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了文明大国的精神底蕴和价值内核。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 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产生了较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要“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如何使数字化这个“最大变量”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最大增量”, 还应进行更为系统、深入的探索。就字面含义来看, “数字化赋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意味着打通虚实空间, 推动思想观念、价值导向、文化理念等信息从线下到线上的良性流动。网络空间充斥着各种信息、观念、思潮, 对受众产生着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意味着, 在数字化深刻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当下, 如何充分发挥数字化赋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显著优势并突破其中的潜在风险, 成为当前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数字化传播效度的关键议题。

当前, 数字化赋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显著优势在于其能够通过思想画像的可视化、内容触达的精准性、过程反馈的实时性和场景链接的智慧化, 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准度、扩大传播广度、提高传播效度和拓展传播深度。

数字化能够通过智能算法、大数据模型分析等对海量用户群体的信息数据、设置偏好、网络行为轨迹等进行深度分析, 遵循“数据采集—信息筛选—行为解码—思想分析—画像呈现”的逻辑链条, 实现对受众行为的精准分析, 进而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准度。数字化时代, 用户指尖滑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内容感兴趣与否, 屏幕停留时长则反映了对内容的共鸣程度, 点赞、评论、转发等互动行为表现了对内容的认同程度。通过数字化技术对用户网络数据的分析, 如文字、图像、语音、位置、视频、符号等多源数据交汇于算法模型, 受众的心理状况、思想表现、行为偏好等就生成为用户的“数字画像”, 进而构建起用户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维立体的认知坐标,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由“分散”走向“精准触达”。基于数字化技术对用户信息的实时采集, 对“数据画像分众化、差异化分析, 深化对人们行为特征的多层次、细粒度挖掘, 从而不断增强对个体或群体的针对性认知”^①,进而精准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受众的思想行为特征。借助数字技术对用户群体思想画像进行的深度分析, 不仅能够呈现受众的个体特征和行为偏好, 还能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用户群体按标签分类。基于此,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能够为受众设计差异化、个性化教育方案,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准化传播, 实现“从传统盲目的‘人找信息’模式到精准的‘信息找人’模式的范式转换”^②, 从而为不同链条节点上的受众按需提供信息, 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受众中的影响力,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供给和传播的精准度。

依托智能算法、平台整合等对大量网络数据进行捕捉、识别、分类, 提取出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有助于我们形成系统化、结构化的信息研判。如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件解读、会议回顾、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介绍等信息, 通过数字化技术提取并使其在不同平台上呈现, 不仅有助于我们有效整合碎片化信息, 而且能够确保优质信息的优先呈现。从内容上看, 数字化赋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 主要是指依托数字技术对网络空间中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信息进行深度处理, 并使其实现精准化、个性化推送。一方面, 运用数字技术使我们能够对用户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剖析, 了解把握受众的思想道德水平、话语表达习惯, 从而运用受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内容和话语形式, 如通过视频、图文、音频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具象化呈现,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 运用数字技术使我们能够突破时空限制, 基于用户数据生成其思想画像和行为特征模型, 精准分析受众的需求,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信息精准推送给用户群体。这既有助于减少无用信息和重复信息的低效推送, 也有助于避免用户群体在面对海量信息和信息快速更迭时的无所适从。精准推送模式不仅能够满足用户群体的个性化需求, 为用户提供“量身定制”式的服务, 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用户群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也就是说, 数字化能使受众不再只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 还可能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在接收主流媒体、自媒体等不同主体发布的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息的过程中, 部分用户会由被动转向主动, 突破“受众”身份, 成为传播主体,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数字传播。这种多用户的自发参与, 能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更加立体化、多样化, 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覆盖面, 提升其影响力。

在数字化赋能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过程中用户群体对传播内容的情感反应能够得到实时呈现, 有助于在精准把握用户群体思想图谱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调整传播内容和方案, 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效度。依托边缘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支撑, 通过多模态数据采集、高速计算与智能分析, 能够实现传播过程中的实时反馈。一方面, 物联网与传感器技术实现了线下场景的行为数据捕捉, 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线上终端则实时记录了用户的行为轨迹,进而形成多源数据流。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情感分析算法等, 对用户评论、点赞、停留时长等数据进行语义分析与情感识别, 进而将模糊的受众反馈转化为可量化、可解读的数据信息, 打破传统传播中反馈滞后、数据离散的局限性, 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及时调整传播方案、优化传播策略提供数据基础支撑。另一方面, 通过数字技术对用户群体进行实时思想行为分析, 有助于及时预判可能出现的舆论风险并做好风险应对预案。“虚假信息常常利用情感化叙述和耸人听闻的标题吸引注意力, 使理性和证据驱动的科学传播显得苍白无力”^①, 圈层情绪蓄积可能诱发舆情风险, 侵蚀受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共识。通过跨平台数据信息的收集、整合, 对敏感词条进行分类提示与风险识别, 比如, 针对用户群体在网络空间中发表的动态等进行语义分析、敏感词提醒以及转发量和点赞量预警提示, 从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舆情风险进行整体研判, 以有效预防不良社会思潮及突发舆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负面影响。

场景“以身临其境的个性化体验供给重塑了空间环境与人的关系, 以特定时空、社交环境、社会氛围的营造和建构, 形成特定的交互体验、情感联结和价值交换”^①。数字技术作为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样态的重要力量,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起沉浸式的智慧化传播场景,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从“广域覆盖”到“深度渗透”的转变, 实现传播深度的拓展。数字技术“通过特征提取的内容匹配实现精准分发, 建立了一个‘懂你’的拟态环境”^②, 为受众打造一个具象可观、可参与的传播场景,这种拟态环境能够突破时空界限和传统的文本形态, 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数字复现等技术能力, 构建起适应受众心理需求与习惯的拟态空间, 从而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场景。借助沉浸式体验空间的构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数字化平台与受众连接, 消弭时空界限, 增强情感体验, 充分激发受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想象力, 增强受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

质言之, 数字化的深入发展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建构更为多维的场景链接方式, 以更加立体化、具象化的方式使受众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深层连接, 并逐渐在心理认知层面形成共鸣, 从而避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浅表式传播和口号式宣传, 使其真正触及受众内心, 成为受众真正认可、自发践行的主流价值观。

数字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提供了技术动力, 然而在赋能过程中的技术张力失度也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造成潜在风险, 主要体现为“众声喧哗”淡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引领力、“信息洪流”削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凝聚力、“泛娱乐化”稀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吸引力等。

在传统叙事语境下, 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传播有其严格的规范和流程及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模式。开放、多元构成数字化时代的底色, 但这种开放、多元也可能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挑战。数字化时代的信息生产者、发布者、传播者更为多样, 主流媒体的权威地位受到冲击。海量信息的涌入打破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 使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多种挑战和冲击。更为重要的是, 数字化赋予每一位主体生产信息的权利, 使不同主体都能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内容进行创作和解读。在这一过程中, 不同的主体基于自身的需求与价值取向,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内容进行二次创作, 就可能造成曲解、误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潜在风险,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引领力。一方面, 数字化为每一位主体提供了发声机会, 而传播主体带来的多种声音、多项议题也使得各种非主流的声音充斥网络空间、涌入社会公众的脑海,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内容、主流话语、主流表达等则有可能淹没于“众声喧哗”之中, 传播空间被挤占。

另一方面, 数字化使信息从“控制”转向“竞争”。信息生产的“人人参与”和数字经济带来的“流量红利”充分激发了各类媒体的创作激情, 以博取流量热点、用户关注为目的的自媒体吸引了大量受众, 而在算法的精准推送下, 同质化的信息会被反复推送, 形成“信息茧房”, 使得这部分受众接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信息的频率降低, 长此以往,必然会在无形之中淡化用户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 弱化社会价值共识。

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 网络信息呈几何倍数增长, 信息“过载”也带来信息的泥沙俱下、真假夹杂。“在网络环境中, 真正的问题却在于对信息流动的控制。”^①首先, 海量信息造成了信息过载困境, 大量信息涌入人们的视野, 使得人们一时难以分辨真假、优劣。换句话说, 人们同时受到虚假与真实、理性与感性、积极与消极等信息的影响, 必然会出现选择困难甚至心理抗拒等情况, 而长期处于信息超载状况下, 必然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内容的注意力下降, 削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效果。其次,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 使得图片、视频等信息更易被篡改, 导致真相和谣言更难以分辨。从AI生产到剧本摆拍、从网络水军到流量炮制, 真假混杂的网络信息在各大平台流量的支撑以及情绪的发酵下快速传播, 在利益与情绪的双重驱动下, 对事件的理性分析和真相核查逐渐让位于利益与情绪需求,这也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基础, 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传播。再次, 信息传播的感性化冲击受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体性认知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其深刻的逻辑结构和价值意涵, 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 是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价值支撑。而网络空间中的碎片化传播显然不具备“系统把握” “整体推进” “全面剖析”等特质, 会使部分受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片面化、狭隘化, 不利于受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认知认同。最后, 网络空间的开放性特征使其成为意识形态博弈的重要战场。近年来, 西方发达国家从不同维度对我国展开围堵, 在隐性层面上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渗透。在西方敌对势力的侵蚀下, 我国网络空间充斥着宣扬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及激化文化冲突、社会对立的复杂、敏感信息, 冲击侵蚀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削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凝聚力。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 人们休闲娱乐的方式更为多样化。娱乐的本质是丰盈精神世界、创造人类美好精神家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而在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共谋下, 娱乐从促进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异化为目的本身, 甚至成为一些人衡量事物价值的标准。娱乐的泛化消解着主流、崇高、宏大的叙事。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 是一个国家的思想道德基础, 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崇高性。而网络空间中弥漫的娱乐化信息及其携带的感官化叙事逻辑与碎片化传播特质, 侵蚀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崇高性, 冲击着主流价值观所要求的理性认同、意义生成、价值内化。在传播话语上, 存在以娱乐之名篡改经典文本、戏谑英雄烈士、恶搞红色经典, 以庸俗化、娱乐化的话语解构经典的崇高性和严肃性的误区。从价值内核看, “泛娱乐化”会导致人们精神世界的虚无、意义的缺失和价值的混沌。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要求背道而驰, 挤压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空间, 稀释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吸引力。

在数字化背景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机遇与挑战并存。鉴于此, 应加强价值导向嵌入, 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算法构造; 强化主体数字素养, 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主体自觉; 健全数字法规,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数字环境,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途径, 体现着国家、社会与公民个人的价值追求与时代发展的价值内核。面对数字化发展带来的挑战, 应加强价值嵌入, 以主流价值观规范数字化深度赋能, 坚守价值理性,明晰数字化赋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伦理要求, 在数字化时代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作用。

其一, 加强价值嵌入, 以主流价值观规范数字化深度赋能。从技术层面看, 数字化的深度发展, 有助于对受众信息进行获取、识别、分析,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提供信息支持; 从意识形态层面看, 数字化并非“价值中立”, “每一种技术架构、每一行代码、每一个界面, 都代表着选择, 都意味着判断, 都承载着价值”^①。因此, 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数字化赋能。一方面, 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数字化赋能全过程, 掌握数字化赋能的价值方向。在信息采集阶段, 应建立价值观审查机制, 重点对信息的来源真实性、价值倾向性进行核实与判断, 从而确保受众接收到客观真实的信息。在信息的分发阶段, 应提升算法推荐的公平性, 减少“圈层化”“信息茧房”对用户群体的限制, 确保数字化发展惠及人的全面发展。在信息分析阶段, 应注意对用户隐私的保护, 明确数据使用的责任人, 确保其数据使用的合理性, 警惕数字化赋能过程中的隐私侵犯、数据泄露、信息贩卖、数据失真等伦理问题。质言之, 要构建“‘人—技术—人’的价值闭环”^②, 既应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 也应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力量, 实现数字技术赋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有机融合。另一方面, 应不断优化算法内容推送机制, 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占比和优先推荐权重, 守住数字化赋能的意识形态底线。在数据逻辑和流量经济的助推下, 叙事方式娱乐化、戏剧化的价值输出,生活化、图像化、碎片化的故事情节构造, 非理性、煽动性、诱导性的情绪催发, 冲击并弱化用户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注,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信息难以获得优先推荐。因此, 应深化价值嵌入, 优化议题设置,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内容能够在用户群体中得到优先展示、多次推送, 发挥数字化“精准投喂”的重要作用。同时, 针对不同群体设置不同内容的议题, 动态调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内容的推送频率与“投喂”时机, 从而不断提升不同主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内容的接收广度与接受程度, 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广度。

其二, 坚守价值理性, 明晰数字化赋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伦理要求。算法的偏向影响着内容生态, 数字化在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辐射力和传播效度的同时, 其背后的算法逻辑也带来了工具理性上扬、算法黑箱、数据垄断、隐私泄露、数据幻觉等问题, 存在数字化赋能过程中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割裂风险。为此, 应保持数字化技术与人文精神的合理张力, 引导数字技术向善。“在信息高速公路上, 算法推荐如果不装上‘方向盘’上路, 就会偏离正途、迷失方向。算法推荐的‘方向盘’是什么? 就是主流价值, 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本身就是一项触及人们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及精神的实践活动, 具有浸润人心、传递价值观念、形塑人文精神的重要作用。因此, 推动数字化赋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 既应借助数字技术手段对受众的学习状态、思想情况、行为特征等进行量化分析, 深刻把握受众的思想道德状况, 更应警惕技术理性僭越所引发的技术与人文的割裂风险, 秉承科技向善、数字向善原则, 彰显数字化赋能的人文精神,避免数字技术的不当应用, 以充分激发数字技术的活力, 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效度。

数字化时代, 海量化、碎片化的信息不断裹挟着受众, 而在信息接收过程中存在的“信息洪流”“过滤气泡”等现象冲击、弱化着受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全面的认知。因此, 既应培养受众的批判性思维, 提升其数字信息鉴别能力, 又应强化平台社会责任, 以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数字化传播的主体自觉。

其一, 培养批判性思维, 提升受众对数字信息的鉴别能力。面对网络空间中纷繁复杂的信息, 应培养受众的批判性思维。一方面, 应引导受众自觉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同, 充分认识到自身命运同国家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 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 达到知行统一, 自觉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另一方面, 应引导受众自觉增强对数字信息的辨别能力。理性看待网络娱乐议题, 深刻透视各类社会思潮的本质、生成逻辑、样态特征等, 积极应对数字化进程中的虚假信息以及泛娱乐化、新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对自身价值观的侵蚀。同时, 还应以批判性思维辨别算法推荐的信息内容, 主动“破圈”, 以减少同质信息泛滥的风险, 积极接触多元知识文化和不同领域的信息, 不断拓展个人的知识视野, 自觉抵制不良信息, 主动选择、积极传播主流价值观, 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传播。

其二, 强化平台社会责任, 自觉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数字化传播。一方面, 日均亿级用户活跃的平台作为连接亿万用户的数字纽带, 已形成“数字公共领域”, 其内容传播直接影响公众认知和社会共识, 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同时, 数字平台也是数字资本运行并实现增值的重要场域。“一旦有适当的利润, 资本就胆大起来。”因此, 应找准价值观传播与利益增值之间的平衡点, 既要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 为主流话语提供“转译接口”与“对话空间”, 运用生动形象的话语对官方政策文件进行解读,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不同圈层之间的传播, 促进不同圈层在公共议题上的理性探讨; 又要兼顾平台自身的运行需求, 实现价值观嵌入与平台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 应充分激发数字平台的创新能力,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吸引力。通过算法优化、内容创新、场景适配等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数字化呈现, 以推动抽象理论的具象化呈现, 从“内容填充”转向“意义共创”, 从而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并促进其自觉践行。因此, 应充分挖掘“平凡英雄”故事, 通过短视频等形式对日常生活进行记录。比如, 抖音平台“我在岗位上”的话题征集活动, 总播放量达到182. 4亿次, 以平凡人物的日常片段诠释“爱岗敬业”, 以个体叙事展现主流价值观, 发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用而不觉”的感染效应。另如, 借鉴二次元“应援”文化、融合热门IP等,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弘扬正能量的动漫角色设计、剧情任务, 以使其触及Z世代青年群体,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符号化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 规范数据资源利用, 防范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风险。”^①因此, 应进一步健全数字法规体系, 加强数字生态治理, 净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数字环境, 保障其有序传播, 从而更好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促进团结进步的重要作用。

其一, 健全数字法规体系, 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有序运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②法治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 也是有效治理网络乱象所应秉承的一种思维方式。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具有规范性、稳定性和强制性的优势, 能够为数字空间明晰权责关系、划定行为边界。应以问题为导向, 进一步健全数字法规体系。目前, 国家相关部门已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数字法规条文,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但从数字化的快速发展来看, 仍存在法治盲区。因此,在数字化法规体系建设进程中, 应健全数字问责清单, 明晰权责边界和奖惩制度, 结合现实问题和重大舆情处理经验, 进一步优化、完善数字法规细则, 彰显民主、文明、和谐、平等、公正、法治、友善等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准则, 为数字化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传播提供制度保障。

其二, 加强数字生态治理, 净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数字环境。一方面, 应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平台等技术手段, 构建起智能检测识别体系。通过图像识别、关联图谱、情感分析等技术, 对网络内容进行智能分类和监测识别, 分层次分类别加以治理。习近平总书记以“三个地带”来形象地比喻思想舆论领域, “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 一定要守住; 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 要敢于亮剑, 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 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①。对于正面的思想观念, 应予以流量扶持, 加大宣传力度, 主动占领数字传播阵地,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数字空间的“主流叙事”; 对于负面的思想观念, 应予以及时纠偏, 防止其进一步扩散, 误导社会公共认知; 对于中间地带的思想观念, 应坚持以价值引领为先, 争取将其转化为“红色”地带。另一方面, 加强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治理, 提升舆情应对处理能力。数字化时代, “人人麦克风”所引发的信息失序、信息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造成冲击,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难以在数字空间中精准、有效发力。因此, 应搭建跨部门应急协同平台, 设立跨部门舆情治理机制, 明确各成员单元的职责清单和协作流程。在纵向上, 构建起自上而下的舆情监测、数据处理、资源统筹的过程机制; 在横向上, 完善毗邻地区之间的协同机制, 同时应明确各部门在信息共享、责任追究层面的法律责任, 细化数据共享的范围和安全标准,既能够保障数据资源共享的安全性, 又能够避免因资源壁垒所导致的效率低下等问题。另外, 还应构建全链条舆情应对机制。建立“事前风险预警机制—事中联动处置和动态协同机制—事后效果评估和经验积累”机制, 从而有效抑制网络舆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冲击, 切实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数字化传播的效能。

在数字化赋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过程中势必会同多种声音、多种思潮发生碰撞, 只有打破“部门墙”、密织“协同网”, 才能实现组织部门从“分散”到“协同”、信息流动从“单向”到“贯通”, 信息资源从“碎片”到“系统”的转变, 才能在突发性舆情的“风暴眼”中掌握话语主动权, 才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充分发挥其凝聚共识、铸魂育人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