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 而且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既有助于接续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也有助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当今学界围绕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联、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等已经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立足现有研究,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百年奋斗实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维度, 厘清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的三个前提性问题, 即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可能、以何创造、如何丰富和发展。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不是无源之水,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明的相关阐述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 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 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 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①唯物史观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辩证逻辑、资本主义文明的贡献及其悖谬、科学社会主义指明的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 在应然、实然和必然的统一中回答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可能的问题。

唯物史观准确把握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文明”作为历史性和整体性的综合概念, 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明”指的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基于“类”的规定性在历时态上展开的独立发展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言, “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 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 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②。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即是一部人通过劳动创造人自身的历史, 而唯物史观的创立意味着“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③。狭义的“文明”在范围上从属于广义的“文明”, 特指基于私有财产关系和阶级划分在共时态上开启的以创造和积累财富为特征的阶级社会的历史, 它拓宽了人类文明的阈值, 但“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④, 人类社会必将打破阶级社会的局限迈向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

唯物史观确认了文明演进的双重尺度。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⑤, “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 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⑥。可以说, 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 但它本身并不是无关价值判断的纯粹事实描述。从“博士论文中‘自我意识’表征的精神自由, 到《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所关注的政治自由, 再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探讨的经济自由, 以至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全面自由, 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⑦。唯物史观的文明演进观尽管强调生产力作为客观标准的基础性作用, 但并没有把它夸大为唯一动力而陷入“经济决定论”的泥沼。人类解放理想对物质生产活动具有积极的规范和导向作用, 生产力尺度的历史性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尺度的价值性是唯物史观考察文明演进时的双重尺度。

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更替的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下表现为文明的更替, 文明更替遵循唯物史观揭示的规律。其一, 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文明形态的更替从低级到高级大致遵循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再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律, 而“一般规律, 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 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①, 这表明文明形态更替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而这一规律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历史表达。其二, 主体选择性和客观必然性的统一。文明形态是历史主体的选择, 但“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 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②, 这表明在文明更替过程中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以尊重客观必然性为前提, 人们在摆脱外部物质条件限制的过程中展开的正是自由解放的文明更替历程。其三, 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文明更替并不总是按部就班地依次递进, “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③, 面对不同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势、不同发展阶段的价值追求和不同国家的发展模式等, 人类文明的自我“扬弃”可能会呈现出暂时的曲折甚至倒退, 但文明更替的前进趋势始终是不可逆转的。

资本主义开启了现代工业文明和以普遍交往为特征的世界历史。以资本的出现为标志, 人类文明从生产方式到交往方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历经简单协作、手工劳动到机器大工业的划时代质变, 在大幅提升社会生产效率的同时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④。资本主义文明在推动西方国家从传统农耕文明转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程中, 开辟出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西方现代化模式, 加速了以大工业生产为特征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拓展和深化。另一方面, 资本的逐利本性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共同要求资本主义文明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开展由资本主导的经济活动, “它必须到处落户, 到处开发, 到处建立联系”^⑤。地理大发现以及产业革命的科技创新, 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 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⑥, 在由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发展链条上, 西方现代化开辟的资本主义文明自然地取得了支配地位。

不可否认, 资本主义文明在人类社会的整体演进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但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其遵从资本运行逻辑而必然陷入的“资本主义文明的二律背反”^⑦。马克思在追溯资本主义文明的起点时指出: “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 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⑧新兴资产阶级采取劫掠、杀戮和征服等暴力手段抢夺土地、发动殖民战争、开展黑奴贸易, “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①, 资本原始积累直接导致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 为资产阶级把私有的生产资料转变为奴役劳动者的资本创造了条件。雇佣劳动表面上坚持等价交换原则, 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从无产阶级身上无偿榨取剩余价值以实现资本增殖, 资本运行不可避免地造成并加剧资本主义文明的两极分化, 一极是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 另一极是无产阶级“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②, 这在事实上把资本转变成了资本家奴役劳动者的权力。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通过辨明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之间“双向互动的因果关系”^③指出, 只要私有财产还没有达到“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④的公有程度, 以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本身、类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作为表现形式的异化劳动就会始终存在, 而且资本主义文明越是发展, 就越是在把劳动沦为劳动者谋生手段的基础上加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

科学社会主义基于唯物史观从事实和价值两个视角将人类文明划分为“五形态”和“三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所有制为根据形成了对“五形态”的最初表述, 即“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中世纪“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近代“纯粹私有制”以及“无产阶级的占有制”。而“三形态”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对人类解放历史逻辑的阐释。在他看来: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是最初的社会形式,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是第二大形式, ……自由个性, 是第三个阶段”^⑤。“五形态”和“三形态”都是对人类文明进行的阶段性划分, 其中, “纯粹私有制”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物”和“人”的双重标准中共同描绘出资本主义文明达到的发展程度和实现的解放程度。无论在“五形态”还是“三形态”中, 资本主义文明都不是人类文明的理想形态, 它必将被展开人的自由个性的真正的人类社会所替代。

科学社会主义揭露了资本主义文明二律背反的经济根源, 指明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马克思在《手稿》中通过论证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之间的依存关系, 明确“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⑥。这意味着未来社会只有积极扬弃占据支配地位的私有财产, 才能在真实意义上推动人类社会实现合乎人的本质的复归, 而“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⑦。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⑧人类文明即使已经演进到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 仍然处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阶级社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在已有的制度框架内无法从根本上取消私有财产和雇佣劳动, 而消解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是开启“现在支配过去”的共产主义文明的必要前提。关于如何走向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 < 政治经济学批判 > 序言》中指出: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 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①,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指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 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 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②。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探索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路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 “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全新选择。”^③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前提条件, 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保障, 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物质基础, 共同促成了新时代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原创性探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洗礼中带领工农群众逐渐探索出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革命道路, 在把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斗争中, 推动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 为新中国未来发展锚定了社会主义方向, 在现代化起步阶段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基。

近代中国的封建道路在资本主义的殖民冲击下被迫中断, 以反帝反封建为根本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面对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国情, 一方面, 中国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种种努力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纷纷以失败告终; 另一方面, 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持续冲击加剧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困境。在此期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 不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从西方到东方、从欧洲扩展到全球, 突破了资本主义链条上一个又一个薄弱环节。在这一大背景之下,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引导、帮助和影响下不断发展壮大。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入全新阶段,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以及劳动者结成的工农联盟共同昭示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具体而言, 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本应由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资产阶级去完成, 但成长于三座大山压迫之下的民族资产阶级因为发育不完全而难以担当革命主力, 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拥有天然联系的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 也为中国先进生产关系的形成发展扫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障碍。根据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 争得民主”^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自然地把作为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 让人民当家作主, 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可以说, 新民主主义革命预示着新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走向, 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提供了社会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面对两条道路和两个阶级的历史选择, 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同时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坚持走中国工业化道路, 在满足人民建立先进工业国以及实现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的基础上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仅仅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 还需要进一步掌握经济命脉并发展生产, 探索适合新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在马克思看来,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 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 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②。从中国发展实际来看, 无产阶级首先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即采用“一化三改”的方式在短时期内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推翻了封建剥削制度, 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 中国也得到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持。中国从前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迈向社会主义, 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在此基础上, 无产阶级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毛泽东指出: “没有工业, 便没有巩固的国防, 便没有人民的福利, 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③为了满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和实现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充分发挥计划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提出逐步建立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针对性地制定了“两步走”战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仅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而且坚持走中国工业化道路, 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熔铸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 在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主动顺应世界历史潮流, 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可靠路径。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困境, 中国共产党高举科学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改革开放, 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摆脱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完善, 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提供体制保证和物质保障。

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性问题, 党的领导集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 创造了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①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主要任务集中于探索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研判, 在深入考察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手段关系的基础上, 扬弃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 先后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南方谈话以及党的十四大提出, 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论断, 逐步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提供了体制保障。针对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 邓小平创造性地揭示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并以“小康社会”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制定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三步走”战略, 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奠定了充分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探索, 对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既有吸收借鉴又有克服超越, 在主动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构建起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框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式现代化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提出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历经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变, 在世界范围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在把民族国家的解放理想转变为人类解放的实践探索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主导力量。

伴随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中华民族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党和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新四化”同步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全面深化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为标志, 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模式,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逐步得到升级发展, 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历史起点、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战略目标、以本世纪中叶作为时间节点, 作出两个十五年的战略安排。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不仅关注本民族的发展, 而且在超越阶级社会历史局限的基础上, 把人类解放的理想作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充分展现中华民族的世界关怀。人类文明新形态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①,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涵盖人类的解放理想取代阶级社会的政治解放, 在尚未消除私有制的现实状况中最大限度地拓宽了解放理想辐射的主体范围, 是合乎当今世界历史走向的真正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立足新时代, 接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依托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不是完成时, 而是进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②, 而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之一是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立足新时代新征程, 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推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选择。人类文明新形态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系统和谐的基本原则、面向世界的全球视野。

文明立场是文明形态的价值内核。^③以人民为中心, 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一以贯之的根本立场, 更是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指出: “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④当前, 我国社会发展中依然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 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凸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既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满足了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 也表明还存在着阻碍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而无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还是美好生活需要, 都是对人民生存和发展状态的描述。因此, 新时代新征程在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中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主体、人民共享,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一是坚持人民至上。为了谁, 是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首要问题。坚持人民至上, 就是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始终关注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习近平强调: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抓改革、促发展, 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①要从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出发, 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多推出一些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举措, 多办一些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

二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靠谁, 是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依据。习近平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 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 尊重人民创造精神, 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主体, 也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主体, 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

三是坚持人民共享。成果由谁共享, 是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终指向。“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③, 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增进人民福祉, 让人民群众更好共享文明发展成果, 朝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不断迈进。

共同富裕和两极分化既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也是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最大差异。恩格斯指出, 资本主义“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 同时在另一极, 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 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④, 而且资本主义越发展, 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两极分化就越严重。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明确界定, 即“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⑤。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坚持以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 消解资本主义文明导致的两极分化。

当前, 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征程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但与此同时, 我国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因此, 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共同富裕发展目标, 就应在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中正确处理物质共同富裕和精神共同富裕、全体共同富裕和全面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共产主义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之间的关系。

其一, 坚持物质共同富裕和精神共同富裕的统一, 是对共同富裕内容的科学阐释。习近平强调: 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⑥。过去人们重物质轻精神, 造成了社会“一手软、一手硬”的被动局面, 但无论物质匮乏还是精神空虚, 都是人类文明新形态要根除的, 只有“富口袋”和“富脑袋”相结合,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

其二, 坚持全体共同富裕和全面共同富裕的统一, 是对共同富裕内在要求的呈现。“共同富裕”既以生产力发展程度达到“富裕”为前提, 又通过“共同”在生产关系中强调富裕涵摄的范围。而只有解决发展中出现的不充分问题, 并且在不同区域、部门和领域之间实现均衡发展, 才能既达到富裕的程度又将富裕的范围扩展到全体人民, 实现“全体”共同富裕和“全面”共同富裕的统一。

其三, 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共产主义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统一, 是对共同富裕阶段性特征的揭示。一方面, 人类文明新形态立足的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初级阶段, 这意味着它所追求的共同富裕不可避免地带有初级阶段的不足, 特别是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局限。另一方面, 就社会主义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趋势而言, 人类文明新形态追求的已经是多数人的共同富裕, 它以对少数人掌握经济特权的超越为前提, 为实现共产主义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创造条件。

在资本主义文明下, 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导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抗, 在商品拜物教的支配下出现的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的对立, 使资本主义社会始终以零和博弈的态度处理各种关系, 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决定它无法真正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创造出以系统和谐为基本原则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系统原则, 把对人类文明的创造转化为一项系统工程。社会主义文明只有始终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 才能跨越资本主义文明始终无法逾越的鸿沟, 创造出合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的崭新文明样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历经从无到有再到丰富发展, 展现的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发展过程: 从党的十三大提出建设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 到党的十七大增加社会层面的“和谐”目标, 再到党的十九大在生态文明层面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逐渐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协同发展的格局中, 彰显着党和国家坚持全面发展的系统思维。

中国式现代化既包括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也包括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既强调社会和谐与全面进步, 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是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新时代新征程继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应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 为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复归创造可能的现实环境。这也就决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追求的是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 要在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要的同时, 不断克服人的本质的异化, 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①。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济关系的固化是人的本质异化的症结所在,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占据主导地位, 制约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因此, 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各种和谐的社会关系中推动人类解放事业的发展, 是“‘自然向人的生成’与‘人在对象化过程中确认自身’的双向生成的过程”^②。

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③, 但它本身却并不是合乎人类文明走向的理想社会形态。从资本主义文明来看, 机器化大生产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升, 进而推动了生产的社会化趋势, 但社会化生产却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始终无法解决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对立以及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 都是由基本矛盾衍生出的阻碍资本主义文明持续发展的现实困境, 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

人类文明新形态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 但它产生的现实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人类文明新形态符合世界历史走向, 它彻底超越了过去以“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①为特征的虚幻共同体, 把人类文明推进到全新的发展阶段。作为一种以人类解放作为价值追求的崭新发展样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把阶级社会的政治解放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的人民当家作主, 为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探索建立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了新的经验。

新时代新征程, 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坚持面向世界的全球视野,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并以此为指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披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外衣行阶级剥削之实,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立足当今世界实然发展状态提出的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马克思把人类解放阐释为个体向度的“自由”和社会向度的“平等”, 而“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的是“自由”和“平等”的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是“自由人联合体”的新时代表达, 它虽然没有彻底消除阶级、国家和民族的划分, 但在推动实现人类文明演进和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时已经具有“类”的概念, 超越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 是对符合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形态的全新探索。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 人类文明在向共产主义高阶文明跃升的过程中要经历“必然的过渡阶段”, 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向共产主义文明迈进, 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