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在当前多样社会思潮、价值观念激烈碰撞的时代背景下，算法推荐带来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加大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的难度。面对这些风险挑战，我们应从源头上深刻省思并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方式。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涵盖从认知认同到情感内化再到行为外化的动态转化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①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指引，即在采用理论灌输、思想教育、舆论引导等传统方式的基础上，还应充分发挥仪式活动的独特作用，实现“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的浸润效果。仪式活动作为凝聚社会共识和传递主流价值的程序化活动，以各类象征性符号为载体，依托特定情境而进行，凭借突出的实践性和参与性特质，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与强大赋能工具。它不仅能够唤起人们的共同情感，激活集体记忆，还能通过参与者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将抽象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行为规范与生活方式，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日常化、具象化。鉴于此，深入探讨和研究仪式活动的运行要素与独特优势，设计科学的实践进路，对于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实效具有重要意义。

仪式活动赋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本质上是遵循“外在符号感知—内在价值认同—行为实践转化”逻辑的深层濡化过程，其复杂性不仅源于价值传递的层级递进性，更源于各构成要素在特定场域中所形成的互动合作关系。在仪式活动运行中各要素间的关系并非简单叠加，而是通过信息交互、功能互补与能量流动，构建起协同增效的培育生态。因此，应厘清仪式活动运行的核心要素，把握其具体展演的关键切入点。

任何仪式活动的运行都有赖于主体要素的系统建构，这一要素涵盖仪式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各角色主体在仪式活动中形成功能互补的关系。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般逻辑出发，其主体划分遵循“教育者-受教育者”的二元框架，但仪式活动所具有的实践性、参与性特征对培育和践行主体的划分提出了挑战。在仪式活动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身份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呈现出动态交织的状态，即教育者在传递教育内容的同时也可以通过仪式体验获得自我教育；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影响的过程中亦可以通过互动行为对其他参与者产生教育作用。因此，对仪式活动主体的界定更应从角色功能的维度切入，将其划分为仪式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

仪式活动的组织者承担着场域建构者与过程调控者的双重角色功能，拥有对仪式活动的决策权。这种决策权贯穿仪式筹备与实施的全过程，具体表现为：对仪式举办的必要性进行价值判断；结合培育目标与受众特征，确定仪式举办的时间和空间；依据仪式主题设计仪式流程，选择仪式符号，构建具体的仪式情境。从目标维度来看，仪式活动的参与者是仪式活动的价值内化者与行为改变者，仪式活动的设计与实施最终都指向参与者的认知更新、情感共鸣与行为转化。在仪式活动中，参与者并非被动的接收者，而是需要按照仪式规则与角色分工，主动融入仪式过程，通过参与仪式行为、感知仪式符号、体验仪式氛围，实现与仪式场域的深度互动。值得注意的是，当参与者进入仪式场域后，其在现实社会中所拥有的社会角色会暂时“悬置”，进入由仪式活动建构的教育场域。在这一教育场域中，参与者之间形成了某种平等关系，这种关系使每个参与者都能以平等的主体身份参与仪式活动。从哲学层面看，仪式活动的本质属性体现为主体间性。主体间性理论强调主体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通过互动形成某种共生关系。在仪式活动赋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过程中，组织者与参与者之间通过仪式符号的共享和仪式情感的共鸣，构建起主体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主体间性特征不仅超越了教育中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更凸显了仪式活动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独特价值。

符号在仪式活动中以视觉的醒目性和信息承载的丰富性等优势得到组织者的青睐，经常被精心布置于仪式现场的明显位置，传递组织者所希望传递的信息。在仪式活动中，象征符号并非简单的辅助元素，而是支撑整个仪式活动的核心构成单元，与仪式活动形成深度互嵌的共生关系。仪式活动的价值传递需依托象征符号的表意功能，而象征符号的文化内涵也唯有在仪式场域中才能得到完整呈现。对于象征符号在仪式活动构成要素中的基础性地位，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指出，“象征符号是仪式中保留着仪式行为独特属性的最小单元，它也是仪式语境中的独特结构的基本单元”^①。

仪式活动中的象征符号分为视觉象征与听觉象征两大类，二者共同构成了双重表意系统。视觉象征以具象化形态承载文化意涵，主要表现为器物与行为。器物是凝固的视觉符号，这些器物区别于日常生活中的日常物，其价值不在于实用功能，而在于文化隐喻功能。例如，国旗国徽、党旗党徽、纪念碑等均是通过视觉形态将抽象的信仰或理念转化为可触摸的符号载体。行为则是动态的视觉符号，表现为参与者根据角色定位所进行的规定性动作。这种动作强化符号的表意强度，最终实现以形载意的目的。听觉符号以声波为媒介传递价值信息，主要包括语言与音乐。仪式活动中的语言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性与庄重性。无论是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还是各类礼仪中的誓词，其语言表述均经过打磨，进而强化了信息的记忆点，使参与者在语言的渲染中进入意义沉浸状态。仪式活动中的音乐则是情感激活的听觉载体，不仅具备音乐本身的艺术性，更承担着氛围营造与心理调控的双重功能。例如，开学典礼中的校歌，既能通过激昂的旋律激发学生的归属感，又能以音乐的感染力将学校的精神理念植入参与者的潜意识，这种效果是其他教育形式无法有效实现的。从本质上看，仪式活动中的象征符号突破了现实层面的功能局限，是直观具体事物与寓意象征事物的统一体，其外在形态是可感知的具体符号，实质内核则是抽象的文化价值。它能够将仪式场域中的具体符号转化为连接个体与文化、当下与传统的桥梁，使参与者在符号的引导下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认同，这也正是象征符号作为仪式活动基本单元的核心价值所在。

仪式活动是在特定时空坐标系中得以展开的，这一时空坐标系包含时间的线性流动与空间的立体建构，二者共同构成仪式活动不可或缺的场域要素。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②。

在人类社会的时间谱系中，不断流逝的自然时间被一系列具有特殊意义的关键节点所分割，这些节点或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转折，或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它们承载着特定的价值期待，成为激活集体情感、传递核心价值观的最佳“时间窗口”。从国家层面看，国庆仪式的举办是通过国家成立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间节点唤醒国民的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仪式过程，使抽象的价值理念、价值原则转化为具象的情感体验与行为自觉。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期浸润、持续强化的系统工程。时间所特有的周期性特征为仪式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天然条件。通过固定周期，如年度、季度、月度的仪式活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工作能够以稳定的频率进入公众视野，形成“重复—强化—内化”的长效机制。仪式空间并非单纯的物理场所，而是融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为一体的复合型场域，是承载价值理念、价值原则等的“文化装置”，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视化呈现的重要载体。从空间维度看，礼堂等仪式空间通过环境布置的庄重感营造出与日常空间相区别的价值情境，引导主体进入严肃的价值思考状态。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而言，仪式空间的选择与建构决定了价值传递的效果。特定的空间环境能够通过其建筑布局、符号装饰、氛围等要素，将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空间语言，引导个体在空间体验中自觉接受价值熏陶。

总而言之，仪式活动是由仪式主体、象征符号、时空场域等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各要素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仪式主体、象征符号、时空场域三者并非孤立的，而是形成“主体激活符号—符号依托场域—场域反哺主体”的循环互动关系：主体的参与赋予符号以真实的意义，符号的呈现需依托时空场域的情境支撑，而时空场域营造的氛围又能够深化主体对符号意义的理解与认同。正是这种循环互动关系，使仪式活动突破了单纯的形式展演，成为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更进一步地说，仪式活动通过集体参与、符号表达和情感体验机制，将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实践，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同时，不同类型的仪式，如政治仪式、文化仪式、教育仪式、纪念仪式等在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存在明显的侧重差异，这与仪式的目的、参与主体和场景密切相关。此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国家、社会、个人)在各类仪式活动中的呈现方式和培育效果也存在结构性差异，国家层面的价值理念在政治仪式中更突出，而社会、个人层面的价值理念在日常生活仪式中更易体现。仪式活动赋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效果，受仪式设计的精心程度、参与者的认同程度以及仪式与日常生活的关联性等因素影响。因此，在运用仪式活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要统筹好各运行要素。

仪式活动能够依托符号系统的表意功能、场景建构的沉浸效应与程序设计的秩序性，建构起一个兼具价值引领力与实践感染力的文化场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具有天然而独特的优势。

仪式活动承载着丰富的思想文化、价值理念，是人类优秀文化和历史记忆的“存储器”。在仪式活动赋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过程中，仪式活动并非简单的形式化展演，而是承载着价值传递与思想整合功能的文化实践。仪式活动的组织者在开展仪式活动的过程中，将价值理念附着于象征符号和特定情境，在互动中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并建立起参与者的集体记忆与认同，编织形成仪式事件与价值理念间的意义之网，以此加深参与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理解与认同。

从理论内核来看，仪式活动通过双重机制实现价值传递与思想整合。其一，符号的意义固化机制。仪式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价值理念转化为国旗、国歌、集体宣誓等具有明确指向性的符号载体，这些符号在反复的仪式实践中被赋予稳定的价值内涵，成为集体记忆的锚点。依据乔治·赫伯特·米德“符号互动论”的核心逻辑，个体在与这些符号的互动中，不仅能够直观感知价值理念的外在形态，更能够通过符号背后的历史叙事与社会共识，完成对集体价值的认知与解码，进而实现个体思想与集体价值的认知同频。其二，程序的秩序强化机制。通过标准化的仪式流程，如升国旗时的注目礼，构建起制度化的价值体验场域。这一过程契合埃米尔·涂尔干“集体欢腾”理论中“仪式通过秩序建构集体意识”的论断，即有序的仪式程序不仅规范个体行为，更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营造出强烈的集体归属感，使个体在遵循程序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来说，符号的意义固化与程序的秩序强化并非孤立地发挥作用，二者形成认知与行为的双向互动，即符号为程序提供价值内核，避免仪式活动沦为空洞的形式；程序则为符号赋予实践维度，推动抽象价值向个体行为习惯转化。这种互动机制最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个体的价值认知框架，并借助社会表征理论所强调的“集体认知共享”效应，实现个体思想向集体共识的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践行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指出：“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①我们要完成高质量的培育和践行目标，不仅应以理服人，更应以情动人。因为人的情感是自发的，在人际交往的社会关系中，情感是人们交流交往、接受思想与凝聚共识的基础，也是仪式活动发挥关键效能的心理前提。在仪式活动中，各个参与者都享有共同参与、共同体验、共同感受仪式符号、程序与场域的机会。仪式活动借助符号、程序和场域让参与者平等地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并在创设的特定教育情境下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因此，仪式活动的本质在于超越理性说教的局限，通过唤起情感与引发共鸣构建主体间的意义联结。这种以境唤情、以情动人和融情于众的特质，正是仪式活动区别于其他传播形式的核心优势所在。

具体而言，仪式活动通过三重路径搭建起叙事主体与受众的情感桥梁：其一，以文艺表演为载体(如国庆庆典中的文艺展演、纪念仪式中的历史场景再现)，将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符号；其二，以话语沟通为纽带(如领导人讲话、历史人物事迹宣讲)，在叙事中嵌入价值理念，激发受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其三，以心灵体验为目标(如集体宣誓、唱国歌时的沉浸式参与)，通过仪式流程的节奏感与庄重感，让参与者在仪式活动的过程中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从而激发情感共鸣。这些情感特质的聚合，不仅能够有效廓清错误思潮，更能为情感凝聚力的提升提供坚实支撑。进一步地看，仪式活动的情感浸润优势还体现为“氛围创设—情感激发—价值内化”的递进过程。仪式活动通过符号互动(国旗、国徽等视觉符号的运用)、载体扩容(从线下集会延伸至线上直播、VR体验)、时空转换(将历史事件与当下语境关联)、主体激发(鼓励个体参与仪式环节，如献花、留言)，构建出双重空间：一方面是现实层面可触可感的物质空间(仪式举办地的场景布置、参与者的身体在场)，另一方面是扎根于文化传统与集体记忆的象征空间(符号背后的思想意蕴、仪式承载的价值理念)。这两种空间的叠加与仪式主体的情感形成共振，进而形成“以境唤情”与“以情激情”的叠加效应，达到一种交互的感染效果，使参与者的情感在交互中得到升华，最终引导参与者实现从“情感感知”到“内在超越”的转化升华，自觉将仪式活动所内蕴的价值理念、文化特质转化为个体的行为准则。

仪式活动本质上是承载意义生产与价值传递的互动性实践场域，通过“群体聚集—共同焦点建构—情感共振激活”的三维机制，构建起“个体-社会”双向渗透的仪式互动链。这一互动过程突破表层关系联结，遵循从行为协同到意义共生再到价值内化的进阶逻辑。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这一逻辑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

从互动的深层机制来看，仪式活动中的主体互动始终伴随着身体节奏与情感节奏的同频。在仪式活动赋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过程中，当参与者在特定时空场域中产生共同的关注焦点时，个体身体的微观节奏，如呼吸、姿态会逐渐与他人同步，进而触发情感的共鸣与传递。这种同步性不仅带来瞬时的愉悦感与认同感，更重构着个体的集体意识与集体记忆，个体记忆被纳入集体记忆框架，个体意识在与他者意识的互动中实现融合，形成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在仪式活动中，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零散认知会通过与他者的意义交换实现意识融合，进而形成对共同体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既是“他者联动”的直接产物，也是“自我超越”的初始前提。仪式互动的终极目标在于推动参与者的行为与精神实现跃升。

仪式活动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力量生成装置”，其核心功能是引导参与者从被动的旁观者、接收者转向意义共享、精神共生的共建者。这一跃迁过程具体表现为两个维度的内化：其一，对主流价值的认知内化，即理解并认同仪式活动所传递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二，对文化特质的精神内化，即接纳并融入仪式活动所承载的价值理念。最终，参与者的认知思维从个体视角转向共同体视角，情感结构从私人情感拓展为集体情感，精神品性从个体本位升华为共同体本位，进而构建起认知层面的赞同性认同、情感层面的归属性认同、信仰层面的价值性认同和行为层面的参与性认同。在这一互动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个体认同的分散状态向集体共识的凝聚状态转化。这一转化过程正是“他者联动”与“自我超越”层级跃升的体现。

为充分激发仪式活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的应用效能，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抽象理念向可感知的体验转化，应着力从规范运行程序、下沉传播空间和优化传播矩阵三个向度入手，进而构建系统化的实施路径。

仪式活动本质上是制度化程序的集合体，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的功能发挥需以规范化的程序设计为逻辑前提。仪式活动的庄重性并非天然生成，而是通过结构化程序的层层铺陈得以建构，这种程序设计需遵循“符号—行为—意义”的传导逻辑，通过环环相扣的仪式环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具象化体验，进而增强仪式活动的说服力与感染力。当前，在仪式活动赋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过程中，有的仪式活动由于缺乏规范的运行程序，导致在程序设计上未能充分激发参与者的情感认同，同时引发资源配置不均、培育效果难以评估等问题。针对这种现存问题，应着重从规范仪式活动的运行程序入手，以此提高其赋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精度。

制度作为仪式活动程序化运行的关键保障，既是规范仪式活动的硬约束，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目标的内在要求。从国家治理层面来看，应强化对仪式活动的顶层设计：一方面，应明确仪式活动的价值导向、内容框架与实施标准，确保仪式活动始终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核心目标展开；另一方面，应建立统筹协调机制，避免不同地区、不同单位在仪式活动开展中出现标准不一、内容碎片化的问题。唯有从国家层面构建规范化的程序体系，才能借助制度的约束力引导各单位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仪式活动。仪式活动赋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目标的实现，既需要以规范化的程序筑牢根基，也需要以去形式化改革优化仪式活动“生态”。规范的仪式程序是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效果的重要保障，但在实践中有的仪式活动却陷入过分强调流程的标准化与参与者的表层体验感的误区，如注重拍照留痕、忽视情感共鸣，导致仪式活动异化为空洞刻板的走过场，出现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倾向。从仪式活动的本质属性来看，其并非精心编排的行为艺术，而是承载着价值传递、价值观教育功能的实践活动。仪式活动的价值评估不应以表面的形式为标准，而应以价值传递的有效性为核心，即能否通过仪式环节让参与者真正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实质，实现从被动参与到主动认同的转变。因此，在保持仪式活动庄重性与程序流畅性的基础上，应推进仪式程序改革：一方面，精简环节，聚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核心主题；另一方面，注重仪式程序的弹性设计，允许各单位结合自身实际与受众特点，在规范框架内创新仪式形式，确保仪式活动既符合制度要求又能真正触动参与者的思想与情感，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有效载体。

从传播空间理论视角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除依托特定节日庆典(如端午、中秋、国庆)和固定性场所(如纪念广场、红色遗址)外，还应渗透人民群众生活的各领域各方面，实现空间下沉^①。当仪式空间与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实践脱节时，其符号系统便会丧失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进而导致受众产生意义疏离感，这正是当前有些仪式活动陷入认同困境的症结。同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仪式化培育与践行作为一种以符号建构为核心的传播形态，其空间设置应遵循日常生活适配性原则，即唯有将传播场景嵌入民众惯例性、重复性的日常实践，才能借助日常经验的熟悉感降低认知门槛，实现受众从被动接收到主动接纳的传播转化。反之，若仅局限于非日常的特殊场域，则将因缺乏现实生活的“供给场景”而陷入认同困境，难以达成预期的价值内化效果。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源于社会日常生活的价值共识的凝练，只有扎根日常生活才能最终为全体社会成员所认同。

此外，还应运用好各地区文旅活动，打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空间限制。相较于其他仪式活动，该种沉浸式仪式活动不拘泥于特定的时间节点，通过各地的文旅项目让仪式参与者能够在休息时间浸润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场域。近年来文旅市场的火热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很多地区已经建成各种古风主题景区，供游客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念。游客们换上与景区主题背景相对应的服装，打破空间与时间的限制，获得沉浸式的体验。仪式活动与文旅项目相结合，有助于游客在游览体验的同时，通过实景演绎、活动参与等方式，在潜移默化中体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因此，各地文旅部门也可以深挖本地红色资源，在景区进行实景演绎，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生活化。

仪式活动教育功能的有效释放，其核心逻辑在于构建具有情感共鸣与价值感召力的“在场感”。仪式活动所营造的场域是承载着特定文化符号与价值理念的意义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参与者通过身体实践、情感投入与符号互动，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建构与深度内化。然而，受限于物理空间、参与门槛等客观条件，单一仪式活动的辐射半径与影响效度存在天然边界，难以突破时空限制实现培育效能的最大化。在此背景下，传播媒介作为价值传递的中介，应通过技术赋能与渠道拓展，将仪式活动的“在场感”从实体场域延伸至虚拟空间，实现教育场景的重构与受众群体的扩容，使仪式活动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跨越地域与时间的阻隔，触及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基于此，优化仪式活动的传播策略，构建全方位、多向度、立体化、深层次的传播矩阵，就成为提升其教育功能的关键路径。这一传播矩阵的构建应立足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功能差异与优势互补，形成协同联动的传播格局。

一方面，发挥好传统媒体的传播优势。在传播结构中，传统媒体凭借长期积累的公信力与系统化的传播渠道，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舆论引导优势。其不仅能够确保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严肃性与规范性，更能通过深度解读、专题报道等形式挖掘仪式活动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因此，充分激活传统媒体的赋能作用，应依托其专业优势将仪式活动的符号意义转化为可理解、可感知、可认同的培育内容，引导受众在理性认知中深化对仪式活动所蕴含的价值理念的理解，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的核心目标。另一方面，充分运用新媒体，为仪式活动注入场景化、互动性的新活力。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5亿，互联网普及率为80.1%，其中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69.5%^①。网络空间已成为公众获取信息、交流思想的关键场域，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重要空间。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媒体能够凭借强大的内容承载能力、高频次的信息更新、便捷的操作体验以及高度的用户互动性，打破仪式活动的单向传播模式，通过短视频、直播、VR/AR虚拟场景等多样形式，以更生动、更鲜活、更具沉浸感的方式展现仪式活动的现场氛围、历史背景与价值内涵。这种传播方式不仅能够有效提升仪式活动的感染力与影响力，更能够满足受众在虚拟空间中实现在场体验的需求，让受众从被动接收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在互动体验中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与行为转化。

仪式活动传播矩阵的构建应摒弃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转向二者协同融合的发展路径，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内容生产、渠道分发、受众覆盖等方面的优势互补和深度融合，以传播媒介助力仪式活动教育价值深入人心，进而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上网下培育的同心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