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明确提出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核心理念的全球治理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后提出的又一项重大倡议, 是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之际, 我国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的又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全球公共产品。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便引发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热议, 现有研究多从国际关系和政治学视角阐发其核心理念和实践路径。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全球治理倡议的哲学基础, 研究阐释其深层逻辑和价值追求。这是因为,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技术性制度安排, 而是不同文明、国家与民族在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层面上的深层对话与博弈。全球治理倡议集理论智识、制度建制、集体行动于一体, 是我国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而提出的“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①, 蕴含着关于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怎样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理念和价值愿景。

深刻理解全球治理倡议, 首先需要明确其内涵实质, 回答全球治理倡议“是什么”的问题。从价值论视角看, 全球治理倡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主权的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核心理念, 实现了对由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及其价值逻辑的总体性超越, 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更具人民性、普惠性和包容性的选择。

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规范国与国关系的最重要的准则, 也是全球治理的首要前提。近代以来, 在国际关系的演变进程中逐渐积累和形成了一系列基本准则, 主权平等、相互尊重、公平正义, 是世界各国在应对并解决全球性问题和维护国际秩序上的共同目标。在全球治理领域, “主权国家应该被理解为连接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制度性通道, 国家自理是建立在对全球规范自觉基础之上的主体性行为”^②。然而, 由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把自然界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和经济领域等价交换原则作为其底层逻辑, 确立起以“中心—边缘”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治理结构。与此同时, 西方国家极力推崇所谓的“普世价值”, 以抽象的同一性掩盖文明的多样性, 试图通过道德话语来包装其意识形态扩张, 压制不同文明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互鉴, 由此“在推动普遍交往和抑制平等承认的悖谬中最终引发了世界历史整体性建构和系统性发展的内在危机”^③。

全球治理倡议之所以奉行主权平等的价值准则, 是因为其自觉立足人类整体利益, 秉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念。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主权国家的存在具有历史必然性, 在阶级消亡之前, 国家仍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 主权国家之间的交往应遵循平等原则, 因为“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 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④。由此,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民族国家的作用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 不是在阻滞发展而是推动进步”^⑤。同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关于义利关系的深刻洞察, 形成了“以义为先”的价值取向、“义利相兼”的辩证思想、“协和万邦”的道义精神, 奠定了全球治理倡议鲜明的精神特质和坚实的价值基底。正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主权的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全球治理倡议科学擘画出一幅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新秩序新图景。奉行主权平等实质上就是“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 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⑥, 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增强代表性、扩大发言权,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促进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法治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成果, 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全球治理有序运行的重要支撑, 也是人类运用法律规则进行自我治理、塑造理想社会形态的普遍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以规则为基础加强全球治理是实现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①国际法治是全球治理的“规则之治”, 是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制度保障, “全球治理规范化为国家治理实践, 国家治理经验上升为普遍性全球治理实践, 都需要治理规范的制度化、法律化”^②。现行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本质上是在资本逻辑支配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制度性实践, 这一过程往往以建构一种有利于资本积累的非均衡秩序为指向, 并通过该秩序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和塑造全球治理结构。历史地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在经济、金融、安全、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制度建构、关键职位任命、议事规则设定乃至日常运作程序形成多由西方国家主导, 这使其得以将自身的战略意图嵌入全球治理的运行机制, 将是否符合自身利益包装为衡量全球治理是否“有效”与全球治理规则是否“合理”的标准^③。

“国际法治建设需要价值哲学支撑, 国际法治进步离不开价值观引领。”^④马克思主义认为, 法律是“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⑤。在国际领域, 法律是各国共同意志的反映, 其核心功能在于调节国家间的利益关系, 维护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从制度层面来看, 全球治理是包括主权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为处理全球问题而建立的一系列国际制度、规则和机制的总和^⑥。因此,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离不开国际法治, 且其本身就包含着法治追求。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内在地包含着确立新的国际法治的时代要求。国际法治必须服务于全球治理的实践需求, 并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完善。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国际法治, 以中华法治文明为国际法治的发展完善注入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华法治文明历来崇尚“礼法合治”“德法结合”, 能够为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提供思想资源, 同时中国古代通过盟约、条约等形式解决争端的生动实践能够为以国际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经验启示。全球治理倡议“全面、充分、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统一适用”^⑦, 体现了中华民族历来主张以“公义”超越“私利”的道义精神, 传承着中华文化奉行“公法至上”的价值传统, 能够为国际关系的规范化运作和全球秩序的有序构建提供价值基础。

习近平指出: “多边主义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依靠。”^①作为不同国家之间开展协商、协调与协作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路径, 多边主义既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产物, 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然而, 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在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以资本为驱动、以竞争为主要方式的零和博弈思维, 以致在价值立场上总是将自身利益凌驾于人类共同利益之上, 大搞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与此不同,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多边主义的价值立场,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以团结而非分裂、合作而非对抗的和合思维超越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多边主义的价值立场, 体现了对人类社会普遍交往的内在价值的理论自觉。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指出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与普遍交往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 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 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②。这表明,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普遍交往的扩大, 人类社会发展必将突破地域局限, 进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性特征, 正是多边主义取代单边主义的客观基础。同时, 伴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人类社会普遍交往的内在价值愈发凸显。马克思指出: “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 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 普遍交往, 一方面, 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 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 最后, 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③这意味着单个民族国家的发展无法脱离全球体系而独立存在, 任何地域性变革都可能引发世界性的连锁反应, 单边主义所固守的“自我中心”本质上是与这种普遍依存的客观现实相背离的。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多边主义的价值立场, 遵循人类社会从分散走向联合、从孤立发展走向依存发展的客观规律, 强调“全球事务由各国一起商量着办, 治理体系由大家携手建设, 发展成果由各国人民共同分享”^④。这既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 也是迈向人类社会理想样态的必由之路。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多边主义的价值立场, 体现了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价值取向。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协和万邦”“四海一家”, 这种天下情怀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 印刻于中华儿女的基因。“天下”是我们对世界秩序模式所作的整体化与和合性理解的总体表达, 体现了观照全球的视野, 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传统国际政治“内外划界、我他对立的思维模式”^⑤。同时, 中国古代多边交往的外交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多边互动经验, 并创造出一系列多边交往互动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 如互动形成的“三圈互动体系”^①。可以说, “协和万邦”的文化智慧和历史实践, 奠定了中华民族对外交往的价值取向、思维理路与实践原则, 是多边主义的价值基石, 为全球治理倡议提供了独特的思想文化资源。

“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 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②, 也是不同的全球治理方案在价值取向上的根本分野。一种全球治理方案究竟将人视为目的还是手段, 是否真正坚持以人为本, 直接决定其在激活人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上的实际效能。如果偏离以人为本的价值锚点, 就会丧失道义支持与合法地位, 也就难以形成真正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国际秩序。“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 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③,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 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科学的价值引领。

全球治理倡议基于唯物史观把“历史活动”理解为“群众的活动”, 倡导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具体而言, 一方面, 全球治理倡议强调保障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全球治理, 明确各国人民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 认为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变革的推动者, 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 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 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④基于此, 全球治理倡议把各国人民作为发展并不断完善全球治理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 把增进世界人民福祉作为全球治理的最终目标, 坚持以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为重, 推进全球治理行稳致远。另一方面, 全球治理倡议强调保障各国人民共享全球治理成果, 明确全球治理的目的是增进世界人民福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⑤全球治理倡议以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和获益为目标, 致力于构建公平公正、共建共享的包容性发展机制,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凡贵通者, 贵其能用之也。”全球治理体系是否管用, 关键在于其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全球治理倡议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大势的准确把握, 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全球治理改革发展规律, 聚焦全球治理紧迫性较为突出和治理赤字较大的领域, 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 统筹协调全球行动, 充分调动各方资源, 以务实合作化解全球治理困境, 彰显出注重行动导向的价值自觉。

一方面, 全球治理倡议立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个国家相互依存的客观现实, 彰显出鲜明的问题意识。当前,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人类社会面临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的战略选择, “全球治理体系的走向, 关乎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 关乎全世界繁荣稳定”^①。经济全球化所塑造的休戚与共的利益格局深刻考验着人类的实践智慧, 而对历史机遇的把握和对潜在挑战的应对也都迫切需要一种清醒而坚定的价值自觉。正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 “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日益彰显人类共同利益, 并要求人们学会相互对话、相互尊重, 在对话、沟通中协调全球公共政策, 实现人类的整体性进步”^②。全球治理倡议聚焦气候变化、数字鸿沟等突出问题以及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外空等新兴治理领域, 明确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方法路径, 提供了解决全球治理体系结构性失衡问题的科学方案,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向纵深推进。

另一方面, 全球治理倡议既立足当前的紧迫性问题, 也着眼今后的长期性挑战, 致力于构建长期稳定、预期明确的全球治理体系, 彰显出鲜明的行动导向。伴随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 “源于西方经验的国际公共产品霸权主导模式开始陷入合法性危机, 霸权稳定论框架下的国际公共产品理论愈加难以解释全球治理面临的复杂多元趋势”^③。在此背景下, 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全球治理倡议在尊重历史传统、立足当前现实、筹划人类前途命运的动态平衡中, 将本国、本民族和本地区的发展实践与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世界历史进程的客观趋势以及经济全球化演进的内在规律紧密结合, 把握普遍性与特殊性、整体与局部、系统与要素的辩证关系, 凝聚各方力量、调动各方资源, 使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正确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 实现一致行动,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入新阶段。

深刻理解全球治理倡议, 还需要明确其“何以为善”的内在价值, 回答全球治理倡议“为什么好”的问题。全球治理倡议是针对“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 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课题的中国方案, 是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应做什么、如何做的科学回答。从价值论视角看, 全球治理倡议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展开集中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 继承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理念, 集中彰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 为全球治理实践提供了价值遵循。

科学社会主义自诞生之日起, 就承载着构建公平正义的新型社会制度的崇高使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规律以及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 科学预见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趋势, 指出共产主义只能是“世界历史性的”^④事业。这意味着, 真正的人类解放和理想社会的构建只有在全球普遍交往和相互依存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作为中国为应对全球治理挑战提出的科学方案, 全球治理倡议深刻洞察以资本增殖为核心逻辑、以霸权统治为隐性功能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根本缺陷, 致力于构建一个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这不仅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和实践性等基本特征, 更内蕴着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崇高价值追求。

全球治理倡议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集中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一方面, 全球治理倡议奠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内蕴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全球治理观。不同的全球治理理念建基于不同的价值基础与哲学前提。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驱动力源于“资本至上”的价值立场, 将资本积累与市场扩张作为全球秩序构建的基本逻辑, 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带来了全球治理赤字扩大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相较而言, 全球治理倡议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根基, 准确洞察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的实践变革需要, 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全球治理规律, 深刻指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 赋予全球治理以更为深厚的价值根基。从全球治理倡议的具体内容来看, 其蕴含的价值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间呈现出深层的理论同构性与逻辑延伸关系。主权平等的价值准则与马克思主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国家交往主体独立地位的科学揭示具有高度契合性, 国际法治的价值追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强权政治和实质不平等的正义批判, 多边主义的价值立场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中的包容特质一脉相通, 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源于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人民立场, 行动导向的价值自觉根植于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性。另一方面, 全球治理倡议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内在一致性, 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全球治理变革完善的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价值理念上的具体体现, 既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规定和总体逻辑, 也广泛代表着人类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理念的共同追求。全球治理倡议则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和实践领域中的具体呈现, 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具象化表达与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全球治理倡议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 全球治理倡议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质规定性, 秉持社会主义的价值立场, 生动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图景, 展现了对全球治理实践的规律性认识和价值体认。

全球治理倡议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禀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 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①在五千多年接续发展的文明进程中, 中华民族积淀形成了关于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的独特智慧, 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的治理思想、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有力支撑和引领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对外交往, 同时也深刻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难题的重要启示, 具有超越地域的世界意义。

全球治理倡议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沃土, 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价值根基。一方面, 全球治理倡议内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理念。数千年来, 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的天下观念、“协和万邦”“和衷共济”的处世之道、“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以及“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道义精神等。这些价值理念经由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融于主权平等的价值准则、国际法治的价值追求、多边主义的价值立场、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及行动导向的价值自觉之中, 赋予全球治理倡议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另一方面, 全球治理倡议深刻反映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是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①的基因密码, 赋予全球治理倡议独特的精神禀赋, 使其展现出不同于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逻辑。例如, 全球治理倡议致力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坚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②, 彰显出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和合共生”“胸怀天下”的价值追求和实践智慧, 深刻反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和平性。

作为与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扩张这一‘物质内容’相匹配的‘社会形式’”^③, 全球治理体系的生成、发展与变革始终面临着方向选择问题。伴随西方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演进, 资本不断增殖和全球扩张, 甚至被视为主宰全球治理演进方向的“普照世界的纯洁之光”^④。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中, 资本不再是特定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存在, 而是被抽象为统摄人类现代文明进程的“永恒范畴”, 资本扩张构成全球治理的价值标准。因循资本至上的价值立场, 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隐含着西方“普世价值”的话语霸权, 在全球治理进程中面临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矛盾, 在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的共谋中加剧了经济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危机。

全球治理倡议深化拓展对全球治理实践的规律性认识, 深刻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从全球治理的实践经验来看, 各国能否围绕公共产品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 关键在于是否具备对共同利益的正确认知, 而正确认知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即共同的价值^⑤。作为符合全人类理想、维护全人类根本利益、代表全人类前进方向的价值, 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在众多层面超越了西方的“普世价值”, “为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宗教的国家和民族共同发展奠定了共同价值基础, 为全人类的普遍交往确立了基本价值规范”^⑥, 也为全球治理倡议奠定了坚实的价值根基。全球治理倡议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全球治理领域的系统性展开与创新性实践, 其价值遵循与原则立足人类社会的整体福祉与共同关切, 具有真正的普遍性, 标志着全球治理从基于权力和利益博弈的“技术治理”向基于价值共识与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规范治理”演进。从这个意义上说, 全球治理倡议不仅是对全球治理实践规律认识的深化, 更是对全球治理基本准则的价值肯认。这是因为, 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类社会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充分体现人类作为整体对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利益需求与价值共识”^①, 通过价值引领、制度创新和实践突破,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不仅为破解治理赤字、实现人类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也向世界传递着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

明确全球治理倡议的科学内涵和价值意蕴,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全球治理倡议的落实, 应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变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破解全球治理难题入手, 逐步使全球治理倡议转化为全球治理实践, 进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一是应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积极主动探索通向全球善治的必由之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 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②这一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向何处去”和“人类向何处去”的科学回答, 深刻揭示出世界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世界历史”本质上是人类依托普遍交往的扩大逐步消灭“支配—从属”的世界生产关系, 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的客观历史进程。自资本主义私有制确立以来, 由资本逻辑支配的私有制生产关系成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主导力量, 并形塑着人类社会发展格局。对此, 马克思提出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 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构建普遍的交往关系, 共产主义真正的“普遍的世界历史”才是可能的。由此, “扬弃‘支配—从属’的世界生产关系, 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 是唯物史观赋予‘普遍的世界历史’的价值论归宿”^③。应坚持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 在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增强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完善的价值自觉, 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普遍交往新秩序, 为实现真正的全球善治开辟道路。

二是应深刻把握全球治理规律,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完善的发展方向。作为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而兴起的公共议题和全球事务, 全球治理及其体系发展具有自身的演进规律和特征。基于大国兴衰博弈、国际力量对比演变、全球问题发展演化以及全球治理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规律等, 现代全球治理体系历经从以国家间安全关系和霸权竞争为目标到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深刻变革^④。历史地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伴随美苏争霸、欧洲衰弱以及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独立, 世界逐步形成以美苏两极格局为基础的霸权体系。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各种组织、制度和规范为基础, 美苏主宰世界和权力集中于少数大国的霸权治理成为这一时期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合法性与有效性危机, 全球治理结构和机制发生转型。当前,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全球治理体系在代表性、公正性和有效性方面都显现出明显的不足, 造成严重的治理赤字。面对这一形势, 我们应以全球治理倡议为价值引领, 彻底摒弃全球治理中“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 突破“中心—边缘”的全球治理格局, 坚定不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充分彰显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大国担当。

一是应全面廓清全球治理难题背后的价值迷思。全球治理体系的建构与变革完善, 建基于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集中反映治理主体的利益需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西方国家利用先发优势, 将“西方治理”的具体实践抽象为一般化的全球治理规定, 构建起“全球治理=西方治理”“全球治理=精英治理”的价值迷思。一些西方国家迷信实力地位、本国优先, 大搞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 严重冲击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 加剧全球治理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为此, 一方面, 应对全球治理诸多难题背后潜藏的西方价值迷思保持清醒认知, 深刻揭示其本质与现实危害。西方国家往往借助其长期积累的话语霸权, 将自身特定的治理历史、制度安排与实践经验包装为具有所谓普适意义的评价标准与规范模式。这一做法本质上是将特殊经验普遍化的认知谬误, 在价值层面体现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霸权, 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持续的价值输出与话语渗透, 巩固并延续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主导地位。这种以价值认知霸权为特征的运作方式, 不仅严重偏离了全球治理应有的价值导向与公共目标, 而且摧毁了全球治理所依赖的共同利益基础, 导致现行全球治理体系难以有效回应各国人民的普遍诉求, 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另一方面, 应着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导向转型, 在价值层面实现全球治理的正本清源。全球治理倡议立足全人类共同利益,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桎梏, 纠正了“西方治理即全球治理”的认知偏差。由此, 应坚持以全球治理倡议为价值指引, 积极推动构建多元共生、平等对话、互鉴包容的全球治理话语格局, 为有效破解全球治理领域面临的深层次困境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价值准则, 进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二是应系统阐明全球治理倡议蕴含的价值主张。全球治理倡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 彰显出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价值立场、目标愿景和行动原则, 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范式。首先, 应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 深入研究和系统阐释全球治理倡议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着力阐明全球治理倡议所依循的哲学基础、所坚持的原则立场以及所指向的历史愿景, 深刻揭示其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 从而在学理层面凸显全球治理倡议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全球治理领域中的具体展开与创新表达。其次, 应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出发, 深入研究和系统阐释全球治理倡议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之间的内在共生性, 着重阐明全球治理倡议生成的历史必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以及所独具的比较优势, 深刻揭示其不同于西方零和博弈、强权政治治理模式的深层文化基因与文明底蕴, 着力彰显全球治理倡议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不断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智慧。此外, 应在全面把握全球治理倡议丰富内涵的基础上, 持续深化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与话语体系建设, 不断增强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理论自信与价值自觉, 推动全球治理倡议从理念主张逐步转化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并自觉遵循的行动共识, 积极回应全球治理变革的现实需求, 在理论与实践的交融互促中不断开辟全球治理实践的新境界。

一是应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凝聚价值共识。作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赖于世界各国人民基于价值共识的实践行动。从哲学上看, 共同体的建构本质上是通过交往理性实现“视域融合”的过程, 这就要求超越工具理性主导的零和博弈思维, 在主体间交往中形成关于人类共同价值的集体共识。这种价值共识并非追求价值观念的同质化与单一化, 而是在承认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公约数, 具体体现为发展权利的平等尊重、集体安全的共同关切、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全球治理的集体参与等。为此, 应坚持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 以发展促繁荣, 着力破解南北发展失衡、发展权利不平等问题, 夯实价值共识的物质基础; 以安全保稳定, 坚决摒弃排他性安全同盟的狭隘视野与单边强权政治的陈旧逻辑, 筑牢价值共识的安全前提; 以文明增互信, 破除文明隔阂、文明优越乃至文明冲突等认识误区, 强化价值共识的精神纽带; 以治理求公正, 破除霸权治理、精英治理的价值偏差, 明晰价值共识的制度遵循。通过四大倡议的协同推进, 逐步构建起集发展、安全、文明、治理于一体的价值规范体系, 为破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科学的理念指引和实践方案。

二是应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契机,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注入强劲动力。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紧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时代课题, 通过理念引领、制度创新和实践突破, 为破解治理赤字、实现人类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应着眼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以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为出发点, 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激发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治理的内生动力。应以我国倡议成立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为契机, 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打造汇聚集体智慧、共同参与的包容性平台, 围绕全球治理领域的重大议题加强交流合作, 将全球治理理念和协议切实转化为有效的治理实践。通过全球治理倡议的系统落实, 进一步增强国际社会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认同,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强大合力、注入持续动能, 共同开创人类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