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作用。他指出: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 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①抗日战争中, 爱国知识分子群体作为“首先觉悟的成分”^②, 以赤子之心和铁骨担当同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斗争, 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 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展现了自身的精神风貌。爱国知识分子在抗战实践中展现出何种精神风貌?这是有待详细研究的问题。当前, 学界在论及抗日战争中的诸多力量时, 多从整体上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民的精神风貌及其生动实践^③, 而较少关注知识分子群体; 在探究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及其作用的成果中^④, 也鲜有从精神风貌视角展开研究的。基于此, 本文依据相关史料, 结合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 探究抗战时期爱国知识分子精神风貌的彰显, 以期丰富和深化有关知识分子群体与伟大抗战精神的研究。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特别是当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压时, 这种镌刻在基因里的爱国主义和担当精神显现出尤为强大的力量, 支撑着他们为救亡图存而奋斗不辍。抗战时期, 来自海内外各地的爱国知识分子身先士卒、共赴国难, 以实际行动真挚地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情怀。

为前线部队捐款捐物是许多爱国知识分子支援抗战的重要方式。这种表达爱国情怀的方式, 既是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使然, 也是由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的。从生产生活方式看, 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 高强度的军事训练非其强项。在此种情形下, 通过捐款捐物支援抗战就成为爱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选择。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 就有许多爱国师生主动压缩个人开支, 部分或全部捐出积蓄支援抗战。例如, 为支援东北义勇军抗击日寇, 武汉大学师生先后多次组织募捐, 至1932年年底, 教职员“已捐得一千零八十八元”, 学生捐款“亦达四百七十八元余”^①; 黄埔军校也组织师生捐款8万余元, 购买了1架飞机并命名为“黄埔第一号”^②。除集体捐款之外, 还有一些学生以个人名义进行捐赠。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赵洵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 家中每年都会给她100元压岁钱, 且作为一名成绩优异的公费生, 她每年还能获得860元奖学金。据她回忆, “除去交450元的学费, 还有410元零用钱, 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了”^③。赵洵用这些钱给前方抗日部队购买了碘酒、毛巾、牙刷等物资, 为抗战作出了一名知识青年力所能及的贡献。

全民族抗战的爆发促使更多爱国知识分子加入捐赠行列。例如, 南开中学师生积极响应征募寒衣运动, “经一月之努力, 共得国币一万五千元”^④, 可制作上万件寒衣; 南洋富商之女、青年学生廖冰在奔赴延安后, 把随身携带的各种细软首饰“全部捐给公家”^⑤; 当国民党当局发出抗日募捐号召时, 作家陈学昭和丈夫何穆“把两个仅有的结婚戒……另外又加一百元捐献了”^⑥。此外, 还有部分知识分子通过个人义演、义卖等形式筹集资金, 支援前线抗战。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 一批知识分子转变科学研究方向, 以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践行科技救国使命。一方面, 一些原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转向深耕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1931年, 擅长文科的钱伟长以中文和历史两科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 但刚入学时就传来东北沦陷的消息。钱伟长听闻蒋介石声称不抵抗的原因是中国没有飞机大炮, 遂决定弃文从理, 转入物理系学习如何制造飞机大炮。在校读书期间, 他给自己制定了远大的学习研究目标, 不仅用较短的时间补上了中学时落下的数理化课程, 还打下了坚实的大学物理基础。后来, 钱伟长继续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 随导师开展溶液理论和原子光谱分析等研究, 取得了很大的成果。1935年, 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次年又加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救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另一方面, 许多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实现了从基础研究到战时应用研究的科研方向转变。当七七事变的炮火撕裂和平时, 时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的严济慈毅然决定将研究所搬迁至昆明, “特重于应用方面之研究”^①, 以期为抗战尽一点绵薄之力。鉴于战时大后方极度缺乏军用通讯工具和医疗器械, 严济慈打消了继续从事物理实验和理论研究的念头, 转而带领其他工作人员研制压电水晶振荡器、显微镜等光学仪器。他的团队后来发明了研磨晶体法, 并制造出几百套测距镜和五角望远镜, 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科技进步。在抗战烽火岁月中, 物理学家颜任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进入国民政府任职, 主持建立中央无线电器材厂, 研发抗战所需的通讯器材。在他的主持或参与下, 器材厂先后生产出交互式发报机、收报机、发话机、收音机等设备, “可作军事通讯之用”^②, 为抗战立下汗马功劳。祖国蒙难之时, 化学家陈康白毅然放弃在德国蒸蒸日上的科研事业, 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延安工作期间, 他以食盐供应不足这一紧迫问题为导向, 探索出新的制盐工艺, “不仅解决了西北人民缺乏食盐的问题, 也可抑平日益飞涨的盐价”^③, 为边区经济和民生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在战时环境下, 无论是弃文从理的知识分子, 还是原本就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 往往面临着两难抉择: 坚持个人兴趣和理想, 继续从事原本的研究, 还是遵循集体主义原则, 向抗战所需要的科技应用领域转型?如何作出选择, 事实上也是对他们爱国情怀的一次重要考验。绝大多数爱国知识分子放下个人得失, 把报效祖国和服务抗战摆在首位, 他们的选择既是对“救亡高于一切”的践行, 也是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的生动诠释。

从比例上看, 尽管直接参军的知识分子占比不大, 但仍有较大数量的青年学子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 奔赴抗日前线, 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甘洒热血。无论是局部抗战阶段还是全民族抗战时期, 在抗日前线都能看到青年学生英勇抗敌的身影。九一八事变后, 东北学生被迫走上流亡之路, 其中入关的学生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下, 迅速组成东北抗日学生救国军。学生军“初期只有几十个学员, 后来增加到二三百人”^①。经过军事训练, 一些人先后潜回东北, 参加抗日义勇军。而流亡东北各地的爱国学生, 也陆续投奔义勇军, 走上抗日战场。面对日军节节逼近、义勇军相继受挫的局面, 东北大学学生苗可秀聚集一批青年学生, 以“用黑铁赤血精神, 采取全民手段, 收复东北, 振兴中国”^②为宗旨, 创建了中国少年铁血军, 与日军进行多次斗争, 歼灭日伪军近百人。“一二·九”运动后, 为深入推动学生抗日救国运动,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发起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 团结和吸纳广大进步青年, “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③。至抗战全面爆发, 各地民先队大批成员汇入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抗日游击队, 走上了抗日斗争的最前线。

除七七事变后全国高校出现的参军热潮外, 在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发起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中亦有不少师生踊跃报名。例如, 在国立西北工学院的从军者中, 有教授42人、职员53人、学生613人、工友17人, 达全体人数的80%以上^④。1943年年底, 全国仅有大学生64097人, 高中生116771人, 初中生586985人^⑤, 而截至1944年, 全国登记从军的知识青年人数已达122572人^⑥。从这些史实和数据中不难看出, 青年学生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踊跃参军的主力, 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出深厚的爱国情怀。在此过程中, 青年学生们不仅为抗日注入了有生力量, 更以“文武兼备”的行动打破了社会对他们“文弱书生”的刻板印象, 逐渐实现向革命者身份的转变。

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所坚持的信仰追求、文明准则和价值尺度, 是支撑其在历经磨难后依然屹立不倒、长盛不衰的重要精神气质。自古以来, 中国读书人就把“气节”二字看得尤为重要, 甚至超越个人的生命。抗战时期, 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把忠于国家民族置于首位,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决不屈服投降, 誓死坚守民族气节。

对国家和民族的绝对忠诚, 是爱国知识分子坚守民族气节的核心表现。在国家民族遭受危难之际, 爱国知识分子忠于民族、不做败类的精神气节尤为凸显。在华北沦陷后, 日本外务省成立“东亚文化协议会”, 打着“中日文化交流”的幌子, 企图拉拢一批汉奸文人为其侵略中国的文化政策服务。汤尔和、周作人等人就曾加入其中并担任会长。此外, 汪伪政府勾结日本成立“中日文化协会”, 张资平担任出版组主任。对此, 毛泽东曾鲜明指出, 他们所创作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 ……这叫做汉奸文艺”^①。针对汉奸文人的卖国行径, 爱国知识分子大多以公开撰文的方式予以揭露和痛斥。老舍、楼适夷、郁达夫等知识分子公开发表《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 严厉谴责周作人的附逆行为, 称其举动“实系背叛民族, 屈膝事仇之恨事”^②, 并表达惋惜之意和耻辱之感。汉奸文人的卖国行径不断引来爱国知识分子的批评, 孔嘉、何容、魏建功、艾青等人公开发表文章对周作人予以斥责。

与汉奸文人截然不同的是, 爱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敌人拉拢时, 以威武不屈的精气神断然拒绝, 坚守身为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在平津沦陷后, 日本侵略者曾多次委人邀请刘文典到沦陷区的“维持会”工作, 但都被刘文典严词拒绝, 刘文典住宅也因此多次遭日本宪兵搜查。据其子刘平章讲述, 刘文典在面对日军的威逼劝降时, “躺椅昂首吸烟, 冷目相视, 沉默不言, 决不讲一句日语, 向日寇献媚”^③, 坚守民族气节。在日军占领香港后, 一些日本人和汉奸了解到陈寅恪生活窘迫, 纷纷登门骚扰, 想利用其在文化界的地位为他们服务。但无论是“以伪币千元月薪来饵”, 还是“以二十万军票(港币四十万), 讬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④, 均被陈寅恪严厉拒绝。这些爱国知识分子以威武不屈、守节不移的精神, 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军事入侵的同时, 在文化领域也大肆侵略和破坏, 妄图削弱中国军民的斗争意志, 从文化上灭亡中国。他们用武力强占中国的文化教育机构, 进行文化控制, 并以“东亚共荣”“中日亲善”等口号为包装, 向民众尤其是在校学生灌输奴化思想。例如, 伪满洲国《学校教育要纲》规定: “任何学校均须列日语为必修的国语科之一, 而将来‘满洲国’的共通语言, 决限定用日语。”^⑤日伪政权还派日本人担任校董或教员, 以便强化对学生的思想统制与特务监督。面对日寇的奴化教育, 爱国师生们并未妥协退让, 而是采用多种方式有针对性地予以抵制。

部分教师不顾敌人胁迫, 坚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北平沦陷后, 中国大学教授蔡亮澄上课时向学生讲述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历史, 并告诫学生们“一定要有雪国耻、赴国难的志气, 不然就不配做一个大学生”^⑥。不久后, 蔡亮澄就被宪兵队抓走关押。面对日方的警告, 他并未妥协, 在被释放后仍不顾危险激励学生救国雪耻。在天津耀华中学建校十周年时, 校长赵天麟为表达爱国之心, “在校庆大会上仍然悬挂中国国旗, 率领大家高唱中国国歌”^①, 并坚决禁止日本士兵入校。他的这番爱国举动引起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赵天麟最终被日本宪兵队的特务暗杀。

还有部分教师使用故意拖延、“两面教育”等方式, 与日伪的奴化教育进行长期周旋。九一八事变后, 伪满洲国强制要求东北各学校使用新编教材, 但庄河中学校长宋良忱拖延不换, 直至1935年, “历史、英语、地理、国语教材, 仍继续延用中华书局或商务印书馆翻印的旧本”^②。绍兴凤湖中学为应付日伪检查, 为每名学生准备了两套教材。在遇到敌人检查时, 教师们让学生拿出从书店买来的一套课本装样子, 而平时教学则使用《中国现代革命史》《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讲义》等革命教科书和抗日根据地的报纸社论作为教材^③, 以此方式进行迂回抵抗。爱国知识分子对日伪奴化教育的抵抗, 有力地捍卫了民族文化主权, 深刻反映出他们作为民族精神文化守护者的坚定立场和自觉担当。

文化战线“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④。抗战时期, 以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成为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 肩负起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重任, 他们的抗日救国宣传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

新闻界的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政治敏锐性, 义不容辞地以最快速度传递战况, 唤起国人抗敌御侮的热情。上海《新闻报》采访部主任顾执中在九一八事变翌日就赶赴东北, 冒险采访前线部队, 了解日军侵略中国、蒋介石不准抵抗、同胞备受劫难等情况, 写出长篇报告《国难途中》^⑤, 并将其快函寄回上海发表。淞沪会战爆发后, 他又不顾生命危险奔赴战地, 和其他记者一起记下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人民群众对抗日军队的热情支援等实况, 并寄往各大报纸发表。

教育界的知识分子积极向学校师生、社会各界发表演说, 呼吁民众抗日救亡。九一八事变后, 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不顾个人安危, 连续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发表关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的演讲, 揭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 痛斥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激发了学生们的抗日救亡热情。在《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发表后, 许德珩还和马叙伦、吴承仕、张友渔等多名教授一起, “在党的领导影响下, 冒着被解聘和坐牢的风险, 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革命思想”^⑥。

文艺界的知识分子积极创作和演出革命文艺作品, 号召全国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例如, 张寒晖创作的《松花江上》, 以忧伤抒情的曲调唤醒军民的故土沦陷之痛, 激起广大军民“打回老家去”的昂扬斗志; 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 以明快铿锵的节奏展现了游击队员机动灵活的形象, 提振了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光未然、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 以汹涌澎湃、不可阻挡的气势歌颂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唤醒中国军民的血性。此外, 文艺工作者们还成立各类抗战文艺社团和战地服务团, 通过积极创作和为广大群众演出“来提高前线战士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牺牲性, 唤醒动员和组织战地的民众来配合前线的作战”^①。

英雄气概是为正义挺身而出、不惧牺牲、坚守气节的精神气质。抗战时期, 爱国知识分子群体不惧牺牲, 敢于走在对敌斗争的前列, 以独特方式豪迈地诠释英雄气概。

毛泽东曾指出: “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②中华民族具备自立自强的能力, 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也离不开国际正义力量的支持。面对日本侵略者极力掩盖滔天罪恶的行径, 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挺身而出, 不惧危险搜集证据, 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侵华罪行, 在提升国际话语权、争取各方援助上作出重要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 巩天民、刘仲明、张韵泠等9位沈阳爱国知识分子组成国联外交爱国小组, 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日军侵华证据。他们利用夜间偷揭布告、拍摄机要军事照片等方法获得大量第一手证据, 整理形成材料“TRUTH”, 辗转交给国联调查团^③。这份材料后来成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对日军侵华行为作出定性的重要依据, 为中国争取了一定的国际援助。七七事变后, 陶行知以民国外交使节身份访问欧、美、亚、非的多个国家, 向华侨和国际友人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正义事业, 争取国际力量对中国的支持; 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上, 陶行知参与起草中国代表团的发言, 斥责日本侵略者撕毁国际公约、破坏远东和平、抢占中国领土的罪行, 呼吁各国爱好和平的人士为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提供更切实有效的援助^④。1941年11月, 微生物学家陈文贵率队调查湖南常德鼠疫事件, 他以日军空投带菌跳蚤制造鼠疫的事实为基础, 撰写了《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⑤。这份报告成为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证据。宋庆龄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发出呼告, 唤起“全世界对于日本刽子手的暴行的谴责, 给予我们苦难的同胞的许多安慰”^⑥, 为中国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争取到更多的国际支持和援助。

民主运动的发展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支撑。毛泽东指出: “没有民主, 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 抗日就抗不下去。”^①全民族抗战之初, 国民党一些当权者仍未放弃反共方针, 持续压制和破坏国内民主运动, 要求各抗日民主团体必须接受国民党的统一领导。面对日益严峻的现状, 不少爱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实现民主与抗战胜利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抗战是民主的抗战, 中国应该在抗战中实现民主政治。例如, 胡愈之在《新学识》《申报》《大公报》等多家报刊提出民主的主张, 指出“要支持抗战, 达到最后的胜利, 只有一条大路, 就是民主”^②, 论证“民主无妨于抗战”“抗战需要民主”等观点。

基于民主与抗战的关系, 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认为“如果真正实行宪法, 实现民主政治, 便可制止危机, 使国家走上康庄大道”^③, 为此, 应当发展民主宪政运动, 以便争取、巩固和发展民主政治。1939年8月, 国民党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第四次大会, 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参政员纷纷递交实施宪政的提案, 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 实行宪政。在蒋介石被迫支持宪政运动后, 救国会人士立即行动起来, 推进民主运动, 以成立各种研究会、召集座谈演讲会等形式, 讨论如何“形成社会的宪政运动, 并将这运动普及到全国去”^④。自10月起, 张澜、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在重庆银行公会先后组织8次宪政座谈会, 讨论宪政问题的重要性、政府与人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宪政的中心机构组织等议题^⑤。以史良、刘清扬等为代表的各界妇女人士也先后7次召开“宪政与妇女”座谈会, 对“五五宪草”提出修改意见, 主张“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固必须与男子享平等权利”^⑥。到抗战后期, 更多知识分子加入民主运动, 不顾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利诱, 剖析和揭露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宪政欺骗, 义无反顾地投身联合政府运动, 为推动民主进程贡献力量。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拼, 还是意志与信念的较量。中国人民最终能够战胜日本侵略者, 离不开抗战必胜信念的精神支撑。抗战时期, 爱国知识分子不畏艰难困苦, 始终以弦歌不辍的乐观精神和志坚行苦的坚定意志, 践行抗战必胜的信念。

全民族抗战爆发前, 中国社会就一直存在亡国论的杂音, 认为中日两国力量对比悬殊, “中国武器不如人, 战必败”。七七事变后, 汪精卫集团加快散布亡国论, 声称中国“再战必亡”, 为其投降制造借口。亡国论的悲观态度不仅在国民党内部存在, 在某些中层社会群众、一部分落后的劳动人民中也曾产生较大影响。持亡国论者“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①, 不能正确分析和预见抗战的前途命运, 这也导致他们的自信心不足, 缺乏抗战必胜的信念。

面对社会上出现的亡国论调和投降声音, 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予以尖锐驳斥, 并基于对抗战事实的分析, 坚信中国最终必将取得胜利。华北事变后, 许多爱国知识分子撰文驳斥投降派的亡国论, 章乃器尖锐地讽刺唯武器论者“对帝国主义敌人只有投降, 而对民众不妨极端的压迫”^②, 以马相伯、沈钧儒等为代表的283名上海文化界人士在救国运动宣言中直言“用妥协、提携、亲善, 甚至游说的方式, 希求敌人的觉悟, 那真是与虎谋皮”^③。淞沪会战爆发不久, 邹韬奋在时评中批评部分人“不相信中国有抵抗侵略的能力”, 指出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已在事实上给予日本帝国主义重大打击, “巩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力”^④。在淞沪会战中, 郭沫若组织上海爱国青年和文化人士辗转前往战地服务, 撰写文章批评一部分“恐日病患者”过高估计日本武力和“抗战必将亡国”的观点。他还以日军在交战中的伤亡为依据, 指出中国在战争中已经取得了军事上、经济上、道德上的一定程度的胜利, 鼓励国人“只要我们抗战到底, 只要我们继续作长期的全面的抗战, 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⑤。林语堂写了《日本必败论》, 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和议条件等方面展开分析, 得出“日本军力万不足以征服中国, 财力万不足以长期作战, 政治手段又不足以收服人心”^⑥的“日本必败”结论。这些爱国知识分子有理有据地驳斥亡国和投降论调, 宣传抗日必胜的真知灼见, 振奋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众望所归的一片热土, 吸引着海内外爱国知识分子纷至沓来。有资料显示, “1938年上半年一直到秋天可以说是一个高潮……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⑦。但延安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有些人是只有一个‘大概的’决心, 所谓‘大概’, 是说也许有点模糊, 不十分坚决彻底”^⑧。初到延安时, 面对艰苦的环境和艰巨的生产任务, 许多知识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内心叫苦不迭。但他们并未退缩, 经过劳动锻炼, 身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逐渐形成了坚定的革命意志。

坚定的革命意志首先表现为克服困难的决心。在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之初, 缺少学生宿舍, 学生们不仅没有抱怨, 还组织起来挖窑洞, 自力更生解决校舍不足的困难。他们最初“挖不了几镢头就一身汗水, 两手血泡”, 但仍然咬牙坚持, 几天以后, “一个个都逐渐锻炼出来了”^①。最终, 他们“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 挖出了一百七十多个窑洞”^②, 完成了伟大的创举, 也在这个过程中磨炼了革命意志。在大生产运动中, 延安大学师生曾赴偏远的龙儿寺开荒种粮。据参与其中的学生回忆, “最初十天半个月, 没有适应, 感到特别劳累难受, 两手磨破, 血将锄把染红了, 腰酸背痛, 有的同志晚上睡梦中还在呻吟”^③。但在高强度的磨练下, 他们不再畏惧困难, 经过一个月的坚持, 把无人居住的梢林变成了耕地, 圆满完成了开荒任务。

坚定的革命意志还表现为艰苦奋斗的作风。正如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所说, “这次的抗战, 表示出我们民族有这样一个作风, 就是不怕一切艰难困苦, 不怕一切牺牲, 坚持下来。这就保证了我们的胜利”^④。据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贾芝描述, 桌椅不够时, 有的人“靠墙壁起一条木板”, 有的人“在膝头上垫一本书”^⑤, 就在这上边写作。徐特立在总结抗战前五年的教育时也提到: “学生买不到纸笔墨, 就用木盘装着泥土, 用木棒或手指在土中写字; 没有书籍, 教员抄写在黑板上, 学生在土盘练习。”^⑥知识分子们在极端困难的生活条件下, 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彰显出他们坚信抗战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

古籍文献是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抗战时期, 日本侵略者在军事入侵中国的同时, 大肆掠夺、毁坏中国书籍和文物, 企图摧毁中国的文化根基。“一·二八”淞沪抗战中, 商务印书馆总厂、东方图书馆及编译所被焚毁, 其中, 东方图书馆收藏的包括2000余部各省府州县志在内的几十万册中西书籍均化为劫灰^⑦。据有关统计, 七七事变后的一年时间里, 我国共损失图书馆2166所, 损失图书达866万4千册之多^⑧。抢救和保护中华民族的古籍文献是迫在眉睫的文化工作, 关乎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存续和复兴。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坚决采取措施抢救和保护古籍文献, 同敌人开展了一场不见硝烟的“文献保卫战”。

早在1933年, 为防止日寇劫掠, 时任院长的马衡就开始组织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工作, 将古籍、文物等转移至上海、南京等地保存; 至抗战全面爆发后, 又“运往重庆, 藏于特设山洞中”^⑨, 避免在战火中损毁。面对日军有组织的文化掠夺, 郑振铎肩负起保全民族文献的责任, 他坚信“我们的民族文献, 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 这一次也不会灭失”^⑩。他不仅以个人的热忱感染了众多书贾, “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 南至广东, 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①, 还与张咏霓、何炳松、张元济、张凤举在上海秘密发起“文献保存同志会”, 以组织的力量抢救江南古籍文献。据统计, 郑振铎等知识分子依托文献保存同志会, 仅在1940—1941年“所获善本即多达4864部48000余册”^②, 为守护中华文化付出大量心血。爱国知识分子对古籍文献的守护, 彰显了“文脉不绝, 民族不灭”的抗战必胜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 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③伟大抗战精神源于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实践, 集中体现了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抗击侵略、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和行动。爱国知识分子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力量, 在抗战实践中彰显出强烈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和必胜信念。他们的精神风貌和抗战实践为伟大抗战精神的孕育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抗战时期爱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源于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基因里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彰显和主动践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 “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弘扬爱国奋斗精神。”^④新时代新征程, 应引导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勇于担当和创新,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争做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排头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