社会各方的指责和歧视, 被排挤于社会体系之外。习近平积极反思上述经验教训, 指出“即使将来发展水平更高、财力更雄厚了, 也不能提过高的目标, 搞过头的保障, 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④, 并明确“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等具体举措, 鼓励困难群众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 增强参与感与获得感, 确保人民群众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践中的主体地位。

在此基础上, 习近平还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 提出一系列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具体举措, 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平等思想的方法论。一是在正确认识生产与分配辩证关系的基础上, 着眼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已经取得显著成就这一客观事实, 指出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在当前阶段的重要性。习近平强调, 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 把‘蛋糕’切好分好”^⑤, 并创新性地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旨在更有效地推动“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⑥。第三次分配重视道德力量在促进资源合理分配中的作用, 鼓励社会成员自愿通过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等方式推动各类资源流动, 实现良性循环。第三次分配不仅能够调动更多社会资源, 更加及时、精准地回应不同群体的多元诉求, 弥补政府主导的标准化保障方式的不足, 而且能够通过将更多人纳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践, 在社会上营造出团结互助、扶危济困的良好氛围, 进一步增强人们的平等意识, “是我国分配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创新之举”^①。

二是着眼于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特别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在生产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创造性地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着力点。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 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②, 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 借助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提升劳动者素质, 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夯实基础。同时,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③。发展新质生产力还是脚踏实地、久久为功,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一方面,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④, 保护生态环境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 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 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⑤, 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动力, 是避免竭泽而渔, 确保后代拥有平等生存与发展权利, 持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

三是优化顶层设计, 强化对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制度保障。习近平多次强调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对于充分激发其劳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重要意义, 并提出“健全党政主导的维权服务体制, 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 健全劳动法律法规体系”^⑥等具体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还明确将“鼓励勤劳致富, 促进机会公平”“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 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⑦作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予以强调。上述实践举措不仅丰富了马克思平等思想的方法论, 而且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平等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推动马克思平等思想在中国落地生根, 使之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命力。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 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 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开放性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创新发展的实践任务, 同时, 也正是通过不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发展,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中国共产党人才得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党的历史, 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①在新的历史时期,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具体实际, 提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重大历史任务, 形成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实践举措, 在价值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重维度实现了对马克思平等思想的创新发展。

在价值论维度,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 并立足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经验, 进一步阐明了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维护和发展平等的必要性, 创新性地表达了平等追求。在认识论维度,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反对平均主义, 重视建构平等的整体性、历史性原则的基础上, 阐明适度的财富不平等的合理性, 关注精神生活平等, 并根据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科学筹划了“三步走”战略, 深化了对平等原则的认识。在方法论维度,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延续马克思所指明的实践方向的基础上, 提出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劳动权益制度保障等一系列具体举措, 拓展了马克思平等思想的方法论意蕴。

总之,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马克思平等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 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平等思想的创新发展。“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 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不仅为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平等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且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与使命担当,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铿锵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