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1]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爱国主义以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的精神底色历经沧桑巨变，在不同时期和发展阶段展现出不同的使命和主题。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交互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爱国主义教育站在了新的历史方位上，显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和使命担当。
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域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场域为时代坐标，是对“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承继和发展。它既彰显中国气派又糅合人类情怀，既体现政治意识形态又融贯民族文化传统，向世人表明中国将以怎样的精神气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对复杂的场域与变动的时域，面对伟大而艰巨的使命任务，新时代的爱国主义认知和践行容易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困惑、误解，需要我们明辨是非、走出误区、排除干扰。
误区一：将狭隘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等同
狭隘民族主义由片面民族主义演化而来，是民族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从特朗普所宣扬的“美国第一”，到巴黎圣母院大火中“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的所谓“点赞”，再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制造“政治病毒”、煽动意识形态冲突，我们不难发现狭隘民族主义的身影。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以及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当口，狭隘民族主义通过各种表现形式得以呈现，时隐时现、时弱时强，干扰着人们的爱国主义认知与践行。辨析狭隘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区别，厘清它们之间的界限，有助于沉淀与拓展我们的国际观与世界观。
民族主义从产生至现在已有数百年，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探索了民族主义的意蕴。美国学者卡尔顿·海恩斯这样解读民族主义：第一，它是一种历史的进程，是打造民族国家联合体的支撑内容和力量；第二，它是一种理论，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理念、原则和价值观念的体系；第三，它包含着政治意蕴，体现为政党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第四，它是一种情感表达，体现为国民对国家有着超越其他的忠诚度。[2]英国思想家赛亚·伯林则概括了民族主义的四大特征：其一，坚信归属一个民族的压倒一切的要求；其二，构成一个民族所有成员的有机关系；其三，我们的价值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其四，在诸多争夺权威或忠诚的竞争者中，民族的诉求是至高无上的。[3]英国史学家阿克顿认为：“真正的爱国主义，即自私向奉献的发展，其显著标志在于它是政治生活的产物。种族所引起的义务感并不完全脱离它的自私和本能的基础；而对祖国的爱，如同婚姻之爱，既有特质基础也有道德基础。”[4]也有学者指出：“爱国主义是情感上的热爱，而民族主义是一种行为上的忠诚；前者是把情感寄托在道德的个人行为上，而后者是把忠诚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组织力量。”[5]民族主义坚持民族本位，民族利益至上；爱国主义是对“以保障全体公民平等与自由权限为本位的政治体制乃至生活方式的热爱之情”[6]，它以国家为本位，相对民族主义来讲，是一种理性之爱。
从这些阐释中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是一种运动、一种纲领，也是一种情绪、一种理想，更是一种观念、一种原则，它以认同民族国家理念、忠诚民族群体、追求民族利益为旨归。民族主义有对内、对外两个维度：对内通过对本民族伦理、道德的维护以及认同，培育民族成员深厚的民族情感，塑造独特的民族性格，增强民族成员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提升对本民族的热爱、忠诚与奉献；对外则表现为以整个国家为主体，谋求国家独立、民族平等和国民尊严，抵御外侮，反抗外来势力干涉。从世界近现代史来看，在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容易重合；而在由多民族构成的统一国家中，民族关系相对复杂，即便各民族彼此的认同强烈、情感深厚，民族主义也不能等同于爱国主义，需要正确认识本民族与国家的关系。
狭隘民族主义将民族主义奉行的民族利益至上发挥到极致，执着于坚持民族性为最高和唯一原则，用激情支配的心理状态激发大众爱憎、造就大众理想，表现出封闭狭隘、排他专横的特征，甚至有侵略与奴役他人的倾向。“我们坚持的爱国主义同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7]这种区别就在于对待“他者”的态度。就狭隘民族主义而言，“如果不与‘他者’相联，就不存在‘我们’，不存在集体认同；而且，只有对‘他者’的贬义才可以带来集团内的积极的自我想象。”[8]在这种区别性关切的作用下，不仅对内处于开放状态、对外处于闭合状态，而且“整个民族可以实行一整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而一点也意识不到他们在道义上的堕落”[9]。爱国主义在对祖国和同胞认同与关切的同时，并不排斥否定“他者”，而且还容许对其他国家及同胞的关爱，在平和且宽容的爱国主义视域中，对“他者”是开放包容的，而不是闭关自守的；本国人民可以热爱自己的祖国，别国人民同样也可以热爱他们的祖国，两者并不冲突对抗，并不视他国为异己，视别国为敌人。
当今世界，各国间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的交流与互鉴已是常态，既没有所谓纯净单一的“民族国家”，也不存在孤立于世而能独荣的国家。将狭隘民族主义等同于爱国主义，以利己思想煽动挑拨民族情绪和关系，对世界和平发展无疑是一种破坏。当前，伴随着中国的繁荣发展和在国际上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一些国外敌对势力不断以狭隘民族主义制造事端，威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么明里排斥倾轧、污名贬损，要么暗里挑唆煽动、推波助澜，妄图在不同民族之间蓄意制造隔阂和分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10]而各民族之所以能够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爱国主义的内生动力。当代中国的爱国主义克服了民族与国家的抽象对立，保持了国家利益和各民族利益的内在一致，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坚持“五个认同”的理念指引下，形成了国家盛衰和民族荣辱息息相关的价值共识和强大合力，正向着国家富强、民族繁荣、社会正义、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误区二：将爱国情感与爱国行为相割裂
“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11]从表面上看，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是个体对于祖国本能产生的深厚依存感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有一颗爱国的拳拳之心就够了。爱国主义是永恒的，但绝对不是空洞、抽象的概念。它不是飘浮于空中的楼阁，而是具体地体现在每个人的行动上，切实融入每个人的奋斗历程中。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人会说自己是不爱国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爱国的行为。在一些突发事件和群体灾难面前，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人以身许国，也有的人精致利己；有的人力挽狂澜，也有的人落井下石；有的人舍生取义，也有的人见利忘义；有的人逆向而行，也有的人尸位素餐——可见爱国情感与爱国行为并不一致。真正的爱国主义以“情”为始，以“志”为承，以“行”为终，即在厚植爱国之情中夯实强国之志，以强国之志推动报国之行，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爱国主义认识、强化爱国主义情感、升华爱国主义意志，真正达到以知促行、以行强知的知行合一。
新时代的爱国主义须将爱国之情、强国之志和报国之行完整统一起来。这不仅仅是爱国主义的题中之义，更是因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近年来，西方保守主义、单边主义势力抬头，“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暗流涌动。历史与现实都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势力有着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维，总想给自己找一个敌人，实在找不到就“塑造”一个出来。在他们看来，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恰好是他们的“理想敌人”。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12]
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需要中国人民将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坚定的爱国意志转化为直面风险挑战的报国之行，“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13]。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唯有团结一致、排除万难，才能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到底。脱离言行一致的轨道，只唱爱国高调，不求爱国之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只能是无果之花。
中国自古就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的古训。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幸福，是每一位时代新人必须承担的重任。敢于担当、勇于担当，是新时代报国之行的深刻体现。敢于担当，就要勇于破除精致的利己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以巧妙的方式和隐蔽的手法将利己主义精致地加以包装，将“只爱己”的私利藏匿于“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公利之下，用貌似爱国主义的情感代替实则全无的所谓爱国行动，说着义薄云天的言辞，却行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勾当。精致的利己主义不懂得离开了祖国的需要、人民的利益，任何孤芳自赏都会陷入越走越窄的狭小天地。从来就没有一个人的“桃花源”，“一切视探索尝试为畏途、一切把负重前行当吃亏、一切‘躲进小楼成一统’逃避责任的思想和行为，都是要不得的，都是成不了事的，也是难以真正获得人生快乐的”[14]。行有大德，沧海横流方显爱国本色。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林鸿：《饮酒》)真正的爱国，始于真情、贵于恒心、重于力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压力下，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守望相助。在这场战役中，没有旁观者，没有局外人，每个中国人都是“一块砖”“一片瓦”。一批又一批医生、护士、建筑工人、志愿者等，以逆行之举在非常时期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护住了我们的生命与健康，成就了自己的家国情怀。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呼唤伟大担当，伟大担当成就伟大事业。不管多么宏大的国，还原到最小单元，就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在近14亿人口的当代中国，每个中国人的爱国之举汇集在一起，便是奋进新时代的强劲而炽烈的“硬核力量”。
误区三：将经济全球化与爱国主义相对立
肇始于16世纪、迅猛发展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全球化，从最初的经贸领域的影响，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渗入，开启了人类“地球村”或“世界村”的时代。有些人据此发出慨叹：全球化时代到来后，还有必要讲爱国主义吗？人类应该成为“大爱无疆”的地球村“村民”，而不是爱憎分明的民族国家的“国民”。这听上去充满博爱与温情的言辞，极具迷惑性，容易使人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忠诚感产生困惑。
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加深了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15]。这种全球普遍交往的深化，使各国经济主权、独立性面临严峻考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各民族国家的主权，冲击和淡化了爱国主义。可我们能不能因此说全球化时代不需要爱国主义呢？显然不能。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既要看到爱国主义受到冲击的必然性，也要看到需要爱国主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最终走向共产主义，民族的历史终将转向世界的历史，人类走向真正的统一，民族国家将消亡，当今时代的全球化已经体现出这种历史大势。但这毕竟是一个漫长而宏大的历史过程，而且如何消亡，现在还很难给出具体的描绘。而现实中的全球化，是由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的，是集“运动员”与“裁判员”于一身的，是以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为前提的，是倾轧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全球化。而且由于资本逐利的本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存在各种基于国家利益的矛盾、冲突和斗争。
尽管“全球化体系具有一种将人类从土壤中连根拔起的离心力，社会组织因此而动摇松散。全球化体系不能容忍一切由地理界线、民族界线，甚至伦理界线所构成的屏障和限制，因为新体系中的市场不能容忍边界”[16]39，但有一种“边界”一直存在，从未模糊松动，那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利益边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利益是各国关系的关键环节、轴心问题。甚至为了国家利益，可以不顾及国家形象与国际声誉。前有特朗普政府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肆意挑起中美贸易争端并发动对华贸易战；现有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下西方各国“甩锅政策”的大比拼，以及污名化中国的龌龊之举。真可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别和由此引发的冲突，成为各国民众爱国情感的能量源泉。
这就呈现出一条矛盾的运动曲线，爱国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各国尤其是屡遭发达国家倾轧欺凌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强化。这种强化和反抗是正义的，有助于推动倾斜的全球化天平趋于公平合理，但趋于公正的全球化最终的发展走向是世界历史和国家的消亡。这种矛盾的存在和当前全球化与爱国主义并行不悖的现实并非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点的偏离与背叛，这恰恰说明了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的不可避免的矛盾性：一则具有积极意义，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和生产以及文明的巨大进步；二则具有消极意义，追逐利润的全球化带来的剥削和掠夺，给落后国家造成苦难和发展困境。造福全人类的全球化只有遵循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真正出现。
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爱国主义不仅不会消亡，相反，它的作用还会更加显现。较之以前，爱国主义又多了一重世界普遍联系下的高度开放的内涵，爱国主义与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爱自己的国家与爱这个世界并不矛盾。习近平指出：“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为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阳光普照世界！”[17]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象生动地向全世界展示了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是立足民族与面向世界的有机统一，是“利己利他”的高度融合，而非损人利己、唯我独尊、背信弃义。“爱国主义不是监狱的围墙，堑壕的边缘和流放地的屏障，而是与全人类交融的通道。……爱国主义是一种属性和目标，是对价值观和原则的忠诚，是保护人类的篱笆，不过是透明的、透气的，它不遮挡光线，不妨碍清新空气的进入，不掩盖思想，不阻止对话，也不拦阻与各地人们的交流。”[16]59－60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爱国主义不是建立在霸权主义、强权逻辑之上的，而是深深融入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中。
误区四：将爱祖国与爱国家相分离
在网络上一直有这样的论调：“国家”不是“祖国”，爱国是“爱祖国”而不是“爱国家”。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乎爱国主义对象和内涵的问题。准确领会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有必要厘清“祖国”和“国家”这对范畴。
祖国之“祖”具有“父祖”“祖宗”之义。“祖国”可以理解为祖先父辈开辟的生存之地和归属的国家。
国家是阶级的产物，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通过军队、法庭、监狱等机关进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人类社会有机组织体。“国家”兼具政治、法律、地理意义，是实体性的；“祖国”更具文化、情感意义，属于观念性的范畴；二者确有差别。但概念上的区别无法隔断现实中的联系。在现实生活中，祖国不可能脱离国家完全成为一种抽象的观念。祖国是人们对于故土家园的情感表达，需要现实的国家作为依托。它必须从现实存在的国家那里收获实体性内容，以使人们的感情有一个现实的落点。当然，国家也需要认同祖国这个充满情感与依存的概念，以让民众产生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和自豪感。不存在与现实中的国家完全没有关联的祖国。
“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认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20]爱国主义理应是鲜活的、真实的、具体的，没有离开现实国家的抽象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集体意识，国家是现存的最大的实体，人们不能为了观念上无形的祖国，而对现实的国家熟视无睹。如今，一些西方国家经常利用全球传播话语权中“西强我弱”的现实，按照自身利益需要而量身设置话语议题，制造舆论热点，大打没有硝烟的舆论战、网络战、攻心战。其走卒们殚精竭虑地利用“国家”和“祖国”概念，模糊和淡化民众的国家认同。全面理解新时代爱国主义，需要深刻体会把握“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的丰富义涵和内在必然性，增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辨析相关的概念及其关系，厘清新时代爱国主义的认识误区，我们不难看到，爱国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激情的口号，更有着深刻的理性内涵；不仅仅是依恋的情感，更是扎根的实践。这不仅让人想到，1935年，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开学典礼上向学生们提出的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其言谆谆，其意切切。这三个问题，是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更是未来之问。毫无疑问，今天日益强大的新中国远非85年前任人宰割欺凌的旧中国所能比，她已经走出流血牺牲、生死考验的境地，走出神州陆沉、存亡绝续的局势。但“爱国三问”仍然具有时代价值，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样问下去、答下去。唯有如此，才能为“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提供最深厚的底气、最有力的支撑。
参考文献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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