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现场观摩了思政课教学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强调“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1]。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并论述思政课的本质问题，深化了人们对思政课性质、功能和教育教学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深入理解“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应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在习近平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中，在不同课程观的比较反思中，在中华优秀德育传统的思想谱系中，研究把握这一重要论断的内涵实质、创新意义和文化智慧，增强做好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也是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基本遵循。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的序言中曾深刻批评彼·法尔曼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误解，“即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2]。同样，深入理解“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也不能把这一论断理解为有关思政课的“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更不能把思政课的本质“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应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在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中，在习近平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中，透过这一论断的历史出场逻辑把握其内涵实质和真理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为什么办好思政课，怎样办好思政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既是一个内涵丰富、相互联系、系统完备的理论整体，又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逐步深入的逻辑整体，体现了从个别到特殊、再从特殊到普遍的辩证逻辑。辩证逻辑是将不同判断和推理“互相从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3]487的科学理论思维，是“立足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理论认识的发展过程”^[3]489。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将辩证逻辑划分为“三种推理类型”和“两个发展环节”。^[3]487－490所谓“三种推理类型”，就是个别判断(用来肯定或否定地陈述某一个别事物的某种一般的性质)、特殊判断(用来陈述事物的某种关系规定和实质的规定性)、普遍判断(用来陈述事物的一般本性)。所谓“两个发展环节”，就是从个别到特殊、再从特殊到普遍的发展演进。深入理解“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首要任务就在于厘定其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逻辑环节在习近平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中的地位和作用，阐明其对深化拓展有关思政课建设本质规律认识的重要意义。本文以习近平相继提出的“思政课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的主渠道和显性课程”“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三个论断为例加以阐释。

2016年，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4]277后来他又进一步强调指出：“思政课要做思想政治教育的显性课程。”^[4]386综合这两个重要论述可以发现，将思政课作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的主渠道和显性课程，是习近平立足社会主义学校的组织运行、教育教学及其本质规律，着眼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提出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着重阐明的是在学校教育教学实践中，如何认识和处理思政课与思想政治工作(教育)、思政课程与其他各类课程的关系问题。其深刻的理论意涵在于，它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生命线的宝贵经验，明确了思政课在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大系统中的主渠道地位和显性课程性质，同时又兼顾了其他各类课程的独特育人作用，进一步提出并阐发了思政课(主渠道)与日常思政工作(主阵地)相互融通、思政课程与其他课程同向同行等重大命题。其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在于，它旗帜鲜明地回应了一段时期以来学校思政课建设和日常思政工作条块化分割的“两层皮”问题，以及一些人企图把思政课变成隐性课程并完全融入其他人文素质课程之中的错误倾向。

2019年，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4]373相较于“思政课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的主渠道和显性课程”，将思政课确立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拓展了从学校组织运行、教育教学层面理解和把握思政课的认识理路，进而从“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出发，将思政课的地位、性质和作用提升至关乎教育根本任务和根本问题、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彰显出更高的政治站位。将思政课确立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还拓展了从思政课与思政工作、思政课程与其他课程关系维度理解和把握思政课的认识理路，进而从教育根本任务和根本问题、学校办学方向和人才培养等维度，丰富和拓展了对思政课本质的认识，彰显出更大的理论视野。以“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为观照，习近平对新形势下办好思政课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战略谋划。一是明确了思政课的独特属性，指出“思政课的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专业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4]388，“思政课教学是一项非常有创造性的工作”^[4]380。二是揭示了思政课的基本功能，提出“政治引导是思政课的基本功能”^[4]383，“思政课重在塑造学生的价值观”^[4]383。三是阐明了思政课的主要任务，提出思政课要解决学生理想信念问题，要引导学生立德成人、立志成才，要教会学生科学地进行思维。四是明确了新形势下办好思政课的实践要求，提出要把思政课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认识；办好思政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信心问题；办好思政课，要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按照“六要”的标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按照“八个相统一”的要求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

从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到2019年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再到202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对思政课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日益提升，体现了高度自觉的辩证逻辑。如果说将思政课理解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的主渠道和显性课程，是立足学校组织运行和教育教学，针对思政课同思政工作及其他课程关系提出的“个别判断”，将思政课确立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是在“个别判断”的基础上，从教育根本任务、根本问题高度提出的“特殊判断”，那么，这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则是在“特殊判断”基础上提出的“普遍判断”，深层触及并科学揭示了思政课的本质规定，因而也内在葆有更为普遍、更为根本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合乎逻辑的丰富和拓展，是新时代我国思政课建设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

综上，深入理解“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应遵循这一论断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辩证逻辑，在个别判断、特殊判断和普遍判断相互联系、接续发展、辩证统一的逻辑整体中，认识和把握其内涵实质。从个别判断来看，作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的主渠道和显性课程，思政课讲道理的核心意涵在于打通思政课与思政工作、思政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不仅将思政课所讲的道理呈现于课堂之上，还要使之见于日常生活之中，实现“想法”“说法”与“做法”“活法”的辩证统一；不仅将思政课讲道理的任务贯穿于思政课教学中，还要渗透于其他各类课程教学中，实现知识、技能与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的辩证统一。从特殊判断来看，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讲道理的核心意涵在于紧紧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讲清楚“立什么德，树什么人”“何以立德，怎样树人”，做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教育人，用党的理想信念凝聚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人，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激励人，培养造就大批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从普遍判断来看，思政课讲道理的核心意涵在于有理可讲、有理要讲、有理能讲。展开来说，有理可讲是思政课讲道理的根本依据。思政课的道理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科学体系，深刻凝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集中表征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为学生立德成人、立志成才提供了根本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有理要讲是思政课讲道理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日益扩大开放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形势和斗争更趋复杂，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更趋多样，学生提升思想政治素养和道德修养面临的挑战更趋严峻。在此背景下，只有讲好思政课的道理，把道理讲到学生心坎上，落实到生活实践中，才能真正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确保党和国家事业代代相传、后继有人。有理能讲是思政课讲道理的关键所在。思政课教学的政治性、思想性和专业性，内在需要以讲道理的方式触及学生心灵，回答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解决好学生成长成才面临的思想困惑，处理好讲故事与讲道理、讲过程与讲结果、教师用心教与学生用心悟的关系，从而使思政课的道理既入脑入心，又入情入理。

课程是学校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如何理解课程的本质是建设和运用好课程这一途径和载体的基础性、前提性问题，而对课程本质的理解则归属于课程观的范畴。由此，深入理解“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还需要在厘清这一论断内涵实质的基础上，探寻把握其在课程观层面上实现的理论创新及其重要意义。

在近些年思政课教育教学的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中，围绕“思政课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涌现出了许多具有典型性和影响力的课程观。其中，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当数知识性课程观，即从知识构成角度理解思政课的本质，侧重分析和教授不同学段各门思政课所承载的陈述性知识，并在不同知识模块之间构建起相互联系的逻辑关联。事实上，强调“课程即知识”是现代学校课程建设的基本观点，如夸美纽斯就致力于通过构建“百科全书式”的课程，将表征人类一切优秀认识成果的知识教授给学生，从而为学生未来生活做好准备；斯宾塞则致力于通过课程向学生传授代表永恒真理、具有永恒价值的科学知识，以期克服现代社会在知识总量激增与有限性课程编制之间的突出矛盾；二者的共通之处都在于以课程承载知识，以知识助力学生未来生活和理性发展。历史地看，知识性课程观对于提升思政课课程设置的系统性、教材建设的权威性、教学实践的规范性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然而，思政课的基本功能在于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在于通过满足学生对知识的渴求实现价值观引导；在这里，“知识是载体，价值是目的”^[4]384，只有“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4]384，才能真正实现思政课的目的。过于强调知识性，抑或割裂知识和价值的关系，就会把思政课混同于其他课程，从而背离思政课的初衷和本质。

如果说知识性课程观侧重回答和解决的是“教什么”的问题，那么围绕“怎么教”的问题，便产生了要素性课程观，即从课程实施的要素角度理解思政课的本质，侧重分析和构建思政课教学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以要素性课程观为指导，许多地方和学校构建完善了思政课教育教学体系，搭建形成了具有地域和学校特色的思政课系统，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要看到，要素性课程观并没有脱离知识性课程观的认识理路，而是承接和遵循了知识性课程观及其背后的逻辑，其所构建的思政课教育教学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一个实践体系，而是一个知识体系。这种体系常常侧重于显性化的知识版图绘制，而难以兼顾潜隐性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塑造；侧重于系统化的知识灌输，而难以兼顾深层次的价值引导；侧重于精确量化的阶段性知识考核，而难以兼顾多样性、实践性、发展性的价值评估。除此之外，要素性课程观虽然建构形成了有关思政课本质的系统性、结构性解释框架，但是却将其分解为若干构成要素，而这些要素的相加并非就等同于思政课本质，因而也难以助力和深化我们对思政课本质的理解与把握。

在知识性课程观、要素性课程观基础上，近年来另一种值得注意的对思政课本质的理解，则为程序性课程观，即将思政课的本质理解为学生学习、领悟、践行思政课相关知识的过程，将思政课教学理解为对这一过程的程序性设计。与知识性课程观、要素性课程观相比，程序性课程观突出了学生在思政课教育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注重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致力于回答和解决“怎么学”的问题。这种课程观吸收借鉴了现代教育学有关课程本质理解的理论资源和学术成果，将思政课教学的重心从强调学科内容转向注重学习者的经验和体验，从强调教学目标和计划转向注重学生参与课堂教学过程的价值^[5]，在思政课课堂的组织形式、教学方法、教育技术、话语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富有创新性的探索。实践表明，“一些思政课堂运用小组研学、情景展示、课题研讨、课堂辩论等方式教学，让学生来讲，这有利于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4]386。在充分肯定程序性课程观及其实践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须注意和避免如下两种倾向。一是避免滑向绝对的“学生中心主义”，即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满意率作为衡量思政课教学改革及其成效的唯一标准，而削弱教师在思政课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和主体责任。有研究表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虽然初衷较好，但在实践中常演变为把学生满意度置于教学目标之上，使学生无法获得教学本应提供的丰富学习经历，因而最终对学生也并不友好。^[6]二是避免滑向绝对的“教学工具论”，即将思政课教学改革的重心过度寄托于方法、载体、话语等工具层面上的推陈出新，而脱离思政课育人的核心目的和教学内容。须知方法是为教育目的服务的，同时也是与教育内容相匹配的。坚定的理想信念，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是仅通过感性化、趣味化、娱乐化的教育工具和活动就可以获得的，而是必须诉诸持久的、连续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才能实现。

综上，“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不仅在于它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思政课的本质问题，更在于它超越了知识性、要素性、程序性的课程理解方式，在更为整体、更为实质的意义上触及并揭示了思政课的本质。一方面，它深层契合了思政课重在政治引导、价值观塑造的功能本质，超越了将知识和价值割裂对立的课程观，以道理为中介实现了知识传输、价值塑造和实践淬炼的有机贯通。另一方面，它科学把握了“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这一思政课教学的特殊要求，超越了将教师和学生割裂对立的课程观，而是将教师“有理讲理”与学生“信理践理”整合为一个过程性的有机整体。

从更深层次来看，“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的创新意义还在于，它作为习近平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一个普遍判断，与诸多个别判断和特殊判断形成了相互联结的理论整体，共同揭示了思政课蕴含的特殊矛盾和本质规定性。正如毛泽东所言：“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7]对思政课来说，这种特殊矛盾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提出的“八个相统一”，“讲道理”则是贯穿“八个相统一”之中并将之落到实处的本质规定。例如，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就是要以讲道理的方式发挥思政课的政治引导功能，通过透彻的学理分析和彻底的思想理论回应学生、说服学生、引导学生。又如，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就是要将政治性的大道理、科学性的真道理贯穿融入各种知识模块之中，引导学生穿越一个又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情境和知识丛林，实现认知上的升华和价值观念的重构，从而既满足学生的知识渴求，又破解学生的思想困惑。再如，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就是要通过讲道理的方式嫁接起科学理论同生活实践的桥梁，引导学生在理论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开展各种各样的思想历险、价值比对和思维训练，从而将彻底的理论、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价值观以及合理的生活态度熔铸为一体，贯彻到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中。

习近平关于“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的重要论述，彰显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葆有深刻的文化智慧。从表达方式来看，“讲道理”本身就是一个中国式表达，不但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话语之中，而且具有丰富的中国哲学意蕴。从具体语境来看，这一重要论述不但揭示了思政课的本质在于讲道理，而且还以中国式的概念表达明确了思政课讲道理的基本要求(讲深、讲透、讲活)、关键环节(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和总体目标(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体现了对中华优秀德育传统的高度自觉和继承发展。由此，深入理解“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需要透过中华优秀德育传统的思想谱系，深切体认和汲取这一重要论断蕴含的文化智慧。

透过中国哲学的“道”“理”之论，深刻汲取讲好思政课道理的文化智慧。“道”和“理”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长期都是分而述之的。钱穆就指出：“中国古代思想重视道，中国后代思想则重视理。大抵东汉以前重讲道，而东汉以后则逐渐重讲理。”^[8]具体来说，“道”首先是与“器”相对而言的。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上》)，“道”在这里指的是阴阳之气聚散分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没有具体的外在形象，因而也难以借由感觉器官去把握和感知，所以老子才说“道”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道德经》十四章)，故“形而上”意义上的“道”又被称为“虚道”。同时，“道”又是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庄子所说的“道行之而成”(《庄子·齐物论》)，韩愈所说的“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原道》)，指的都是人为了一定的理想和目标所采取的行动。不同的人依据不同的理想和目标便形成了不同的“道”，从而在主体意义上产生了君道与臣道之分，在伦理意义上形成了君子之道与小人之道之别，在政治意义上分化出王道与霸道之立。孔子所谓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说的便是人们基于理想和目标的差异所进行的实践选择。与“道”的形而上含义和属人特性相比，“理”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往往凸显出更大的客观规律性。东汉王弼在《易经》注中所说的“物无妄然，必有其理”(《周易略例·明象》)，指的便是天地万物运行发展的规律。后至宋明理学，“理”则不仅上升至类似于道的形而上层次，如朱熹就认为“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朱子语类》)，而且还获得了经由“格物致知”进而“穷其理也”的认识论路径(《大学·传》第五章)。

综合中国哲学“道”“理”之论可以发现，“道理”一词原本就具有丰富的道德教化意涵。一方面，形而上意义上的“道”和“理”是道德教化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人在这种客观规律面前并非无所作为，相反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实现“天道”和“人道”的统一，可以通过“格物致知”认识把握规律；而循道而行、格物致知的关键便在于树立正确的理想和目标，用今天的话说便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讲好思政课的道理必须坚持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着力解决好学生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要全面贯彻讲深、讲透、讲活三个基本要求。所谓“讲深”，就是要深入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客观规律，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客观历史进程，讲清楚“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道理。所谓“讲透”，就是要引导学生在通晓人类思维及其实践的历史和成就基础上，更加透彻地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在通晓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基础上，更加真切地体认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所谓“讲活”，就是要把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将思政课所讲的“大道理”同自我成长成才的“小道理”结合起来，将做人做事的正道坦途与日常生活中具体而复杂的价值选择结合起来，从而以格物致知的精神由小见大、逐层递进地感悟科学理论的真理力量，体认科学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养成科学理论内在要求的精神气质。

透过中国德育的“心性论”传统，深刻汲取讲好思政课道理的文化智慧。“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范畴，也是中国古代德育的基本主题。蒙培元在《中国心性论》一书中就指出：“中国心性论，既是本体论，又是价值论；同时还包括许多认识论和心理学问题。……它所讨论的是关于人的存在和价值的问题。”^[9]从德育角度来看，作为本体论的“心”是同“道”和“理”相对应的主体性力量，是道德教化得以展开并落实到人们生活实践中的基础和前提。王阳明所说的“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传习录》上)，就是这个含义。作为认识论的“心”是人们“明道”“悟理”的关键中介，也是人们认识和践履道德规范的驱动性力量。正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道德教化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心性上“修道”以达到“长善救失”(《学记》)。作为价值论的“心”则是人们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践枢纽。例如，《大学》里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德目，“正心”就处于上通“家国天下”、下达“格物致知”的枢纽位置。

那么，讲好思政课的道理该怎样继承和弘扬中国德育的心性论传统呢？习近平作出了表率。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儒家传统心学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剔除了其唯心主义的落后成分，保留了其重视修身之要、突出知行合一等合理因素，并将其融入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实现了对儒家心性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明确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10]，修炼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关键在于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习近平关于“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的重要论述也蕴含对古代心性论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集中体现为其高度重视“心”的重要作用，强调“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1]。这些都提示我们，讲好思政课的道理也应立足修炼共产党人“心学”的高度，将锻造理想信念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为此，要自觉遵循理想信念“先知之而后信之，信之而后行之”^[11]的规律，使思政课所讲的道理既要入脑更要入心，既要通情更要达理，真正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把握好事与理、情与理、心与理之间的矛盾和张力，统筹好情感共鸣与理论说服、心灵体悟与理性认同的关系，使“大道理”更加具有亲和力，使“真道理”更加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