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 文化强民族强。”^①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历次五年规划^②都对文化建设作出了战略部署。在五年规划的制度框架中, 文化建设不仅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而且其地位、内涵、功能和实践路径经历了深刻而复杂的演变, 集中体现了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战略谋划。

目前, 学界关于我国文化政策和文化体制改革的研究已较为丰富, 但以五年规划文本为核心史料、对文化建设进行长时段系统考察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五年规划文本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一方面, 它是特定历史时期党和国家意志的集中表达, 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规范性, 能够为纵向比较提供统一的分析框架; 另一方面, 它既包含宏观战略部署, 也涉及具体政策安排, 能够多层次地反映文化建设的实践逻辑。因此, 对“一五”计划至“十五五”规划中文化建设内容的系统梳理, 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七十余年来我国文化建设的历史脉络、阶段特征和演进规律, 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五年规划不仅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路标, 也是透视新中国文化建设发展历程的“窗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文化建设带有比较鲜明的为政治服务的特征;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推进, 文化建设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一五”计划以来我们文化建设的历程, 展现出由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进而迈向文化自强的历史演进脉络。

新中国成立前夕, 毛泽东指出: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 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①此时,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开始谋划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建设。但当时我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1949年我国总人口为5.4亿人,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年, 文盲率为80%,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万分之三点六,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毛入学率分别为20%、3.10%、1.10% 和0.26 %。^②对此,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 “我们一为‘穷’, 二为‘白’。‘穷’, 就是没有多少工业, 农业也不发达。‘白’, 就是一张白纸, 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③我国社会的公共文化资源也极度匮乏, 1949年全国仅有公共图书馆55个、文化馆(站)896个、博物馆21个^④。广大农村地区, 尤其是新解放区是文化设施建设的“空白地带”, 落后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仍在延续, 新的国家意识形态难以迅速落地。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党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文化事业。五年计划便承担着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一五”计划规定: “在五年内, 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数为766亿4000万元, 折合黄金7万万两以上。” ^⑤ “一五”计划还要求1957年全国文化馆数量增长到2600个, 图书馆增长到109个, 博物馆增长到57个^①。1956年周恩来在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中强调要“培养建设人才和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②, 并对文化建设中的科技领域提出了明确要求。此外, 五年计划也提出了扫除文盲、提高群众整体文化水平的要求, 如“三五”计划强调“争取在1970年以前, 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 ^③。

虽然这一时期我们党已将文化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领域, 但总体来看, 文化建设在国家战略中处于从属地位, 其基本功能是服务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在“一五”计划中, 文化(教育) 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经费被合并计算, 尚未成为独立的战略领域。“二五”计划针对文化领域提出: “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 首先是工业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 是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 ^④由此可以看出, 文化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为工业化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在“三五”计划中, 文化建设要求“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农民、农业职工和农村工作干部” ^⑤, 强调了文化的意识形态性, 还要求“使文化教育工作同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相适应, 同农业现代化的进度相适应” ^⑥, 承担服务经济建设的任务。

需要说明的是,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化建设尤为强调政治引领作用。这一时期, 文化工作始终坚持为无产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根本方向。通过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在科教文卫等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文化建设紧密围绕巩固新生政权、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中心任务展开。这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也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确立了基本方向和制度框架。同时, 这一时期也积累了宝贵的文化建设经验, 为改革开放和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文化领域开启拨乱反正和改革探索的新时期。邓小平强调: “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⑦这一时期, 我国文化建设的目的和方式发生较大改变, 从强调政治引领转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 文化建设不断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道路。

1977年, 邓小平复出后就着手开展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他将科技与教育作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恢复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并重新确认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1979年10月, 邓小平提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一系列指导方针, 为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我国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逐步展开, 并体现在五年规划的具体措施中。1982年通过的“六五”计划提出: “积极改善新闻出版手段, 搞好各种出版印刷发行机构的精简和体制改革, 在提高书刊质量的基础上发展数量。” ^①“六五”计划还要求同外国开展文化艺术交流。之后, “七五”计划、“八五”计划至“十一五”规划都体现了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七五”计划提出: “作家、艺术家要深入生活, 努力创作一批反映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作品。” ^②“八五”计划从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文学艺术、文化设施、体育事业等多个方面对文化建设提出了要求, 文化领域的建设内容进一步丰富、措施进一步完善。“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进一步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

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文化建设的突出特点。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 图书、演出、音像和电影等文化市场逐渐发展, 并进入国家规划的视野。“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 完善文化经济政策” ^③, 使用了“文化经济”概念。“十五”计划进一步强调: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完善文化经济政策, 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 ^④进入新世纪后, 文化产业发展一路高歌猛进, 文化产业增加值屡创新高。“十一五”规划提出: “完善文化产业政策, 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 ^⑤

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文化事业拨款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明显。全国文化事业财政拨款由“六五”期间的36.03亿元增长到“十五”期间的496.16亿元, 增长12.77倍; 全国文化事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由“六五”期间的25.6亿元增长到136.4亿元, 增长4.33倍。我国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了长足发展, 全国公共图书馆由1978年的1218个发展到2007年的县以上公共图书馆2791个、文化馆3214个(含群艺馆)、博物馆1634个、艺术表演团体2866个、剧场1839个, 文化站由1979年的22304个发展到3.69万个, 社区和村文化室超过13万个 ^⑥。

需要说明的是, 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 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坚持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例如, “七五”计划要求“经常进行形势、政策教育, 帮助干部和群众正确了解并切实执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项政策措施”, 并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 ^⑦。又如, “十一五”规划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进一步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⑧。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①从“十三五”规划系统部署“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到“十四五”规划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再到“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②, 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实现了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向中国式现代化重要标志的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化建设侧重于政治引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建设与现代化建设大潮的联系更趋紧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则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 以巩固文化主体性为核心关切, 以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关键任务, 致力于在推进“两个结合”中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致力于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彰显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

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振兴传统工艺, 实施中华典籍整理工程。” ^③“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要求“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④, 并部署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在此基础上,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⑤这一更具统摄力的战略目标。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不仅关注文化资源的保存与利用, 更强调基于五千多年文明的深层底蕴巩固并发挥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与此相呼应, 对学术领域,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⑥, “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要求“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⑦, 致力于从中国实践和中华文明传统中构建原创性知识体系。

在对外文化传播方面, 新时代的五年规划体现出鲜明的文明互鉴特征。“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求“打造符合国际惯例和国别特征、具有我国文化特色的话语体系” ^⑧。“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中文传播平台, 构建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和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 ^⑨。新时代的文化交流, 不仅让世界了解中国, 还“为世界文明交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展现了中华民族胸怀天下的情怀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国际主义精神” ^⑩。

需要指出的是, 新时代文化建设在突出文化主体性的同时,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程度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强调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①。“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定文化自信” ^②。“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强调“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并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 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 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 ^③。这表明, 新时代文化建设所强调的文化主体性, 绝非简单的复古, 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立足中华文化立场, 在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 实现文化的创新创造, 确立起文化上的自觉、自信与自强。

列宁指出: “规律就是关系。” ^④由“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所体现出的我国文化建设的历史演进脉络可以发现, 我国文化建设存在三对重要关系: 一是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 决定了文化建设必然与现代化进程深度耦合; 二是党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决定了价值引领与满足群众多样需求的有机统一; 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关系, 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坚守文化主体性, 并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世界眼光。这三对关系既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文化领域的具体展开, 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推进文化建设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认识。这些规律性认识是对历史经验的理论概括, 对新征程上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是认识文化建设规律的理论起点。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⑤五年规划作为国家在特定发展阶段的战略部署, 集中体现了这一辩证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展开。纵观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历史演进, 文化建设始终嵌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文化建设目标的设定、措施的展开, 始终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相统一、深度耦合。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核心任务是实现工业化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的文化建设始终服务于这一总体目标。例如, “二五”计划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业余的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 以便更多地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专门人才” ^①, 文化教育的首要功能是为工业化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这一时期党对文化建设的部署, 深刻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的高潮”的科学预见, 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奠定思想基础、确立制度框架。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文化建设事业也发生了结构性转变。邓小平指出: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 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②在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 “七五”计划首次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专篇部署文化建设, “十五”计划首次使用“文化产业”这一表述, “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概念,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分类发展格局逐步确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 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实现了历史性跃升。2010年“十二五”规划建议将文化建设定位为“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强调“国家发展、民族振兴, 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 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 ^③。进入新时代, 文化建设被进一步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④。“十四五”规划多次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要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中推进文化建设。“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⑤, 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⑥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逐渐形成, 正是我们党对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的集中体现。

由五年规划中文化建设目标的演进脉络可知, 文化建设始终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需求相呼应, 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相适应。现代化进程为文化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发展空间, 文化建设则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文化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

在文化建设的长期实践中, 如何处理价值引领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之间的关系, 始终是一个贯穿文化建设全过程的重要课题。五年规划进程中的文化建设实践表明, 价值引领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并非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 而是相辅相成、相统一的, 这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实质上就是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 这也是贯穿五年规划文化建设始终的主线。价值引领关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强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方向问题始终是文化建设的首要问题。五年规划中的文化建设部署也必须回答这一问题。“十五”计划强调: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保证。” ^①“十二五”规划建议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并将其作为“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首要任务^②。“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定文化自信,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 ^③。一以贯之的部署, 确保了文化建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 ^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 必然要求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基础上, 五年规划中的文化建设服务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早在“二五”计划制定过程中, 周恩来就指出: “从根本上说, 我们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建设, 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 ^⑤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人民群众的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构建“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⑥, “十三五”规划建议要求“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 引导文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 ^⑦。与此同时, 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消费需求提供了丰富的市场供给。“十二五”规划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⑧, “十四五”规划纲要要求“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 ^⑨, 表明文化建设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方面的功能不断增强。

价值引领与精神文化需求满足相统一, 在五年规划的制度框架中通过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得到具体体现。从“九五”计划提出“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⑩开始, 历次五年规划都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协调统一作为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则。历史地看, 五年规划在处理这对关系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认识深化。改革开放初期, 文化领域曾出现“去政治化”和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 文化产品中也出现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现象。正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区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实行“两轮驱动”发展的战略思路, 并通过五年规划的制度化安排使之成为文化建设的基本方略。“十三五”规划纲要将这一思路概括为“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①, 正是对两者关系的科学处理。

文化建设既是民族精神的赓续传承, 也承担着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任务。五年规划中的文化建设实践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始终在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保持开放包容的世界眼光, 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②文化主体性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五年规划中重点部署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十五”计划提出“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 ^③, “十二五”规划要求“加强文物、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保护, 拓展文化遗产传承利用途径” ^④, “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要求“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⑤, “十五五”规划建议则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⑥这一更具统摄力的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 五年规划推动文化建设创新发展, 集中体现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和文化科技融合两个方面。在体制机制方面, 从“七五”计划提出“专业艺术表演团体, 要改革体制, 完善经营管理制度” ^⑦, 到2003年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 再到“十四五”规划纲要要求“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 提升文化治理效能” ^⑧, 五年规划始终将制度创新作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在科技融合方面,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 ^⑨, “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要求“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 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 发展新型文化业态” ^⑩, 为文化创新发展注入强劲的技术动能。

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同时, 保持开放包容的世界眼光是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的关键。五年规划对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部署, 经历了从“引进来”为主到“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转变过程。“六五”计划提出同外国开展文化艺术交流, “十二五”规划纲要要求“构建以优秀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对外开放格局, 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⑪。新时代以来,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在交流互鉴中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①, “十五五”规划建议则进一步要求“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广泛开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鼓励更多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②。这一转变过程体现出中国文化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 文明对话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文化建设中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的科学认识。坚持守正创新, 确保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中华文化主体性地位不动摇, 同时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 筑牢文化自信自强的根基; 保持世界眼光, 则为文化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丰富的资源。二者相互支撑、协同作用, 共同构成五年规划推进文化建设的方法论基础。“十五”计划提出“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心,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果, 抵制不良文化”^③, 这一基本方针在此后的历次五年规划中都得到延续。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深刻改变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的时代背景下, 坚持守正创新和保持世界眼光的统一, 对于在新征程上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关键期。文化建设作为国家发展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功能。从五年规划的历史演进可以看出, 文化建设逐渐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上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新征程上, 立足历史经验, 把握时代特点, 从战略高度推动文化建设, 既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保证。

在战略定位上, 要将文化强国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和民族精神支撑, 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④。这要求我们必须以更高的战略站位、更宽的历史视野、更强的文化自觉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回顾历次五年规划的布局谋划, 从“十一五”规划将文化建设纳入国家专项规划体系, 到“十二五”规划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⑤, 再到“十四五”规划系统部署“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⑥, 文化建设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实现了历史性跃升。新征程上, 应当继续强化这一战略自觉, 将文化强国建设贯穿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全过程。

突出文化在强国建设总体布局中的地位, 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 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①“十四五”规划明确要求“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 ^②, “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强调要“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 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 ^③。这表明, 文化建设不仅要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更要发挥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价值塑造功能。

突出文化在强国建设总体布局中的地位, 还应统筹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建议对此作出明确部署:一方面, 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 “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 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另一方面, 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 “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 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④。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双轮驱动”发展, 是在历次五年规划实践探索中形成的重要经验。新征程上, 应继续完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 特别是要把握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新趋势, 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为方向, 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转型, 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新的动能。

只有将文化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 才能充分发挥文化铸造精神、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凝聚民族力量的多重功能, 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精神支撑和文化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 ^⑤历次五年规划始终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主流价值引领作为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当前, 社会思想观念日益多样化, 网络空间价值引领任务艰巨, 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都面临新挑战, 这使得巩固主流价值地位的任务更加紧迫和复杂。五年规划视野下的文化建设实践为应对这一挑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第一, 要坚持不懈推进理论武装常态化制度化。从“一五”计划强调“经常地向广大群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⑥, 到“十四五”规划提出“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 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工作体系” ^⑦, 理论武装始终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环节。“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强调: “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⑧新征程上, 应当把理论武装与理论创新紧密结合,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深入人心。

第二, 要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方式。“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 要求“弘扬诚信文化、廉洁文化” ^①。在社会思想观念日益多样化的时代条件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共识、整合多样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当前, 尤其要重视互联网这一意识形态交锋的前沿阵地。“十三五”规划提出“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 “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 ^②, “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要求“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 ^③。新征程上, 应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网络内容生产、平台治理和数字文化发展的全过程, 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化的主流舆论格局。

第三, 要重视对党员干部和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历次五年规划都将党员干部和青少年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点对象。“十四五”规划要求“完善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齐抓共管机制” ^④, 同时强调党员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之基。“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用好红色资源, 加强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 ^⑤。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对党员干部和青少年价值观的深刻影响, 一方面要推动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另一方面要善用网络平台和数字技术, 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主流价值, 增强理想信念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四, 要在传媒技术发展中巩固舆论主导权。“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加快媒体数字化建设, 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 ^⑥, “十四五”规划要求“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做强新型主流媒体” ^⑦, “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提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 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 ^⑧。这一递进式的部署表明, 在信息技术深刻改变舆论生态的时代背景下, 巩固主流价值的主导地位必须与媒体融合发展同步推进, 通过内容、平台和技术的系统性谋划, 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和影响力的主流舆论格局。

五年规划中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 坚守文化主体性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是相互支撑、辩证统一的。当前, 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仍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 如何在文化自信自立的基础上有效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是新征程上文化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

第一, 要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为文明交流互鉴奠定根基。文化自信来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认知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历次五年规划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持续部署, 从“加强文物保护”到“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再到“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为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根基。新征程上, 应当继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 涵养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厚底蕴。

第二, 要构建具有感召力的文明话语和传播体系。“十五五”规划建议要求“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 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 “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 讲好中国故事,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①。这为接下来一段时期的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重要遵循。当前, 国际传播能力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相称, 应当注重构建易于国际理解的标识性概念, 善用共情传播和对话交流, 避免单向输出式的传播模式, 真正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变。

第三, 要拓展文明交流互鉴的平台, 完善文明交流互鉴的机制。从“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中外人文交流力度, 创新对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方式” ^②, 到“十四五”规划部署开展“感知中国” “走读中国”“视听中国”等活动^③, 再到“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广泛开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鼓励更多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④, 历次五年规划对文明交流互鉴的部署日益全面和深入。新征程上, 应当统筹政府间交流和民间交往, 充分发挥文化贸易政治敏感度低、影响力大的优势, 以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为载体, 在潜移默化中传播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总之, 在文化自信自立的基础上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关键在于处理好坚守文化主体性与开放包容的关系。一方面, 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以我为主、辩证取舍, 避免在交流互鉴中丧失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另一方面, 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参与世界文明对话, 善于从不同文明中汲取智慧和营养。经过历次五年规划建设实践, 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交流的认识不断深化, 形成了既坚守民族特色又胸怀天下的文化发展格局。新征程上, 应当继续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发展路径, 以更加自信、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文明对话, 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