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在推动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虽取得一定成就, 但因其内在的逐利性与剥削本质构建起限制文明进步的框架, 从而陷入文明发展困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为社会主义文明的创新成果, 标志着对传统文明观念的革新, 体现了对资本的驾驭^②, 以其独特的本质内涵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根本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在既有文明框架内的局部调整, 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支撑而生成的一种整体性文明形态。它从根本上突破了资本主义文明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和价值结构, 在生产方式、政治形态、价值体系、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等层面实现了系统超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同推进, 集中展现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性超越。深入探讨人类文明新形态如何实现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 对于明晰人类文明发展走向、拓展文明发展路径,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资本主义文明以资本增殖为核心, 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区域失衡、社会保障碎片化等系统性矛盾, 其福利制度与政策因受制于资本而难以触及问题根源。习近平指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破解这一难题上展现出独特优势。从政府宏观调控促进共同富裕到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 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全民覆盖到实施精准扶贫根除绝对贫困, 无不彰显了其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步性。

在资本主义文明下, 市场经济以个人自由和市场的自我调节为主导原则。其积极作用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激励创新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上, 市场竞争推动企业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带动技术进步与生产力提高, 市场机制也能够引导资源流向更有潜力的领域, 促进就业和创造财富, 但市场经济难以解决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不平等问题, “客观上放大了市场竞争非公平性弊端”^②。

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政府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治理手段宏观调控经济”^③, 在经济治理中超越了资本逻辑。在这一文明形态下, 党的领导确保经济调控始终围绕全体人民共同利益而非少数资本集团的诉求, 为“有形的手”发挥作用提供政治保障;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为资源统筹分配奠定制度基础, 避免了资本垄断对公共利益的侵蚀。具体而言, 在收入分配调节上, 通过精准税收政策, 如提高高收入群体税负、优化个税起征点与税率级次, 直接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 在社会保障领域, 依托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积累的社会财富, 持续扩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并提高保障水平, 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区域协调发展中, 凭借公有制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 通过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将资源从发达地区导向欠发达地区, 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缩小了地区发展差距, 彰显共同富裕的文明追求。

在资本主义文明下, 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市场必然以资本增殖为核心驱动力, 这种制度本质上必然导致区域发展差距———资本的逐利性促使资源持续向高回报率地区聚集, 形成“中心边缘”的发展格局。尽管部分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如欧盟的区域发展基金(ERDFERDF)、美国的联邦补助缓解发展失衡, 但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资本逻辑始终制约着调控效能, 政府干预难以突破资本对资源配置的主导, 最终只能维持表面的均衡而无法根除发展差距扩大的根源。

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解决区域发展失衡问题上展现出与资本主义文明根本不同的优势。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 通过科学统筹区域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与落地实施, 确保全国一盘棋;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制度基础, 使土地、能源等关键生产要素摆脱资本逻辑束缚, 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跨区域调配”的资源配置模式。正是基于这些本质内涵, 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起系统的区域协调发展体系: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 通过“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战略精准施策, 将政策资源与公有制经济力量定向注入欠发达地区, 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产业转型升级, 从而“重塑区域比较优势, 引导产业或资源衰退地区差异化转型发展”^①; 依托社会主义公有制赋予的全域调配能力,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突破资本壁垒, 实现公共服务资源的均衡配置, 显著缩小了“各省域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 推动了各项省域协调发展指标均衡提升”^②; 而贯穿始终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确保所有战略举措都以提升欠发达地区居民生活质量为落脚点, 最终实质性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资本主义文明的福利制度本质上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被动调节, 受制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内在矛盾———其再分配始终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统治需要, 难以突破“少数人受益”的局限, “只是资本力量薄弱时用以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拐杖’”^③, 当资本力量扩张时福利便成为可削减的“成本”, 财政预算压力与市场逐利性更使其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平充满不确定性。

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下, 社会保障绝非工具性的“维稳手段”, 而是通过全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社会公平的内在要求。相关调研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底, 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66亿人、13.34亿人、2.44亿人、3.02亿人, 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0%和95%以上”^④, 这正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的体现———国有经济的积累为社会保障提供了持续的财力支撑, 党对民生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政策始终指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全民医保为家庭抵御疾病风险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消除老年贫困隐患, 再到“社会保障卡”整合服务提升公平效率、精准扶贫让资源直达困难群体, 这些实践无不印证: 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起了覆盖面更广、更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 突破了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局限。

“西方贫困理论对贫困根源的最初认识, 是将其归结于收入低下致贫。”^⑤这种“收入致贫论”本质上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认知局限, 将贫困简单归因于个人能力差异, 实则掩盖了资本积累过程中财富集中的根源。这种理论主导的扶贫策略受制于市场逐利性与资产阶级统治需求, 既无力突破“救济式扶贫”的局限, 更难以触及贫困的结构性成因。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贫困群体的长期存在与扶贫政策的低效, 印证了私有制下资源分配失衡的顽疾: 资本垄断下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向少数人倾斜, 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固化, 已成为资本主义文明难以逾越的困境。

“实施精准扶贫, 消除绝对贫困, 推进地区发展平衡是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战略性部署”^①。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的贫困治理实践展现出颠覆性的逻辑跃迁, 构建起系统性的减贫范式。精准扶贫绝非简单的收入调节, 而是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奠定全民共享基础, 实现对贫困根源的彻底消除: 依托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建立全国联网的贫困人口数据库, 将分散的社会资源转化为有组织的扶贫力量; 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全民医疗、教育资源统筹, 对贫困户实施分类扶持———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产业扶贫激活内生动力, 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下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制度实践。这种治理模式既通过特色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建设消除绝对贫困, 又凭借“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社会参与”的治理网络从根本上铲除相对贫困滋生的土壤, 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为了人民”的本质特征。

民主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 但其实践形态因政治制度与价值取向的差异而呈现本质分野。资本主义民主受资本逻辑主导, 形成“投票时唤醒、投票后沉睡”的“断点式民主”, 民众参与局限于周期性选举, 权利保障沦为少数人的工具。而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在民主权利上实现了完整保障, 在制度体系上形成系统架构, 彻底突破了“断点式民主”的桎梏, 将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 实现了民主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②, 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③的民主, 彰显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高度。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虽标榜公民权利与自由, 但受资本逻辑主导, 选举过程常被利益集团操控, 所谓的政治参与局限于周期性投票。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制度设计, 导致政策制定始终向少数垄断阶层倾斜, 广大民众在选举周期外的政治参与渠道被严重压缩, 形成“投票时唤醒、投票后沉睡”的异化状态, “人民一直处于‘休眠’之中”^④。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决定了资本主义民主实践必然服务于资本增殖, 难以突破阶层固化的桎梏, 社会多元需求的表达始终受财富占有差异的制约,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最终沦为少数人维护统治的工具。

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经济基础, 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对民主的操控, 使民主回归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这一文明形态的民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 始终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主线, 在党的领导下构建起完整的民主制度体系: 生产资料公有制确保人民在经济地位上的平等性, 为广泛的政治参与奠定物质基础, 避免因财富差距导致的话语权失衡; 党的领导则为民主实践提供方向保障, 通过严密的组织体系将群众的意见转化为集体智慧, 防止协商沦为资本主导的形式游戏。在具体运行中, 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的民主突破了资本主义民主“选举即终点”的局限: 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塑造的利益共同体, 使政策制定前的意见征集能够跨越不同阶层, 通过人民政协的听证论证、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民意收集等机制, 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群体的诉求得到同等权重的表达; 党的领导确保政策实施中的动态调整不被资本阻挠, 依托覆盖城乡的社会反馈网络, 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政策进行实时优化, 这种基于公有制的利益一致性, 使得调整过程无需考虑少数群体的特殊利益; 在评估阶段,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促使评估标准始终聚焦人民群众获得感, 通过基层民主协商平台收集的鲜活意见成为政策迭代的直接依据。

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在权利保障维度展现出深刻的文明突破性, 其核心在于将知情权纳入制度性实践的核心范畴。在党的领导下, 生产资料公有制消除了资本对信息资源的垄断, 使政策信息公开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工程。通过系统性信息发布机制, 将政策酝酿到实施全程的背景、目标与进展向全民公开, 既打破了资本主义文明下媒体被利益集团操控、选民仅能在选举期获取碎片化信息的局限, 更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了信息解读的权威性, 人民基于自身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中的平等地位, 真正成为信息的主人。

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 表达权的保障呈现出更为彻底的人民性。在资本主义文明中, “公民们的任务只不过是偶尔但定期地选出那些议员罢了”^①。党的领导构建起多元协同的表达体系, 从传统渠道到数字平台的意见征集均在制度框架内确保人民诉求被系统吸纳; 生产资料公有制则破除了资本对话语权的垄断, 使普通民众的表达不再受制于财富多少。这种表达机制突破了资本主义文明下少数精英主导公共讨论的困境, 让政策回应性深深植根于最广大人民的真实需求, 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特质。

监督权的深度实践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标识。以人民为中心决定了监督必须贯穿治理全过程, 而非局限于选举周期; 党的领导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组织等构建起全方位的监督网络; 生产资料公有制赋予人民监督的根本动力———作为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 人民对公共事务的监督既是权利更是责任。这突破了西方监督集中于选举后且常被资本力量稀释的局限, 真正实现了监督效能与人民主体性的统一, 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治理领域的生动体现。

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实践,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宗旨的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为核心内容, 以协商民主机制、基层民主制度、大统战工作格局等为重要组成部分”^②, 形成了覆盖国家治理全领域的民主治理架构, 实现了民主价值与制度实践的高度统一。

在制度设计层面,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民主制度载体。通过五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系, 先由人民选举产生各级人大代表传递意志, 再经人大审议议案、作出决议将人民意志转化为国家决策, 随后由“一府一委两院”等国家机关依法执行决策, 最终将人民意志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和监督权, 地方各级人大在法定权限内制定地方性法规, 形成了“中央地方”协同治理的制度闭环。这种制度安排不仅确保各层级民意通过法定程序进入决策层, 更通过人大代表与选民的常态化联系机制, 实现了“民意输入—决策转化—执行反馈—监督优化”的全链条民主闭环。协商民主机制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创造,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等多维度协商体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专门协商机构, 通过双周协商座谈会、重点提案办理协商等机制, 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社会各界的智慧凝聚于国家治理, 有效避免了资本主义民主中“选举即终点”的制度缺陷。这种协商民主模式不仅提升了决策科学性, 更通过“有事好商量”的治理文化, 培育了社会共识与政治认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案, 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保障少数民族公民享有平等自由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民族自治地方的机关依法行使立法自治权、经济自治权和文化管理自治权。这一制度创新既实现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又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民主根基, 通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构建了“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治理范式, 基层群众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决策, 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治理模式。

精神富有是衡量文明形态先进性的核心维度。资本主义文明在精神领域深陷个人主义泛滥、文化传承断裂与道德共识消解的困境, 其资本主导的逻辑难以突破精神危机。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起破解这些难题的系统性方案———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 开创精神文明建设新路径。

由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文明在精神文化建设中推崇个人主义与市场至上, 这种以个体利益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导致了社会道德共识的消解与精神生活的异化。在资本逻辑主导下, 市场机制的无限扩张与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 使得个体陷入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逐与盲目攀比。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逐利倾向, 让个体日益忽视公共利益与集体责任, 弱化了对社会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进而削弱了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力。当个体利益优先于公共规则成为普遍现象时, 不仅会冲击公序良俗的底线, 更会引发公共道德失范、社会信任危机等深层次矛盾。

“为了应对个体化、原子化所导致的社会团结力、凝聚力的下降等问题”^①, 人类文明新形态注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区别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集体主义为内核,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强调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 追求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 而非资本增殖逻辑主导下的个人利益至上; 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国家目标, 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社会理想, 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公民准则, 在阶级实质和价值取向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超越, 彰显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路径上, 一方面, 在教育领域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化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另一方面, 在社会生活层面以社区作为关键阵地和基本单元, 利用文化讲堂、志愿服务、榜样宣传等多元化载体, 将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转化为居民可感知的日常行为。

资本主义文明在文化保护与创新领域面临结构性困境, 其文化政策往往受制于市场逻辑与资本力量的双重挤压。这种市场化导向不仅弱化了文化的教育功能与社会凝聚力, 更使文化遗产沦为可交易的商业资产, “商业价值不明显的民族文化遗产难以得到各方面的重视”, 偏离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 “使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往往存在明显的短期行为或违规行为”^①, 忽视了其在民族认同建构中的深层价值。同时, 资本主义文化创新过度聚焦技术驱动, 对传统文化的系统性挖掘与创造性转化投入不足, 进一步加剧了文化传承的断裂风险。

习近平强调: “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 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政策以守护民族精神命脉为使命, 在实践层面构建起从中央到地方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系。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设立针对性强、保障力度足的专项基金提供稳定资金支撑, 依托覆盖范围广、技术水平高的数字化保护工程实现文化遗产的精准记录与永久留存, 构建多元参与、动态发展的活态传承机制激活文化生命力, 多维度协同发力, 最终达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资源保存到价值转化的全链条、系统性守护, 让古老文明在当代社会持续焕发新的光彩。例如, 故宫文物数字化工程既保存了文化基因, 又通过新媒体传播使文物焕发新生; 传统工艺创新计划则推动苏绣、景泰蓝等技艺与现代设计融合, 培育出兼具文化底蕴与市场活力的文化产品。这种保护与开发并重的模式, 不仅延续了文化血脉, 更通过传统文化的现代演绎、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 使传统文化深度融入当代生活, 丰富了文明传承的路径。

资本主义国家的伦理规范往往沦为资本逐利游戏的附庸。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存在道德教育实践, 但个人权利优先的价值观与市场竞争机制形成结构性矛盾———当个体利益与公共道德发生冲突时, 市场法则常凌驾于伦理准则之上, 导致道德实践呈现出碎片化特征。这种以自由主义为底色的道德模式, 既难以形成统一的社会价值共识, 更在消费主义冲击下加速“道德相对主义”的蔓延。尤为突出的是, 资本主义文明缺乏制度化的道德建设框架, 各类道德倡导活动在资本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社会道德标准的形成与执行始终处于松散状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人类文明新形态在道德建设方面的本质内涵体现在三个维度: 其一,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贯穿道德建设全过程,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①的制定将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根本出发点; 其二,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供战略支撑, 通过整合教育体系、法律规范与社会治理资源, 构建起覆盖全社会的道德建设网络; 其三,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制度基础为道德实践提供物质保障, 有效遏制资本对伦理领域的异化侵蚀。在具体实践中, 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出独特的制度优势: 从小学到大学的德育课程体系夯实价值根基, 道德模范评选与激励机制树立行为标杆, 社区服务与志愿活动形成实践载体。

在资本主义文明下, 资本主导的社会治理陷入深层割裂: 利益集团垄断决策导致治理排斥, 市场逻辑加剧资源分配失衡, 治理主体分散导致治理碎片化, 价值多元撕裂社会认同, 最终陷入“社会无序割裂”的困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②。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 我们以“共建共治共享”突破西方社会治理困境: 依托党的领导整合治理力量,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奠定公平基础, “以人民为中心”贯穿始终, 通过多元参与保障治理包容、资源分配维护社会公平、协同治理提升协调效能、社会认同维系社会稳定。

在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往往受到利益集团的深刻影响, 低收入群体与边缘化人群的诉求常因制度性壁垒而被忽视。这种结构性失衡导致公共决策天然倾向于维护既得利益阶层, 通过政策工具巩固财富分配的固化格局, 最终加剧社会割裂与阶层对立。尽管存在形式化的公众咨询程序, 但信息鸿沟的存在、参与渠道的制度性限制以及资源分配的不公平, 使得低收入群体与边缘化人群难以实质性介入政策决策过程, 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因而大打折扣。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人类文明新形态突破了资本主义的零和博弈困境, 通过“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③, 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制度转化为制度优势, 既确保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又为多元主体平等参与治理提供了根本保障。在具体实践中, 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起覆盖线上线下的全链条参与机制: 从基层社区议事会到国家级政策听证平台, 从传统信访渠道到数字化民意直通车, 每个社会主体都能在制度框架内以平等身份表达诉求。这种设计不仅打破了资本对公共话语的垄断, 更通过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服务、企业的责任共担机制, 将政府“单维治理”转化为社会“共生治理”。例如, 在环境治理领域, 国有企业率先建立生态补偿基金, 民营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绿色转型, 公众借助环保民间组织参与监督, 共同构建起政府主导、多主体协同的可持续治理体系。

在资本主义文明下, 资源分配遵循市场逻辑, 通过价格机制实现要素流动与效率提升。这种模式虽能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技术迭代与生产力发展, 但市场的盲目性与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资源分配呈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社会财富与优质资源向既得利益群体高度集中, 而低收入群体和边缘化人群受限于市场竞争的不公平性与政策设计的资本偏向, 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获得公平发展机会。尽管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弥补市场缺陷, 但财政投入的有限性与政策工具的效率导向, 使得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始终受制于资本逻辑, 社会不平等问题难以得到根本性解决。

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主要目标^①, 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源分配的价值导向, 打破了资本对资源的垄断, 将分配导向从“资本增殖”转向“人民需求”。同时, 党的领导将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整合为公平分配的合力, 有效破解市场失灵与政府缺位的双重困境。在具体实践层面, 我们通过制度创新将公平正义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体系: 在教育领域, 建立“省级统筹、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 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与特岗教师政策, 推动优质师资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流动; 在医疗领域, 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 通过医联体建设与远程医疗技术,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 在社会保障领域, 建立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可持续的多层次体系, 将新业态就业人员纳入养老保险范围。这种资源分配模式不仅打破了资本对公共资源的垄断, 更通过制度性安排确保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平等享有发展红利。

在资本主义文明下, 社会治理呈现出显著的碎片化特征, “各主体间缺乏多元互动的交流机制”^②。这种分散化治理模式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利益分化———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政府部门受限于财政约束、社会组织难以形成系统合力, 导致公共事务处理陷入“九龙治水”的困境。以公共安全领域为例, 警察、消防、医疗等部门往往各自为战, 缺乏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 应急响应效率低下; 在环境保护方面, 企业为降低成本可能规避环保投入, 而政府监管因缺乏社会监督和技术支持难以形成有效约束, 最终导致环境政策执行走样、生态危机持续恶化。这种治理模式本质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公共利益与私人资本的深刻矛盾, 市场机制的逐利性与公共事务的公益性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

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构建起完全不同的社会协同治理体系, 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纽带, 突破资本对治理资源的分割,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构建全域协同治理体系。党的领导通过“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架构, 实现治理主体的有机统合, 这是公有制下集体利益优先的制度保障; 生产资料公有制为资源统筹提供物质基础, 避免资本对公共服务的垄断, 使治理资源真正服务于人民需求。在具体实践中, 我们创造了多元共治的典型范式: 在智慧城市建设领域, 通过购买服务、政策扶持等方式来引导企业投入核心技术研发, 同时依托社区网格化管理机制收集民意需求, 形成“技术赋能+需求导向”的治理闭环; 在公共安全领域, 建立“平急两用”的协同机制———日常状态下社区志愿者参与风险排查, 突发事件中企业提供物资保障、社会组织协助疏散安置、政府统筹调度形成应急合力; 在环境保护领域, 构建“政府监管+企业主体+公众监督”的立体化治理网络, 通过环保税、碳交易等经济手段引导企业绿色转型, 借助社会组织开展环境监测, 动员公众参与生态保护, 实现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这种治理模式不仅破解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公共事务治理的碎片化困境, 更通过制度创新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在资本主义文明下, 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与个人自由至上原则相伴而生, 这种文化生态虽催生了丰富的思想碰撞与生活方式选择, 却也导致社会共识的瓦解, “破坏社会团结, 激化族群矛盾, 撕裂民间社会”^①。当个人利益被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时, 道德伦理、政治立场和经济诉求必然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这种分裂在政治层面表现为极端化的党派对立, 在经济层面体现为阶层固化引发的社会流动停滞, 在文化层面则演变为代际、族群间的价值鸿沟。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神话在现实层面转化为社会割裂的催化剂, 移民群体与本土居民、新兴中产阶级与传统精英之间的利益冲突则进一步消解了形成社会认同的可能性。

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构建起完全不同的社会认同建构机制, 以党的领导为统领, 突破资本对社会共识的解构,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 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核转化为可实践的认同体系。在具体实践中, 我们创造了社会共识培育的典型范式: 在教育领域, 构建“课程思政—实践育人—文化浸润”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培育体系,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 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新时代青年; 在媒体传播领域, 形成“主流媒体引领—新媒体协同—自媒体规范”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通过《觉醒年代》《山海情》等精品力作讲好中国故事, 塑造积极向上的社会精神风貌; 在目标凝聚领域, 实施“战略引领—政策配套—社会动员”的共识构建机制。以脱贫攻坚战为例, 通过“五级书记抓扶贫”的领导体制、“东西部协作”的区域联动机制和“万企帮万村”的社会参与模式, 将共同富裕目标转化为亿万人民的自觉行动。这种社会认同建构机制不仅破解了资本主义文明下价值分裂的困境, 更通过制度创新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凝聚力。

习近平指出: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②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本质联系。在资本主义文明中, “天人对立”的自然观将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 以资本增殖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导致对自然的过度开发, 引发生态危机。而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理念, 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出发, 坚持绿色发展, 以生态价值培育民众意识, 以永续发展为政策导向, 实现了对“天人对立”的根本性超越, 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全新路径。

在西方哲学特别是基督教哲学里, 人类被赋予了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宰地位。这种观念将自然单纯地视作可供无限取用的资源宝库, 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类探索自然的热情, 有力推动了技术进步和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然而, 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这一观念将人与自然置于对立的两极, 过度强调人类的优越性, 致使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和无节制利用现象泛滥。这种思想在资本主义文明中进一步被强化, 形成了以追求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环境政策体系。这类政策往往片面地关注短期经济利益, 而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视而不见。资本主义自然观秉持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至上以及技术征服逻辑, 虽然短期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长, 但从长远来看却对地球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道家思想, 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自然观产生了深远影响。道家经典《道德经》提出“道法自然”, 主张顺应自然法则, 认为“人和万物本是天地生成的自然产物, 天、地、人和万物彼此联结、相互促进”^①, 共同构成紧密相连的生态系统。儒家思想虽侧重于伦理道德构建, 但其“天人合一”理念同样体现出对自然的尊崇以及对和谐共生关系的不懈追求, 将天地人视为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 强调人类应遵循自然规律。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人民在生态保护中的主体地位与受益权利, 这与资本主义以资本增殖为导向的自然观有着本质区别。在党的领导下, 人类文明新形态积极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将生态保护纳入国家发展的整体战略布局。同时, 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实现生态资源的合理调配与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避免了私有制下因利益纷争而导致的资源掠夺式开发。

资本主义文明的传统发展模式始终将资本增殖作为核心导向, 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唯一标尺的发展逻辑, 导致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的尖锐对立。在私有制框架下, 生态资源被异化为资本逐利的工具, “物质变换断裂”^②愈发严重, 即自然环境的破坏速度远超其自我修复能力, 而生态退化的代价却主要由普通民众承担, 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环境不公。即便部分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碳交易、环保法规等生态治理举措, 但只是在资本主导的框架内进行局部修正, 无法摆脱“增长优先”的路径依赖, 难以化解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根本性矛盾。

人类文明新形态对绿色发展的探索, 始终以其本质内涵为支撑, 构建系统性解决方案。在党的领导这一根本政治保证下, 绿色发展理念得以突破资本短视的桎梏, 通过顶层设计将生态保护纳入文明演进的整体布局,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等制度安排正是这种战略定力的体现, 确保发展不以牺牲后代生存权为代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制度基础, 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生态资源的配置逻辑, 摆脱了私有制下少数资本集团对自然资源的垄断, 使土地、森林、能源等关键生态要素成为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发展资料, 为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规模化推进、绿色技术的全民共享提供了保障。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更是将绿色发展的终极目标锚定在人的全面发展上: 绿色建筑标准的推行直接改善民众居住环境, 可再生能源的普及既降低能源成本又减少健康损害, 生态保护的成果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惠及全体人民, 形成“生态惠民—全民参与—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资本主义国家在公民生态意识培育方面采取了诸多举措, 日本便是典型代表。该国高度重视通过多元手段与传媒渠道宣传循环经济, 以提升国民对零排放、低排放目标的环境认知, 并将每年10月定为“循环宣传月”。通过这一宣传活动, 日本积极引导公民参与循环经济实践, 如遏制过度包装行为、指导公民树立合理的购物与消费理念。但这类行为存在着局限性: 其宣传刻意聚焦个体消费端的行为调整, 却避而不谈国内高耗能产业的污染排放、资源掠夺式进口等核心问题, 甚至通过“循环环保”形象包装掩盖生态责任转嫁行为。其宣传中充斥着双重标准, 对内渲染绿色理念, 对外却将高污染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 这种避重就轻、功利化的宣传导向难以让公民形成全面真实的生态认知, 更无法推动从生产到消费的系统性环保变革。

培育生态意识“是一种收益巨大的政策行为”^①。与资本主义教育资源私有化导致的认知鸿沟不同, 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公共教育体系在党的领导下, 将生态教育纳入从幼儿园到高等院校的全学段培养体系, 确保各年龄层、各社会群体平等享有环保教育资源。这种系统性教育不仅传授生态系统知识, 更通过党的领导确保生态文明理念的政治引领性。孩子们从小在“尊重自然、节约资源”的教育中树立集体主义环保观, 高校则通过专业课程培育生态治理人才, 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共识, 这正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保障下, 生态意识从认知到践行的转化优势。在公众动员层面, 人类文明新形态依托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构建起“政府—社会—民众”协同推进的生态实践网络。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环保运动的碎片化, 在党的领导下, 媒体宣传、公益活动与社区行动三维联动, 将生态意识转化为全民行动。这种实践模式既体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对公共事务的统筹能力, 更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让每个个体都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受益者, 最终实现生态意识向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度转化。

资本主义国家自20世纪中后期启动环境立法以来, 虽形成了从单一领域管控到综合框架构建的演进轨迹, 如法国《环境宪章》将环保纳入国家核心利益, 德国制定超两千条环保条文, 但这些政策始终受制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局限, 沦为调节资本与社会矛盾的工具, 难以突破“利润优先”的市场法则, 要么聚焦短期污染治理以维持资本积累环境, 要么因资本集团游说而削弱执行力度, 最终陷入“立法完善与生态恶化并存”的悖论。

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 “以补短板、强基础和利长远为抓手”^①, 构建起具有系统性与长远性的生态政策体系, 突破了局部利益与短期效益的桎梏。如《“十四五”生态保护监管规划》等纲领性文件, 既涵盖空气、水体、土壤等全领域治理, 又对未来的生态保护作出顶层设计, 这种跨周期规划能力源于党的领导确保了政策连贯性, 避免了资本分割导致的政策内耗, 使生态保护成为全体人民共同的长远事业。

在政策实践中, 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制度优势, 实现生态政策的多元价值融合。针对资本主义绿色技术推广受制于资本垄断的问题, 在党的领导下, 以国有企业为骨干力量, 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励绿色技术创新, 既保障企业投资可再生能源、节能减排项目的可持续性, 又通过全民所有制性质确保技术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建立更凸显了这一特质: 不同于资本主义碳交易市场沦为金融投机工具的异化现象, 我国碳交易市场在党的领导下, 实现了“市场机制服务于生态公益”的目标, 通过统一的交易规则和国家调配, 将减排成效转化为全民共享的生态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