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生成与其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性研究密切相关。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具体分析, 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内在逻辑和历史限度, 指明其最终的历史命运, 并开启了对未来新文明形态发展的展望和筹划, 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理论形态逐渐成型。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是对人类文明动态演进及规律趋势的科学透视, 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进程, 并为把握当代中国文明发展和世界发展大势提供了“思想利器”, 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逻辑进路中, 马克思恩格斯着重从资本主义形而上学文明范式、资本逻辑以及资本技术文明这三个向度展开了批判性分析, 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运行逻辑及其现实困境, 打破资本主义文明的“永恒神话”, 进而确证了人类社会面向未来新文明形态的历史必然性。

文明不是纯粹静态的存在, 也不是“脱离现实精神和现实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①, 更不是一成不变的抽象产物。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现实基础, 反映并呈现出历史和现实的内涵及特质。文明是经验的、现实的存在, 是人的感性活动的产物, 是对“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呈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对文明的洞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 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②。

文明的演进历史是以特定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生产发展史、社会关系变迁史。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笔者注:1885年德文版改为‘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 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 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 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变动的, 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③。人类文明总是变化发展的, 其根源在于社会生产方式在不断变化。社会生产实践、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是文明的存在论根据。资本主义文明同样受到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制约, 并非如线性史观所预设的进步主义文明形态, 而是具有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然而, 资产阶级理论家脱离社会生产方式的根基, 避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社会关系不断变革的现实基础, 无视人类文明不断变动的客观事实, 忽略人类文明是关于特定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规范性反映, 仅仅在纯粹抽象的思想观念中论证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将资本主义文明渲染为人类历史上最完善的文明样态, 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人类社会永久不变的存在, 将资本主义社会誉为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社会形态, 构造了资本主义文明永恒的“进步神话”。当前, 西方话语中的诸多论调如“历史终结论”“文明优越论”“文明一元论”“别无选择论”, 都是资本主义文明“进步神话”的代表性观点, 也是西方形而上学文明范式的表达和再现。

资本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原动力, 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建制原则和本质显现。一方面, 资本主义文明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进程, 使人类历史步入现代文明史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文明的作用体现在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丰富的社会关系以及更高级的文明形态的各种要素等, 使之超越了以往的文明形态, “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 改变着它们的特点”^④。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显性的“非文明面”, 实质上反映了资本逻辑的文明背反。因此, 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出资本主义文明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

其一, 资本增殖逻辑批判。“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⑤。资本的本性是逐利, 寻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和利润增长。“鄙俗的贪欲”是推动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灵魂”, 财富积累是资本主义文明聚焦的唯一决定性目标。正是“这个规律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 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说:前进! 前进!”^①在资本增殖欲望的驱使下, 对内剥削、对外殖民侵略成为资本主义文明运行的常态。资本主义文明总是试图寻求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成倍地增加资本生产的物质成果。正如马克思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 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 资本就胆大起来。”^②资本增殖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文明不会偏安一隅, 必然越出国界向全球扩张, 抢占海外市场和殖民地, 掠夺利用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 以获取更多的利润, 并建构起由其主导的霸权主义世界体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剥夺的历史”^③。

其二, 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逻辑揭示。资本主义文明有其历史性, 在其展开过程中就暴露出自身的贫乏和历史限度。马克思指出, “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 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④。资本为获取剩余价值, 力图逾越一切妨碍生产扩大的限制,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生产过剩, 而生产过剩危机的频繁发生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因此, “资本并不像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 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⑤。资本并不必然表现为生产力的形式, 相反越来越表现为生产力的桎梏, 成为限制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因素。这源于资本的内在界限, 而资本的内在界限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环节的内在限度。马克思将其概括为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的界限、交换价值是生产的界限、使用价值的生产受到交换价值的限制。^⑥这四类界限涵盖了资本主义生产环节的全过程, 共同指向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结局。“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 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 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 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⑦。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出现妨碍自身文明发展的现象表征, 体现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性和暂时性。

一方面,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大工业技术基础上的, 相应地, 资本主义文明也是一种技术支配下的现代文明形态, 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自然界、人、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 彰显了技术的社会历史内涵与进步性。另一方面, 资本文明社会的技术发展呈现出技术异化的扭曲现象, 即技术进步带来了文明背反问题。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以“技术魔性”表达了此意, “从技术方面来讲是反人类的。劳动量的增大导致了劳动者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使人转化为机器的一部分”^⑧。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技术的出现及革新所具有的正向效应, 同时对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技术悖谬及其深层根源进行了剖析。技术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重要向度。

资本主义文明“用其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成就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轴心”^①, 并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典型模式。资本主义文明的技术发展及其历史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首先, 技术发展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马克思指出, “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②。其次, 技术发展改变了人对自然的盲目依附, “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对整个自然界进行了革命改造, 结束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幼稚态度以及其他幼稚行为”^③。再次, 技术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 “蒸汽和风力、电力和印刷机、大炮和金矿的开发合在一起在一年当中引起的变化和革命要多过以往整整一个世纪”^④。最后, 科学技术发展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创造了条件, “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 改造人的生活, 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⑤。

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进步同其文明困境复杂交织。技术由人发明创造并为人服务, 然而在资本主义文明社会, 技术却跃升为支配人的异己力量, 人服从于技术的“规训”, 成为技术的附属物, 造成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丧失, 即技术与人的对抗。马克思表示:“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 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⑥机器被广泛应用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 劳动者只是重复极其简单和单调的、极易学会的操作, 成了机器的零部件或机器运转的齿轮, 受机器的奴役。人由劳动生产的主体沦为机器的照看者和使用工具, 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人的本质力量被剥离。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进步造成了人的退化。“机器迁就人的软弱性, 以便把软弱的人变成机器。”^⑦技术和机器的普及使人的各类活动不再突出技巧、工艺和钻研等体现人的自主性创造性的丰富元素, 成为单一刻板的重复性动作, 人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双重压抑。也就是说, 技术的发明、发展和使用并没有带来应有的预期结果, 没有带来人和社会的相应进步, 没有彰显人的本质力量, 因为技术的一切进步都服从于资本增殖的唯一目的, 这是技术异化的根源所在。技术异化及其造成的人和社会的困境恰如马克思所描述的, “技术的胜利, 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⑧。

马克思恩格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分析对象, 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审视中找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 并以生成性演进揭示文明的动态存在状态, 以物质生产实践揭示文明的本体论根据, 以整体性结构揭示文明的逻辑体系, 以世界历史揭示文明普遍交往的形成场域, 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揭示文明发展的价值旨归, 由此形成了意涵丰富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

人类历史并非从来就是文明史。法国学者基佐表示:“社会和文明两者都还很年轻, 虽然它们已走过的路很长, 它们还有远得无可比拟的路要走。”^①实际上, “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 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 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②。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 文明开始生成并不断发展。

文明是过程性的, 是不断生成和演进的。文明不是从来就有的, 而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文明一经产生便不断发展, 并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水平和不同的实现样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 在人类社会的原始时期即蒙昧时代, 文明尚未诞生, 彼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人们原始野蛮的生存状态。在野蛮时代后期, 生产工具有了改进, 生产力有所提高, “生产的进步, 要比过去一切阶段的总和还要来得丰富”, 并且这一时期人们发明了拼音文字, 开始出现文明的萌芽, “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③。人类社会在蒙昧时代已经具有了进入文明时代的诸多特征和内容要素。直到人类社会步入“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 人类文明才逐渐形成了诸种发展形态和类型样貌。因此, 文明不是固定不变或静止僵化的, 而是“始终存在着进一步的运动……一再有新的、原始性的创造得以突破”^④。现存的每一个社会时期、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是能够变化并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 都将朝向更高阶段行进。人类社会及其文明制度并非从一开始就表现为现今的状况, 相反, “人类的一切主要制度都是从早期所具有的少数思想胚胎进化而来的。这些制度在蒙昧阶段开始生长, 经过野蛮阶段的发酵, 进入文明阶段后又继续向前发展”^⑤。

在不同时期, 人类文明的发展形式和标志性形态是不同的。按照马克思“五形态理论”, 人类历史大体经历五大社会阶段。文明在原始社会阶段尚未诞生, 在奴隶社会阶段开始成型发展。据此, 人类文明的发展形态主要分为奴隶制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明。按照“三形态理论”, 人类历史被分为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以及自由个性三大社会阶段, 与此相应, 人类文明呈现为传统文明、现代文明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文明形态。在每一阶段上, 人类社会都有反映其时代特征的文明形态。比如,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并确立的历史阶段, 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取代了封建时代的文明形态, 并在资本主义时代占主导地位。正如马克思所说, “资本一出现, 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①。当然, 资本主义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越发暴露出不可调和的矛盾和缺陷。20世纪初, 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 社会主义文明形态逐渐生长出基本轮廓。尤其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 社会主义文明在当代中国集中展现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社会主义文明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展现出更多的特征和优势, 并在历史的推进中成为人类文明实践的标志性样态。

文明本体论指涉文明之所以产生、演进和发展的最终根据、最后原因, 回应文明何以产生、何以可能以及何以呈现等重大问题。文明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②, 归根结底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文明的存在依据正在于现实生活实践。因此,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文明的发展“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③, 必须“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④。只有聚焦物质生产实践这一核心线索, 才能对作为现实存在的文明作出科学阐释。

文明不是由纯粹概念创造的, 不是精神意识的外化, 并非凌驾于生活实践之上的所谓“一般”, 而是现实生活世界的特定产物, 是对人们生活实践的反映, 对文明的观察理应“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⑤, 以思想世界还是现实世界为视域、以抽象原则还是现实原则来洞察文明问题, 构成了两种哲学本体论、两种思维路径的立场分野。在传统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中, 人类文明不过是观念史或思想史的某种演绎, 从而割裂了文明同感性实践的关联, 抽离了文明的现实性意涵。事实上, 从现实本身出发才是探寻文明逻辑的正确方向, 对文明的考察“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⑥。马克思恩格斯开创了回归生活实践的哲学道路, 找到了文明的生活实践逻辑, 进一步确证了文明的实践本体论根基。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⑦, 深刻诠释了文明的现实根源。人类文明源于社会生产实践, 并随着社会生产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人们通过实践创造了自己的现实生活, 创造了自己的历史, 创造了人类文明史。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从人的感性实践出发, 终止了旧哲学的思辨唯心主义传统, 不再将文明囿于抽象的精神领域, 不再以抽象观念论释析文明的产生和发展, 揭示了文明得以生成的现实根基及其丰富内涵与客观规律性。人类文明的生成和发展有其现实逻辑和内在机理, 不存在超出生活世界的抽象文明形态, 任何时候文明都不过是人们实际生活的反映。质言之, 马克思恩格斯以实践本体论解构了旧哲学抽象本体论的文明解释范式, 建构了基于实践的新文明哲学, 即以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为立足点, 以人的实际生活为内容, 以关注人的生存境况为目的的文明哲学, 实现了文明解释范式的根本转向, 彰显了文明“所标示的现实客体的道路”^①。

文明是一个综合性、整体性概念, 涉及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人类社会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 人类文明相应具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以及生态文明五维结构。其中, 物质文明决定了其他文明。“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 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 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观念由这两者决定。因而, 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方式也由这两者决定。”^②文明的不同维度紧密关联、相辅相成, 对社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 》中的“文明的一切进步, 或者换句话说, 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 …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③所说的文明主要表现在物质层面, 指的是物质文明, 并且物质文明以社会生产力为内核, 包括劳动生产、科学技术、交通工具等多种元素。生产力水平表征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 生产技术形式表征物质文明的层次类型, 物质生产成果表征物质文明的现实外观。以资本主义文明为例, 资本主义文明拥有先进的机器大生产方式、便捷的交通运输工具和成倍增长的物质成果, 它在物质文明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其领先的关键。可以说, 物质文明在根本上决定了一种文明形态的发展程度。

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以下简称《草稿》) 中首次提出“政治文明”概念: “集权制和政治文明。联邦制和工业化主义。国家管理和公共管理。”^④在此, 政治文明处于集权制的对立面, 代表的是与集权制不同的民主政治形态。马克思在《草稿》中对政治文明的内涵及构成作了概述, 具体包括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代议制国家和宪章、国家管理和公共管理、选举权等。政治文明集中体现在政治制度方面。政治制度昭示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性质和水平, 而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又是揭示政治制度本质的维度, 同样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指标。政治制度为谁所有、为谁服务、维护谁的利益等问题, 决定了政治制度在民主和法治上的状况。政治制度要反映绝大多数人即人民的意志, 不应成为剥削阶级剥削人民的辅助工具, 而应是消除专制压迫、守护人民民主的坚实保障, 作为真正的社会民主制度为大众造福。只有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制度, 才能将一个社会的政治文明推向更高水平。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精神产品”^⑤概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精神生产”^①概念, 这些概念虽不完全等同于今天所说的精神文明, 但从精神文明成果及活动等角度表达了精神文明的含义。精神文明属于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 有其丰富内容。首先, 哲学是精神文明的“活的灵魂”, “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②。其次, 科学、艺术等是精神文明的精致存在, “文明中一切精致的东西, 即科学、美术等等”^③。最后, 道德是精神文明的底色。“道德败坏企图摧毁对人的最高使命的信仰, 同时也摧毁真正文明的基础”^④。人的精神面貌反映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状况。因此, 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应当克服或超越精神文明异化现象, 不断丰富人的精神生活, 充实人的精神世界, 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 实现人的精神自由和全面发展。

社会文明特指文明发展在社会层面的表现, 反映了社会领域进步状态和取得的成果。社会文明主要包括社会主体、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 社会关系本质地反映了社会文明的整体面貌, 因为社会关系涵盖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多重关系, 社会关系的性质、状况呈现社会主体、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环境的文明状况, 即人在社会领域是否作为文明的主体并享有文明成果, 社会生活是否安定富足并全面进步, 社会环境是否稳定有序并和谐。在阶级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 存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社会关系是依附性和敌对性的。而在未来更高阶段的社会, 社会关系将得到恢复和重塑, “只有到了那个时候, 人的解放才能完成”^⑤。

生态文明蕴含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首先, 人依赖于自然而存在, 自然界为人提供生产生活资料。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⑥。其次, 人能够认识和改造客观自然。然而在资本主义文明中, 人自居于自然之上, 自然界成了任人征服和支配的对象。恩格斯对此强调:“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⑦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 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 则完全被忽视了。”^⑧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环境问题乱象频发的原因所在。对此,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给出了解决方案, 那就是“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 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⑨, 由此在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危机问题。

大体上讲, 具有广泛意义的文明交往是在世界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

世界历史的开辟使文明交往升级为世界性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①。不同文明发生交往是不可避免的。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交往具有传导性, 一种文明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或早或迟会引起他者文明的变化或波动。文明交往的扩大为文明发展注入活力。世界历史的进程中, 文明交往成为“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②。交往对于文明传承及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正如“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 特别是发明, 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 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③, 并且“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④。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将人类历史引入世界历史阶段, 文明的普遍交往也随之形成。

文明交往为走向“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开辟了可能性。人类文明将在共产主义阶段上升为“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仅限于某个国家, 而是发生于一切文明国家, 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⑤, 世界历史的开辟是其前提之一。世界历史和世界交往是在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 它们又为共产主义的实现作了必要铺垫。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进展, 普遍交往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展开, 推动形成了“全面的生产”“全面的依附关系”, 社会生产力获得更大的发展, 从而为共产主义奠定愈益坚实的物质基础。更高水平的共产主义文明不是凭空出现的, 需要吸收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创造的一切有益成果, 因而“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⑥必然形成的结果。

当然, “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并不意味着人类文明将以这一文明形态终结, 而是将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向着更高水平发展。

人的发展是文明的根本价值目标。然而在资本主义文明时代, 文明的进步同人的发展并不呈正相关。对于资本主义文明需要辩证地看待。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给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给人制造了无比野蛮的生存境况, 比如个人被奴隶般的分工和雇佣劳动所控制, 人被客体的物所驾驭, 人的发展的片面化和畸形化, 此时“文明的一切进步……都不会使工人致富, 而只会使资本致富, 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 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⑦。资本主义社会中, 资本宰制着人的一切, 人服从于资本。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也使资本逻辑散布到各民族国家, 资本对人的宰制成了一种普遍现象。资本的增长而非人的发展才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根本目的。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 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才是衡量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尺。以人为本, 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价值主旋律, 并构成了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更高水平文明即共产主义文明的本质维度。

“文明是朝着人类幸福的目标前进的”^①。在人类文明的特定阶段, 文明立足的根基即社会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 无法保证文明的成果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 导致出现社会的两极分化, 一部分人的发展以另一部分人的不发展为代价, 一部分人的幸福以另一部分人的不幸为代价, 资本主义文明社会正是如此。“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将改写这一切违反人的生存发展规律的现象。人类文明行进到这一阶段, 社会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 生产的社会化大发展保证了一切社会成员充裕的物质生活和富足的精神生活, 保证每一个生产者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文明社会频发的“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奴役占有者”等现象将不复存在, 文明的发展程度可以确保劳动成果的极大丰富与合理分配, 即“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 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 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 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②。贯穿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价值规律走向终结, 商品不再控制人, 而是为人所支配和使用、为满足人的需要服务, 整个社会为逐利而进行无计划生产的问题也将得到解决, 个人将摆脱为谋求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生存挣扎, 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意愿、自觉支配自己的行动、自由享有自己的创造果实, 成为社会的主人。人类历史也由此从“必然王国”飞跃至“自由王国”, 人们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 创造更高水平的社会文明, 实现自身的价值和幸福。

纵观人类文明思想史,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具有不可撼动的重要历史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深刻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特殊规律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 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 是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对于当代中国文明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审视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当代意义必须立足人类文明新形态及其重要实践, 即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科学指导下, 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发展。

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整体性文明观, 形成了以“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为表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先是物质文明发展。物质文明发展集中体现在社会生产力上, 更体现在文明成果的提供上, 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正如邓小平所说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 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 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①。政治文明是中国新文明类型的重要构成。政治文明建设主要表现为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持续推动国家政治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精神文明繁荣发展是新文明类型的基本要义, 从而区别于以意义世界坍塌、文化价值扭曲、物欲至上为特征的西方现代文明。社会文明建设是新文明类型的重要维度, 涉及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有序和良性互动, 在目标上呈现为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生态文明是中国新文明类型的重要层面。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必须超越人类中心论的片面自然观, 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以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类文明新形态以马克思恩格斯文明交往逻辑为依循, 以“三个超越”重塑人类文明交往模式。其一,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中国倡导文明交流互鉴, 尊重各文明的主体地位, 肯定其价值, 以平等对等而不是强制强迫、多元多向而不是单一单向为原则积极推动文明间的交流, 重塑人类文明的交往关系。其二, 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 并决定了人类文明交往的现实必要性。交流互鉴有助于学习他者的长处。“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 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 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 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②其三, 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文明共存意味着尊重他者文明, 接受文明多样性, 寻求文明共同点, 在交流对话中实现文明和谐共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 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 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③中国主张不同文明相互包容、和平相处, 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为解决世界文明交往难题提供了方向与参考。

人类文明新形态以马克思恩格斯文明价值论为基本遵循, 以人的发展为尺度厘定现代文明的价值向度, 实质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文明主导下的人的存在样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文明的本质在于人的进步。文明“包含着两个事实, 它靠两个条件存在, 并通过两个标志显示出来:社会活动的发展和个人活动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念不断转化为实践, 让文明发展的成果惠及民众, “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⑤,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贯价值导向, 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⑥, 防止两极分化, 进而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现实条件。这里的共同富裕既“不是少数人的富裕, 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①, 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共同富裕, 同样指向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在社会实践层面促进人的物质和精神富裕, 由此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展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要求和价值意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是基于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发展的现实产物, 具有其特殊性;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实现模式但不是唯一选择, 它不是适用于一切历史时代的“模板或公式”, 也不是解决一切时代难题的“通用药方”。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反对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的理论抽象为关于“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反对把西欧资本主义道路抽象为一切民族国家都必须走的路。然而,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无限扩张使其以自身为唯一标准否定现代文明发展的多元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深刻揭示了非西方现代化道路模式的必然性及可行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尽管资本主义文明在人类历史上是不能用法令取消的特定发展阶段, 但是它客观上为新文明形态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缩短并减轻了新文明形态“分娩的痛苦”。西欧资本主义虽然取得成就, 但也暴露出危机和矛盾, 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发展道路历史地显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强调, 俄国可以抓住这一历史契机, 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 避免重蹈资本主义文明的灾难性覆辙, “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②。这也意味着在批判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实现的跨越才是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实质性跨越, 并且表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并非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选择, 现代文明发展道路是丰富多样的。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对于指明并推进人类文明多元发展的现代化模式有着深远的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的成功实践, 是在西方现代化之外生长起来的, 体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 是非西方现代化道路模式的重大成就,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 丰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化图景。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指出:“西方主流观点认为, 只存在唯一一种实现现代性的方式, 那就是走西方式的道路……落后国家只有按照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走, 才能逐步赶上。”^③在西方看来, 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存在的标准范式, 提供了不同民族国家必须遵照的现代化道路, 各民族国家或早或迟都要趋近“理想中的文明”即西方文明。事实上, 国家制度不是可以任意制造的, 文明道路不是可以随意指定的, 现代化模式不是单一固定的, 人类文明发展的现实逻辑应该是:各文明国家可以根据自身特定的历史条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 走适合自己的现代化文明发展之路。“如果要先验地给一个民族以一种国家制度……这种想法恰恰忽视了一个因素, 这个因素使国家制度成为不仅仅是一个思想上的事物而已。所以每一个民族都有适合于它本身而属于它的国家制度。”^①这也表明, 非西方文明发展道路与制度模式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正如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②, 从而以“自主选择论”证明了“别无选择论”的逻辑谬误, 打破了西方文明的一元化迷思。

现代文明由西方率先开辟, 现代化是全人类共同的且正在进行的事业。然而, 西方文明只是现代化的一种特殊文明类型, 西方道路只是现代化的一种特定实践模式。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 存在着多种通往现代性的不同路线。^③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正在践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明, 代表了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新发展道路, 是对西方现代文明及其道路模式的实质性超越,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 开创了现代化发展的崭新景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 也不‘输出’中国模式, 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④只有正视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事实, 尊重并承认非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客观性存在, 超越西方而不是依附西方, 才能更好地推进本国的现代化事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巨大成就表明:“治理一个国家, 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 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 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 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 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⑤

对资本主义文明霸权的批判性揭示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重要内容, 对重塑人类文明发展秩序具有重要启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资本主义文明“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⑥。“三个从属于”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主客二分”逻辑的鲜明揭露, 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塑造的霸权体系的真实面貌。西方中心主义确立了人类文明的所谓基本秩序, 即西方以自身特殊利益凌驾于全人类共同利益之上, 制造并加速了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的割裂和矛盾。由此, 全球文明体系沦为由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主宰、旨在满足西方特殊利益的“虚假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及其霸权体系的批判分析, 揭破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霸权逻辑的本质及不合理性, 实际上指向了一种更高水平的文明形态以及更合理的人类文明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更高水平文明形态的当代实践形式, 是当代中国提出的超越西方资本文明霸权主义的重要理念方案, 实现了人类各文明关系的“主客统一”, 即以不同文明的平等相处、共生共荣消解西方资本文明至上及其导致的文明优越、文明冲突、文明霸权, 尊重各文明主体的现实利益及诉求, 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推动重塑人类文明发展体系。

以西方中心论为根本立场的资本主义文明造成了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 并将自身定性为优等文明的典范代表。“普世主义”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表达, 它使西方文明越出特殊性、地域性原则, 自视为全球利益的唯一代表。显然, 由西方支配的全球文明秩序体系具有排他性和对抗性, 并不能为各文明国家的共存共容、合作共赢创造有利条件。

文明霸权构成传统世界秩序的基本态势。西方将自身文明打造为一种所谓普世的、最完美的文明形态, 并在全世界制定了等级分明的霸权体系, 绘就了由西方统摄的人类文明谱系, 以此为西方的霸权逻辑作合法性注解, 导致人类文明不可避免地滑向了齐一性的困境, 逐渐丧失进一步延伸的可能性与发展活力。事实上, “没有多样性, 就没有人类文明”^①。“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 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②多元主义而不是单极主义、多元文明共生而不是单一文明极度膨胀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合理生态。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坦言:“许多西欧和美洲人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代表, 负有统一全世界的使命。在他们思想上只有西方的文明是具有普遍性的, 因为它本身是统一的, 完整的, 所以能统摄其他一切文明。这种自我吹嘘是毫无根据的。”^③

当今时代, 美美与共、和谐共生是人类文明的真正出路, 文明霸权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大阻碍。全球社会的未来不在于霸权主义的西方, 人类文明的现在更不能为西方主导的霸权秩序所框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历史。不同国家、地区、民族, 不同历史、宗教、习俗, 彼此交相辉映、相因相生, 共同擘画出这个精彩纷呈的世界。”^④因此, 单一文明并不能垄断人类文明发展的全部可能性, 建立在多元文明共生基础上的全球新秩序才是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理性抉择。积极构建弘扬多元文明的伙伴关系, 在交流互鉴中发展进步, 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前行, 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公平正义的世界, 人类文明将获得更长远的发展前途。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致力于构建不同文明共生共存、繁荣共进的世界, 突破西方霸权主义制造的文明困境, 深刻彰显了社会主义文明作为更高水平文明类型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霸权批判理论在当今时代的实践呈现。当今世界正朝着多元文明共同发展的方向持续推进, 人类新文明的建构、世界文明秩序的重塑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 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