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 “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目标是“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壮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践行, 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激发, 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 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 ^①。文化消费是指人们“对精神文化类产品及精神文化性劳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 ^②, 以此来共鸣情感、愉悦心情、提升审美、升华思想、振奋精神, 满足自身的多样精神文化需求。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显著增长, “文化消费已经成为人民学习和感受文化的重要途径” ^③。但是, 近年来在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下, 文化消费主义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对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并对我国的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领导权构成现实挑战。为此, 应深入研究文化消费主义的呈现样态、存在的风险隐患, 探究有效的治理策略, 引导人们更合理地进行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 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 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 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①人们在丰富精神世界的文化消费中, 同时面临着文化消费主义的纠缠。当前文化消费主义具体表现为实体样态、关系样态与观念样态。

文化消费主义首先表现为与数字技术结合, 催生出海量文化产品。在大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实现重大突破的今天, 五花八门的文化产品层出不穷, 各种消费观念广泛传播, 对人们思想侵蚀的广度、强度空前加大^②。

一方面, 以经济效益为目标, 加速文化产品的生产与迭代,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化产品与文化消费体验的浅表化与同质化。尤其是“唯流量论”在文化生产中推波助澜。为了争夺市场份额, 文化生产主体屈从于流量, 批量制造“短平快”的文化产品, 人为制造文化消费热, 在“流量吸附—算法优化—批量供给”的数据闭环中陷入自我强化的循环。

另一方面, 人为制造出大量美丽但虚假的文化消费需求。丹尼尔· 贝尔认为: “需求是作为‘物种’成员的所有个体都有的; 而欲求则是跟个人各自不同口味和特质相应的不同欲望。” ^③当基础的物质需求不足时, 市场便转向满足独特“欲求消费”的文化领域, 制造出大量“欲求”, 不断刺激文化消费。当前人们已经“从单纯的数字化生存的主体演化为数字化改造的对象” ^④, 有些文化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全面“监视”其产品用户的文化生活, 基于用户行为数据进行分析与预测, 向用户推荐符合其喜好的文化产品与服务, 为用户虚构特制的美好世界。表面上被精准预测的文化选择似乎为用户提供了巨大便利, 用户可以减少浏览选择的时间, 快速获取大量文化产品, 但实际上这种“选择”已逐渐偏离主体自主性范畴, 用户不得不“自愿”接受算法提供的选择, 在不知不觉中被激发出超出其自身需求的欲求。

文化消费主义的又一呈现样态为畸形消费观影响下的人与商品、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文化消费主义通过推崇畸形消费观, 使人与商品、人与人的关系错乱, 引发一系列矛盾。

一方面, 异化人与商品的关系, 消解人的主体性。在实现文化产品的扩大再生产后, 存在生产相对过剩和消费需求乏力的困境, 于是, 文化消费主义便为文化产品冠以“个性”“小众”“潮流” “品位” “审美”等标签, 并通过媒介传播“追求个性” “提升品位”等消费观念, 通过气氛渲染和象征营造来构建“暗示意义链”, 旨在将“虚假需求”转化为真实消费, 使人们盲目追求符号价值, 在消费中逐渐让渡自身的文化判断力与精神主体性。事实上, 这种消费观将文化消费的目的指向商品被赋予的象征意义, 而不是满足人自身的合理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相较于前消费社会, 文化消费主义使文化产品逐渐远离实用价值和精神功能, 而走向符号意义。正如让· 鲍德里亚所指出的, 这些产品“存在于它们的过剩之中”, “它们不再‘指认’ (désignent) 这个世界, 而是指认拥有者的存在以及他们的社会地位” ^①。在符号空间中, 人们被笼罩于符号迷雾中, 沉迷于个性幻象与虚假的身份认同。人的主体性在颠倒的人与商品的关系中被逐渐消解, 作为主体的人逐渐丧失独立性和丰富的个性自由, 转向对商品的依赖性和畸形的消费自由。

另一方面, 异化人与人的关系, 制造对立与矛盾。文化消费主义既要逐利, 也要掩盖文化生产中存在的矛盾与困境, 因而便向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场域渗透畸形的消费观念, 激发攀比心理、引发攀比消费, 加剧社会关系对抗, 使人们沉湎于攀比, 引发嫉妒、愤慨和对立情绪。如在网络空间中, 将情绪变现导向的圈层运作逻辑渗入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 挑起人为对立, 引发非理性消费。该逻辑运行导向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与对立, 受众与创作者之间本应以信任与感情为基础的关系被虚假人设、无条件追逐和商务支持消费所颠倒; 不同受众之间的关系也被异化, 不同群体间只因喜好不同就可以展开激烈骂战甚至发生网络暴力。这种异化与对立从文体行业逐渐延伸至地域认同、历史叙事与公共议题等社会领域, 威胁网络空间甚至现实社会的和谐有序运行。文化消费主义不断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矛盾, 造成社会关系的异化和隔离, 并引发矛盾冲突, 亟须加以纠治引导。

文化消费主义不仅呈现为实体样态、关系样态, 还呈现为观念样态, 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渗透。“文化生产既是一种精神活动及产品的生产过程, 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和生成过程。” ^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国际资本进入我国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 在逐利的同时也会通过文化产品传播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 “借助文化产品和娱乐产业发挥着政治层面上宣传虚假意识形态、社会层面上破坏传统伦理道德体系” ^③的作用。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指出: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 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 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④事实上, 意识形态斗争从未淡化, 且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具体而言, 文化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植入主要采取感性渗透手段, 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丹尼尔· 贝尔认为: “对一个社会、一个群体或一个个人来说, 文化是借助内聚力来维持身份认同的连续过程。” ^①因此, 一些西方国家将文化领域作为感性叙事的重要场域, “将系统化、抽象性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政治意识转换成直观的、具象的、感性的表意实践和感性体验的传播形式” ^②, 通过图画、音乐、短视频、影视作品等文化产品进行价值渗透与思想操控, 让消费者在愉悦消费的过程中接触并逐步接受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念, 不知不觉地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在消费观念方面, 文化消费主义策略性地将西方的消费观包装成“超意识形态”的普适性话语, 如虚假的“消费自由”、激发炫耀性消费的“消费平等”、激发符号性消费的“审美自由”等, 不仅催化非理性的文化消费行为, 还塑造西方文化的“优越”形象, 引发一些群体的文化认同焦虑, 甚至凭空制造矛盾, 瓦解人们的共同思想基础, 消解我国社会的主流价值。

文化消费主义的风险隐患包括消费对象的同质化、消费过程的虚幻化、消费追求的庸俗化等, 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马克思指出, 人能够“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按照美的规律” ^③进行生产, 这是人区别于动物、作为类存在物的证明。精神生产作为人的类本质活动, 其内在逻辑指向主体个性的自由发展与审美经验的多元生成。人在进行精神生产时, 能够因个体差异而创作出千姿百态的文化产品, 不同个体也会从中获得不同的精神感受。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 则来自符合美的规律、体现独立思考、内涵丰富价值的文化产品。然而, 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的文化生产在其逐利过程中使独立的、自由的、不受束缚的精神生产异化为机械的、重复的、针对热点的批量生产, 消解精神生产的多样性, 影响人们在文化消费中的获得感及其丰富程度, 限制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对于消费者来说, 缺乏审美水准与思想深度的同质化文化产品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随着对同类文化商品的累积消费, 人们的获得感与满足感增量会不断递减。近年来, 一些观众转向体量较小的微短剧, “看似情感满足的速度不断提升, 实际上却毫无收获” ^④, 而微短剧也快速陷入同质化。一些文化产品以相似的符号化呈现方式刺激人们的认同需求和消费心理, 使人们沉迷于符号泡沫, 最终走向符号固化、圈层封闭的同质化。文化产品同质化导致其对人们精神需求的满足程度难以与人们的消费程度成正比, 最终只能“塑造出一种‘丰富的空洞’式主体” ^⑤。

现代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使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 如何在飞速变革的社会中寻找确定性成为现代人的重要课题。相较于物质消费, 文化消费更直接地触及人们的内心世界, 承载着缓解现实压力、丰盈精神世界的重要功能。然而, 文化消费主义却利用人们的不安全感, 大肆宣扬无节制的、标榜自我的消费观念, 使人们到海量文化产品中寻找内心的稳定锚点, 侵蚀人的现实性。

一方面, 虚拟性认同分裂现实主体身份。在高信息量的互联网世界中, 人们越来越容易被陌生人的光鲜生活所影响, 存在的客观差异转化为直观的心理落差。许多“光鲜生活”可能只是虚构的, 却使人们逐渐受求新、求异、求荣的欲望所支配, 对现实自我、现实生活万般不满, 转而塑造虚拟的“第二自我”。社交媒体平台由此成为身份展演的舞台, 个体通过展示高阶审美与高额消费换取虚拟认可, 在点赞和评论中不断获得满足并迷失, 同时又在观赏他人的“成功人生”中陷入低落、怀疑甚至愤恨的情绪漩涡。

另一方面, 补偿性幻象消解主体能动性。有人将文化消费主义构建的完美世界当作逃避现实生活的乌托邦, 当在现实世界遭遇挫折时, 便躲进免除重压、随时重启的虚幻世界。虽然人们在虚幻的故事、设定和身份中可以获得一定的精神慰藉, 但长期沉浸其中必然会逐渐忽视现实生活、迷失自我, 主体能动性在虚假的完美世界中逐渐被侵蚀。如在粉丝经济的驱动下, 偶像人物舍弃真实自我以呈现完美偶像人设, 这不仅是其主体性的深度异化, 同时也通过情感投射使粉丝迷失于虚幻的认同。马克思指出: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①人们长期沉浸于虚幻中, 必然会对现实社会关系越来越淡漠, 更难以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挑战, 甚至丧失在现实生活中寻求真实幸福的能力。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求精神境界不断提升, 文化消费作为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 是促进精神生活富裕和精神境界提升的重要途径。然而, 文化消费主义的逐利本性使得文化产品的消费功能急剧膨胀而价值功能却逐渐衰落, 导致人们的消费追求逐渐庸俗化, 窄化了人的发展的全面性。

一方面, 文化消费追求庸俗化, 导致主体精神生活肤浅化。“深沉与睿智、崇高与超越、坚强与执着等精神品质在感官、享受、刺激、情色面前同样变得虚无缥缈。” ^②一些文化产品所呈现的感性效果将人们的心理状态提升到狂热程度, 缺少消化、反思与转化的环节, 这种缺失思考的文化消费已失去文化的深度意涵。当人类的智慧结晶沦为低质消费品, 笑声、搞怪、玩梗代替了严肃深刻的价值讨论, 就必然导致主体文化素养降低、精神生活肤浅化。

另一方面, 文化消费追求的庸俗化, 导致主体精神生活单一化。当市场持续供给大量以感官刺激、情绪宣泄与浅表娱乐为特征的文化产品, 又依托算法推荐将这些同质化产品精准“投喂”给受众时, 人们对优秀的、深刻的文化作品的欣赏时间和投入精力就必然被挤压。由此, 在文化消费主义的诱使下, 人们在丰富的文化产品面前似乎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性, 实际上却产生了对文化产品的感官依赖, 表面上的极大丰富对应的却是内在的巨大空虚。人们只能作为被动的受众置身于娱乐化、同质化的文化消费中, 精神生活日渐单一化。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③文化消费主义的盛行, 潜移默化地弱化着人的主体意识、批判精神和斗争精神, 阻碍人的全面发展, 阻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纵深推进, 因此应对其高度重视并严肃纠治。

“十五五”时期, 需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 ^①, 以“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 ^②为文化产业发展目标。为此, 既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生产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产业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又要正视文化消费主义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 积极应对。当前, 应发挥各级政府、文化企业和人民群众三大主体的重要作用, 坚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使其始终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不断满足广大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和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 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③为此, 应立足现实需求, 避免文化产品的同质化、符号化, 把握文化生产导向, 推进文化产品创新。

第一, 发挥政府导向作用,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政府导向作用能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领域发展提供基础和保障, 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贯穿文化产品的生命周期, 转化为可感知的审美体验, 成为文化产品的精神内核与叙事逻辑。在文化产业方面, 各级政府应“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 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 ^④, 有力保障文化生产的社会主义属性, 尤其是要主导关键领域投资、塑造健康产业生态, 重点扶持具有显著社会效益的创新文化项目, 在文化生产全流程中系统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事业方面, 各级政府应带头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 夯实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 不仅应加强国家版本馆、国家文献储备库等重大工程建设, 也应推进各地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等群众文化机构建设。

第二, 保证文化生产的人民导向, 创作富有中国特色的文艺作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 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 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⑤社会主义文艺必须为人民而创作, 这就要求生产主体细致入微地观察人民生活, 站在人民立场上抒发情感。例如, 文艺创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应避免抽象化、刻板化, 《山海情》《觉醒年代》《山花烂漫时》等主旋律剧集典范塑造的大小人物就极大地引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 在人民群众中引发了强烈反响。同时, 广大文艺创作者应不断提升自身的历史修养, 要在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及当下国情具有清晰认知的基础上, 讲清楚蕴藏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独特精神追求,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所在, 讲清楚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深厚基础所在, 创作出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富有爱国主义气息、彰显时代精神、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作品。

第三, 鼓励全民参与创造, 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格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发挥人民主体性, 将生产主体扩大至最广泛的人民群众, 构建起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生产体系, 将分散的创造力汇聚为一股驱动创新的系统性力量。首先, 以数字技术赋能群众表达, 让人民群众借助开放包容的文化创作平台, 反映日常生活与情感体验。其次, 通过机制创新实现价值引领, 促进艺术院校、文联等机构深入群众, 作为引导者、把关者, 传导主流价值观与专业艺术要求, 提升群众作品的品质与深度。最后, 形成多元协同的创新生态, 构建起政府支撑、文化企业贡献、社会参与、人民群众共创的文化生产格局, 确保价值导向、艺术水准与群众智慧的统一, 既能以文化产品的多样性和原创性对冲同质化风险, 又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亿万人的创造实践中实现最生动的承载与传播。

在消费过程中应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回归消费的本质。尼尔·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分析了电视媒介对精神生活的负面影响,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禁看电视而是“必须找到我们看电视的方法” ^①。因此, 应形塑人们的理性消费观, 避免文化消费中的虚幻倾向, 实现消费过程的现实化。

第一,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 涵养人民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 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 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 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 ^②。应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培育功能, 弘扬劳动精神和奋斗精神, 滋养诚实劳动、艰苦奋斗的品质。既要加强对传统节俭美德的传播与弘扬, 也要发扬“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和大无畏的革命奋斗精神” ^③, 更要宣传树立新时代“奋斗创造美好”的观念, 涵养人民积极向上、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 在社会中营造热爱劳动、崇尚劳动的积极氛围,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踔厉奋发的精神力量。

第二, 促进文化产品联结现实, 倡导理性消费。文化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的合理需要,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文化产品设计的目标则是促成消费者与产品间的现实深度互动, 而非虚幻的符号占有。这就要求文化企业把握正确导向, 致力于创作出回应群众真实需求、根植于现实文化土壤、承载真实文化记忆、建立真实情感连接并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质产品。在产品宣传中, 应侧重于阐释产品的实用功能、文化内涵及其与现实生活的关联, 减少对标签、稀缺性、身份象征等符号的渲染, 避免产生非理性的情感投射与盲目消费。同时, 应引导消费者进行合理的发展性、超越性消费, 通过开设内容专栏、开展社群互动等形式向消费者传递理性的消费知识。

第三, 增强文化消费的主体性, 回归现实奋斗。人民群众必须掌握文化消费的主动权, 以自身真实需求为核心, 将消费过程锚定于现实生活, 使其成为丰富生命体验、增进文化认同的现实活动。例如, 对文化作品开展积极健康的公众文艺批评, 对其进行解读、辨析与深化, 同时在传播过程中提升受众的文化素养和鉴别能力; 还可使消费者参与产品设计的各个环节, 向生产主体反馈意见, 以持续优化产品设计, 确保其反映真实需求。“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 ^①, 广大消费者应认识到, 文化消费主义提供的虚幻体验只能带来短暂快感, 而要实现美好梦想只能靠诚实劳动。因此, 要将精神上的获得感与实践活动中的参与感、愉悦感结合起来, 通过在现实中的奋斗与进步获得真正的自我认同。

对个人来说, 丰富的文化产品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 不仅是解惑的工具、解忧的慰藉, 还具有启迪心智、温润心灵、丰富思维的重要价值。对国家来说, 先进文化决定了人民精神世界的丰富程度和民族精神力量的强大程度, 应“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 ^②,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引导人们实现消费追求的超越化。

一方面, 守住文化生产的法律底线, 守护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应不断完善文化领域的法律法规, 明确文化生产底线, 净化文化消费环境, 促进优质文化产品创作。毛泽东指出: “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 都应当是生动的, 鲜明的, 尖锐的, 毫不吞吞吐吐。” ^③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发挥价值引领作用, 摆明立场, 坚守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不断丰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法, 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说服力、传播力和竞争力。

另一方面, 引领美好精神生活需求, 促进个体消费需求水平的提升。应引领广大人民向往真善美、追求远大梦想, 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阅读、教育、艺术欣赏等能持久滋养身心的活动, 选择那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时代精神的作品, 发扬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 增强文化自信,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创新创造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