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对网络空间的建设与管理, 重视对广大网民的引导与教育。2001年,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引导网络机构和广大网民增强网络道德意识, 共同建设网络文明”^①。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 营造良好网络环境”^②。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文明建设工作, 制定出台《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 全面构建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工作体系, 连续举办中国网络文明大会, 推动我国网络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当前, 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智技术的升级迭代与交叉应用,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驱动人类文明迈向数字化与智能化有机融合的新纪元———数智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 深入把握网络文明建设的时代价值, 系统分析网络文明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 对于进一步加强网络文明建设、构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兴领域和重要内容。在新形势下, 网络文明建设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回答和处理好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数智时代的网络文明建设与满足人民美好精神生活需求的目标相契合, 与提高数字社会文明程度的要求相吻合, 与建设网络强国的关键任务相衔接, 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①进入数智时代, 网络空间成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主要场域, 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求也呈现出新样态。一方面, 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求出现“量增”。我国网民数量已突破11亿, 巨大的网民规模使得精神需求的总量大幅上涨, 5G与云计算技术推动精神文化服务全域化拓展,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消费日益多样化。另一方面, 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求发生“质变”。其一, 精神生活需求的个性化特征更为突出。算法推荐与大数据分析重塑了精神文化产品的供给模式, 网民期待获得高度契合个人审美与认知偏好的精神文化产品。其二, 精神生活需求的参与性特征更为凸显。数智时代, 用户生成内容日益常态化, 在数智技术的助推下, 精神文化内容生产难度不断降低, 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被大大激发。其三, 精神生活需求的体验感更为多维。超高清、空间音频、触觉反馈、全息投影等技术推动精神消费从平面转向立体, 也使得精神生活多感官沉浸式体验需求激增, 人民群众愈加追求身临其境的精神满足。与此同时, 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数智技术也带来了精神生产快餐化、精神产品同质化、精神消费碎片化等隐患。数智时代人民精神生活需求的新变化和精神生活的新问题共同呼唤着网络文明建设的出场。推进网络文明建设有助于促进精神生产提质增效, 优化精神文化产品供给, 更精准、更高效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求, 提高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获得感。此外, 推进网络文明建设有助于净化网络生态, 提高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幸福感。“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 不符合人民利益。”^②需要加强精神文化生产、分配、交往、消费等多环节治理, 净化网民精神生活空间, 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精神生活提供保障。

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任务。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开启了人类社会数字化的进程, 从互联网的普及到人工智能的崛起, 社会数字化与智能化进入纵深发展阶段, 我们已置身于数字社会。从宏观层面看, 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的深度融合, 使网络文明成为数字社会文明建设的新维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网络文明是新形势下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 是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领域。”^①网络空间的文明程度成为数字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表征。从微观层面看, 网络文明建设将重塑个体文明素养, 进而推动数字社会文明程度的整体提升。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认为, 文明是实践的产物, 是“社会的素质”^②。换言之, 社会文明程度体现为人自身的文明水平, 数字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关键在于数字社会公民个人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的提升。网民的文明素养水平高低既是决定网络空间文明与否的关键, 也是影响数字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因素, 而网络文明建设将引导网民崇德守法, 规范自身网络行为, 促使网民提升个人的文明素养, 进而提高数字社会文明程度。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任务。^③自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 经过30多年的发展, 我国在网络基础资源、互联网应用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 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当前, 数字技术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 能否顺应信息革命浪潮、抢抓数字化发展的历史机遇成为决定大国兴衰的重要变量。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信息革命潮流历史性交汇的背景下,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的关键时期, 推进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迈进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方面, 网络文明建设是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领域。当今世界, 文化软实力已成为衡量各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维度, 提升网络文化软实力是网络强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建设网络强国, 既要有过硬的核心技术、繁荣的数字经济、有力的安全保障, 也要有优质的网络内容、健康的网络文化、良好的网络生态。另一方面, 网络文明建设是网络强国建设的精神支撑。其一, 网络文明建设为网络强国建设提供精神引领。网络文明建设具有凝心聚力的作用, 能够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投身网络强国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其二, 网络文明建设为网络强国建设营造良好网络环境。网络文明建设通过净化网络生态、维护网络秩序、引导网民行为, 为网络强国建设提供环境保障与有利条件。其三, 网络文明建设为网络强国建设构筑坚固的安全屏障。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 网络文明建设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不良文化的侵蚀, 能够为网络强国建设提供安全保障。

网络文明建设的挑战主要来自技术、内容、主体三个方面:一是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机矛盾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区隔加重、自我分裂加剧;二是信息内容的多元化、拟真化、娱乐化冲击与消解主流价值的吸引力、影响力、引领力;三是网络主体思想活动多变、圈层分化显著、情绪极化等加大了网络文明培育难度。

网络主体的实践活动主要涉及人机互动、人际互动和自我互动。互联网在使人拥有更广阔的自由空间、更充分的自由时间的同时, 也为人套上了无形的枷锁;在扩大人际交往范围、延伸人际交往场域的同时, 也导致人与人之间产生区隔;在丰富人的自我体验的同时, 也诱发了自我认同危机。数智技术的发展影响着人们的网络实践, 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人机、人际、自我关系方面的伦理风险。

在人机关系维度, 智能机器加剧了人机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主性的智能机器能够更深程度地进入人们的生产生活, 致使人机之间的传统界限逐渐变得模糊, 人的主体性面临前所未有的颠覆性挑战。一方面, 智能机器的使用导致人只能无条件地跟随特定的技术范式和逻辑, 而智能机器的无人化运作又使人沦为旁观者, “这种‘旁观’态势难免导致人自身的身体机能、工作技能乃至社交能力‘不用则退’”^①, 人对智能机器的信任与依赖愈深则愈可能陷入智能机器的隐性操纵。另一方面, 智能机器也使人面临被取代的危机。智能机器已经可以胜任以往专属于人的某些工作, 进而有可能在一些行业取代人。需要指出的是, 人工智能导致的失业可能只是表面问题,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失去劳动会使人失去价值, 使生活失去意义, 从而导致人的非人化”^②。此外, 智能机器还可以扮演工作的伙伴、游戏的玩伴、伴侣与家庭成员等社会角色, 进而在社会关系中取代人。而更深层次的人机矛盾还在于, 智能机器可能通过自主升级获得超越人类的智能和力量, 使人的主体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 将人类命运置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中。

在人际关系之维, 智能算法加重人与人之间的区隔。一方面, 算法推荐构筑的“信息茧房”加深人与人的疏离, 加重人与人之间的区隔。数智时代, 人们被数据化、被计算, 作为用户所获得的推送内容往往都是符合其认知与偏好的, 这会使个体更容易被困在同质化信息编织的茧房中, “‘专属机器’尽管更贴合其信息需求, 但也极易将其禁锢于封闭的信息环境之中”^③。另一方面, 算法推荐驱动的群体极化易激化对立, 加重人与人之间的区隔。在算法推荐下, 用户更加确信自己所持的立场与观点, 使个体视野窄化、网络群体极化倾向强化、群体间的对立加剧。

在自我关系之维, 虚拟现实加剧自我割裂。前互联网时代的自我具有物质自我、社会自我和精神自我三种形态, 数字化生存则创造出数字自我。虚拟现实技术使虚拟和真实的界限更加模糊, 对人们的自我认知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 深度沉浸于网络虚拟世界易致数字自我过度沉溺, 加剧身体危机。虚拟现实技术使身体所处的空间与网络虚拟空间趋向重合, 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身体与屏幕间的距离, 而高度沉溺将会使“身体”不在场成为常态, 导致人们对自我的认知陷入虚无。另一方面, 非连续性的虚拟体验易导致数字自我与实体自我混淆, 加大自我认知难度。心理学上经典的“橡胶手错觉实验”证明, 当人们处在视觉和触觉的交错状态时, 往往会对自己的“本体感觉”进行校正。长期沉溺于网络虚拟世界的个体可能会混淆虚拟与现实, 也就是说, 网络虚拟世界在改变个体生存形态的同时也导致人们面临多元自我、多重人格, 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个体的自我割裂。

数智技术发展带来了传播格局的变化, 加速了社会风险的传导, 使网络空间信息内容呈现出多元化、拟真化、娱乐化的趋势, 隐匿其中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渗透影响着我国网民的社会心理、价值取向, 冲击消解着网络空间主流价值的吸引力、影响力、引领力。

第一, 信息内容多样化冲击主流价值引领力。网络空间充斥着海量多元信息, 这些信息内容的多元化反映了网络空间社会思潮的“百家争鸣”与网络空间亚文化的“百花齐放”。其中, 错误社会思潮形态多样, 抢占着主流价值的生存空间, 也争夺着广大网民的注意和认同;而亚文化自诞生起就具有区隔主文化的特点, 虽然网络空间的亚文化很少直接以激烈反抗的姿态针对主文化, 但其所宣扬的一些价值观念却多与主流价值相悖。当网民沉浸于信息内容多样化的网络空间时, 自然而然地会受到错误社会思潮或者亚文化的影响, 久而久之则可能与主流价值疏离。

第二, 信息内容拟真化弱化主流价值的影响力。目前, 生成式人工智能已深入网民生活, 带来图像合成、音频克隆、视频伪造等信息内容拟真化问题, 在文本生成方面也带来了捏造事实、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等问题, 甚至产生了自主编造的与现实无关的“AI幻觉”。对于网络文明建设而言, 一方面, 信息内容的是非混杂必定干扰网民价值判断。网络空间内容拟真化的特点在于似是而非、真假交织, 这种既不完全客观也非完全虚构的“第三种现实”相较于完全虚假的信息反而更容易迷惑网民, 使网民掉入精心编织的陷阱, 造成价值认知混乱。另一方面, 信息内容的反转多变降低了主流价值的可信度。数智时代信息传播呈现出即时性强、互动性高、信息量大、裂变性突出等特点, 使网络信息内容通常反转多变。既然拟真是对“真”的不完全展示, 那么信息以及相应的舆论必然伴随“真相”的揭开而发生变化, 而信息内容的反转多变自然会降低主流媒体、主流价值的可信度, 甚至可能会加剧网民的信任危机。

第三, 信息内容娱乐化侵蚀主流价值的吸引力。一方面, 信息内容娱乐化正在转移网民注意力, 致使主流价值被忽视。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与算法的驱动下, 网络空间信息内容娱乐化愈演愈烈, 挤占了主流价值的话语空间。另一方面, 错误社会思潮借助娱乐化的叙事方式传播错误的思想观念, 致使主流价值被排斥。“‘泛娱乐化’是由多种社会思潮与‘娱乐至上’理念互构衍生的文化现象, 具有潜在的、扭曲的价值诱导性”^①, 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用即时性、碎片化的娱乐元素解构宏大叙事, 使网民沉浸于娱乐的“小观感”, 致使理想信念被消磨或被忽视。

从主体维度看, 推进网络文明建设就是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网络主体的思想和行为, 提升其网络文明素养。技术改变人, 数智时代的网络主体呈现出新特点, 对网络文明建设提出了挑战。

第一, 思想多变削弱主流价值引领成效。网络空间信息瞬息万变、热点频仍, 易造成网民思想起伏不定, 消解理性思考, 削弱价值认同。流量逻辑支配下的网络空间倾向“短平快”叙事、“爆梗式”表达, 低理解门槛、高传播属性的浅表化表达代替了深层的分析, 客观上限制了网民理性的深度思考。同时, 在智能算法技术和信息焦虑心理的共同作用下, 网民一直主动或被动地处于对网络热点的追逐中, 其理性思考能力在目不暇接的热点切换中逐渐被消解。思想的多变可能使网民在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境中产生价值困惑, 在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中丧失价值观自信。

第二, 圈层分化阻碍思想共识的凝聚。数智技术的发展加速网络圈层的形成。一方面, 圈层的封闭性阻隔主流价值的传播, “信息偏食”可能致使圈层成员认知趋于偏狭与窄化, 导致主流价值传播受限, 若长期缺乏主流价值引导, 就可能造成圈层价值追求与主流价值观的背离, 导致圈层成员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与主流价值渐行渐远。另一方面, 圈层的排他性加剧价值冲突。由于圈层内外的区隔, 人们往往只认同自己的圈层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排他态度, 这必然加剧圈层对立甚至引发圈层对抗, 致使网络舆论陷入极端化、民粹化的漩涡, 对主流价值的凝聚力造成挑战。

第三, 情绪极化催生言行失范。网民在互动过程中易相互激发加剧极端情绪, 参与跟风刷屏的集体行动, 因此其对于网络事件的关注容易转变为情绪宣泄与集体亢奋。情绪与言行直接相关, 网民的情绪极化往往催生言行失范。一方面, 情绪极化催生网民蓄意失范。近年来, 网络厕所号在青年网民中逐渐流行, 成为聚集社会戾气的阴暗角落。“挂厕”是指将某人的照片、言行投稿至厕所号进行嘲讽或批判, 引起账号粉丝的围观、吐槽甚至谩骂。“挂厕”是主观故意的失范行为, 即通过侵犯他人隐私、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 达到攻击诽谤他人、诱导他人网暴的目的。另一方面, 情绪极化也导致盲目跟随的行为失范。在负面信息的网络传播中, 广大网民通过转发、评论来表达不满, 以不文明的言语、捏造的事实来推波助澜, 影响个体的思考判断和行为选择, “哀有哭泣, 乐有歌舞, 喜有施舍, 怒有战斗”^②, 网络空间的情绪极化极易导致言行失范。

鉴于数智时代网络文明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 全面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就应规约网络空间技术价值取向, 建设网络空间正面优质内容, 提升网民网络文明素养, 发挥网络空间制度体系效能, 以网络文明建设新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思想引领、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

技术架构是网络空间的物质基础, 也是连接网络空间其他诸要素的中介, 因此规约网络空间技术价值取向是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的前提。“技术实际上是围绕着主体的人而存在的, 技术的发展进步都是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考量的”^①, 技术从其诞生之初就深深打上了人的烙印, 技术的使用、革新均内蕴着主体的目的和取向。网络文明建设应将主流价值植入网络技术, 推动技术向善, 在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红利的同时防范网络技术的异化。

从技术运行过程来看, 技术从构思到使用均应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网络技术究竟“为谁服务”是资本主义网络文明与社会主义网络文明的本质区别, “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我国网络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和价值旨归。马克思认为技术与技术的使用是区别开来的, “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②。网络技术的使用关涉网民与互联网企业两类重要主体, 如果两者不具备正确的价值取向, 那么自然会导致种种网络乱象。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可以在教育、卫生、社会治理等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在错误的价值取向下, 就可能出现泄露、侵害他人隐私或者挪用、贩卖用户数据等违法行为。可以说, 网络技术向善本质上在于网络主体的向善。因此, 应积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观, 保障技术的健康发展。近年来,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技伦理治理, 组建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 出台《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在夯实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保障的同时, 不断强化科技伦理审查和监管。《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等文件的发布, 推进了人工智能的持续健康发展。

从技术的权力本质来看, 技术发展需要受到制度的约束。马克思主义将技术与权力结合起来进行理解, 认为技术实质上是支配和控制人或社会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资本家通过掌控技术为资本增殖服务。自工业革命起, 资本与技术成为社会发展的两大引擎, 资本对利润的无限攫取以及技术对效率的极致追求使二者紧密结合。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 技术以谋取利润作为根本价值导向。“以互联网为基础载体的数字资本主义登场, 是资本逻辑渗透和延展至网络空间的必然结果。”^③互联网技术是一种更为隐蔽的社会权力, 特别是进入数智时代, 算法权力可能出现向少数“超级企业”集聚的态势, 进而形成“算法独裁”。因此, 推进网络文明建设首先就要提升网络技术文明, 将技术向善的理念转化为制度设计, 将网络技术置于制度约束之下, “形成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①, 实现对权力、技术、资本的规约。

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视频致辞中指出, 要“加强网络文明建设, 促进优质网络文化产品生产传播, 充分展示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积极推动文明传承发展, 共同建设网上精神家园”^②。网络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内容为王, 着力建设正面优质内容体系。

第一, 推进网络内容创新。网络内容创新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的毁灭式创新, 也不是形式变换、花样翻新的美颜式创新, 而应坚持守正创新。具体而言, 一方面, 应利用数智技术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充沛活力、释放革命文化的精神动力以及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数字延展, 植根中华文化的沃土,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另一方面, 应积极解决现实问题, 以大数据、云计算、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依托, 把握广大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聚焦网民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扣准网民思想脉搏的真问题, 不断提高网络优质内容供给的精准度和灵活性, 扩大其覆盖面。

第二, 优化网络内容表达。一方面, 以大众化表达提升网络内容亲和力。话语是思想的载体, 直接影响着思想的传递与接受, 富有亲和力的话语表达能够使网民主动靠近、欣然选择、愉悦接纳。网络内容的大众化表达需要真正了解网民所思、所想、所喜, 将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互联、学术话语与生活话语对接、理性话语与感性话语融合, 善于使用人民群众正在用、喜欢用的表达方式, 将深刻的思想与丰富的情感相融合, 将感性的共鸣升华为理性的共识。另一方面, 以艺术化表达提升网络内容吸引力。当前, 网络文艺作品的质量和市场规模显著提升, 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 已成为新时代文艺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应引导网络主体不断提升创新创造能力, 在内容的艺术化表达上下功夫, 使网络文艺作品更有创造性、体现时代性。需要强调的是, 网络内容的艺术化表达要平衡好生动叙事与深刻说理之间的关系, 处理好服务与引领之间的关系, 应避免过分追求新鲜活泼的形式而忽视思想内核。

《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强调“引导全社会提升网络文明素养”^③。网络文明素养是一个多维度、发展性的综合素养结构, 具体而言, 思想政治素养构成基础性素养, 网络思想素养、网络文化素养、网络道德素养、网络心理素养、网络法治素养构成主导性素养。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 以ChatGPT、DeepSeek为代表的大模型相继问世并普及, 提出了培育人工智能素养的时代课题。2025年5月, 教育部发布《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2025年版)》, 提出通过知识、技能、思维与价值观的有机融合, 形成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素养教育体系。人工智能素养具有认知、运用、评估、伦理四重维度, 包括基础知识、工具选择、判断决策、道德反思等要素。不同群体所需要的人工智能素养有所区别, 但是归根到底人机协同思维是其核心, 即在充分认识自身与智能机器的优势和不足的前提下实现人机间的优势互补, 同时始终高扬人的主体性。

提升网民的网络文明素养特别是人工智能素养, 应进一步完善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相协同的培育机制。第一, 重视家庭教育的基础作用。父母作为子女的第一任教师, 应切实承担起网络文明素养培育的责任, 不断提高自己在网络文明素养培育中的胜任力, 增强家庭教育的在场感, 努力提升家庭与学校之间的互补性、同步性、互惠性。第二, 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要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学校应探索开设网络文明素养培育专项课程, 同时将网络文明素养培育的内容融入思政课教学, 推动其进教材、入课堂。第三, 发挥社会引导的协同作用。网络文明素养培育既要依托学校小课堂, 也要依托社会大课堂。其一, 应充分调动社区、社会组织以及互联网平台企业参与网络文明素养培育。其二, 应发挥大众传媒的引导作用, 发挥自媒体特别是具有较大网络影响力的青年的引领带动作用, 提升网民的网络文明素养。第四, 完善政府支持的保障机制。应加强网络文明素养培育的顶层设计, 持续完善网络文明素养培育制度, 推动网络文明素养培育制度化、规范化, 并定期开展专项治理行动, 为网络文明素养培育营造良好环境。

网络制度既是网络文明的要素之一, 也是对网络技术、内容、主体的规范, 是网络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加强数智时代网络文明建设, 制定更加完备的网络制度体系是基础, 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充分发挥好网络制度体系的效能。

网络文明建设应当用良法奠定根基。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依法治网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网络法治的“四梁八柱”愈加坚实。但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网络制度建设还存在“时间差”“空白区”。其一, 不断推进网络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应逐步建立网络权益保障法律制度体系, 注重实体性规范和保障性规范相配套, 继续加强对个人信息权益、数字权利的保护, 重点整治AI诈骗、制造并散播谣言、网络暴力等违法犯罪活动, 有效维护网民的合法权益。其二, 不断推进网络监管制度的健全完善。应继续健全针对智能算法、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监管制度体系, 跟进网络技术发展新态势, 研判其对网络文明建设提出的挑战并积极应对。同时, 应及时跟进对网络直播、元宇宙经济等新业态的监管。此外, 还应将重点放在内容监管制度建设上, 在网络内容生产者层面, 对已制定的“负面清单”进行细化与解释说明; 在网络平台层面, 制定本平台的内容监管细则, 健全实时巡查、应急处置等管理制度;在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使用者层面, 更加关注未成年人这一重点人群, 建立信息分级制度。

网络文明建设应当用善治激活效能。马克思主义系统观认为, 系统功能受到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 因此考察网络制度体系效能应运用内外双重视角。从内部来看, 应协调好网络制度系统各要素的关系。一方面, 网络制度自身在理念、对象、内容、载体上应相互协调。网络制度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其对象、内容、载体均应围绕这一核心理念展开, 目标一致, 各要素形成的合力才能最大化。另一方面, 网络制度体系中的各制度应相互协调。不同领域的网络制度应相互支撑, 涵盖网络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不同效力层级的网络制度应相互衔接, 各项制度应逻辑合理、层次分明。从外部来看, 应依据网络环境变化与时俱进地健全完善网络制度体系。当前我国已制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 今后还应依据数智技术的新发展以及社会的发展不断补充完善相关制度, 形成对网络空间的有效规范与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