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始终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重要使命。[1]为了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新人，中国共产党在接管高校后迅速推动课程改革并探索政治课教学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结束不久后，1949年10月5日，清华大学正式启动了政治“大课”，推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等政治理论进课堂。政治“大课”的组织与建设，是清华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思政课的重要标志。系统剖析清华大学设置政治“大课”的时代背景、组织结构、工作机制和课程模式，既有助于探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铸魂育人、教育改革、课程革新的历史脉络，亦可为继续推动新时代“大思政课”改革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经验与借鉴。
一、立足国情、校情与学情：“大课”政策的出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不仅需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教育体系、贯彻新的教育理念，更需要将加强政治教育的任务落实到具体的课程教学之中。清华大学对于政治理论课的探索，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推动高校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和培养国家建设所需人才的必然要求。
第一，从国情出发，建设政治理论课是培育国家新型人才、加强思想教育的必然要求。早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曾办过延安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等军政类大学，这些大学侧重政治教育，为党的机关、军队和边区政府培养了大量优秀干部，积累了政治理论教学经验。在接管大城市及普通综合性大学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改造旧大学、培育新人才的新任务。由于各高校背景复杂、师生思想各异、课程设置不一，高校课程改革也随着新解放区的开辟及高校接管工作同步展开。[2]
政治教育还关乎思想改造与思想斗争。受到冷战国际局势、新旧政权交替、长期革命与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路线。如何在大学教育中加强革命政治教育，落实为国家建设培养新人才与推动青年思想改造，课程改革成为落实这两大任务的重要抓手。
在新的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大学“业务课”与“政治课”进一步区分开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钱俊瑞认为，政治教育配合业务教育，才能解决全盘的教育问题。其中，业务课的目的是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技术，而政治课的目的是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国家需要“和人民相结合的科学家”[5]66，需要技术与革命的政治相结合，需要加强革命的政治教育。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费孝通将学习业务课与政治课的关系比喻为“磨刀与操刀”，他认为充实技术好比“磨刀”，磨得快快的；建立正确的思想好比“操刀”，使我们的刀不被敌人所用。随着经济与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政治课越来越被视为有利于让大学“教育出来的每一个人，都能忠诚地去为人民服务”[5]192的课程。从国情与时代需求出发，清华大学面临着探索政治教育与课程改革的重要任务。
第二，从校情出发，建设政治课是革新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的必然要求。清华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北平接管的第一所大学。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1月10日接管清华大学时即宣布实行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致力于将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一所人民的大学”[6]。但在1949年春季学期开学后，清华大学发现原有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方式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例如文学院和法学院的课程内容有非马列主义的成分，需进一步商讨研究。
1949年3月，北平文管会正式着手推动北平市内各高校的课程改革。1949年4月，中共北平市委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决定在全市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对于青年学生的政治教育，北平市委学习委员会提出，应把《改造我们的学习》《社会发展史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等作为基本学习文件，培养青年学生的革命观点、群众观点与劳动观点，确立革命的人生观，与工农结合并为人民群众服务。[4]15
在思想教育和学习运动的大背景之下，清华大学的教育改革尤其是政治课的建设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1949年5月4日，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并明确指出，大学的中心任务在教学，教学的中心工作在课程，课程改革是改造大学最主要的工作，而课程改革中最大的工作是全校共同必修的政治课程。1949年暑假，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召开华北各高校负责人会议，决定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列为大学生的必修课。然而，如何教、谁来教，各校负责人普遍表示感到困难，清华大学亦面临着特殊校情、教学模式固化、缺乏政治课教师等问题。
第三，从学情出发，清华大学政治课程建设是学生思想转变与理论学习的必然产物。在北平解放前后，清华大学学生的思想已经开始发生转变，部分学生对于课程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部分进步学生成立了迎接解放人民服务委员会，把全校学生编成五个大队，每个大队有六七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三个小队，积极主动学习与研讨新民主主义理论、各项政策和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还有学生已有了“改造自己的萌芽要求”，响应号召到清河制呢厂、石景山发电厂做工人教育工作，到附近乡村访问和调查，甚至直接参加解放军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各项工作。但从理论层面来说，大多数学生缺乏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面了解，进步学生希望对此有更为系统、深入的学习。
在1949年秋季学期入学的新生中，仍有不少学生是非无产阶级成分，对马列主义和新中国的认识比较少。他们不仅不了解共产党，还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共产党胜利以后会不会腐化变质？新社会里的干部使用制度与个性发挥有无矛盾？为什么非无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此外，部分学生还对教育理念和学校课程设置存在困惑。例如，有人关心能否毕业和毕业后的出路；有人提出为人民服务与为工农服务有何关系；有人提出“改造清华园”；亦有人讨论如何改革学制与课程方案。[5]57因此，建设新的政治课程模式，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清华大学转变学生思想与答疑解惑的客观需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清华大学政治课的出台与建设是培育国家新型人才、加强思想教育的必然要求，是革新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的必然要求，也是学生思想转变与理论学习的必然产物。对此，清华大学基于国情、校情与学情，开始探索建设“大课”委员会，指导全校政治课程建设，探索帮助学生确立革命的人生观的具体方法与路径。
二、整合教师资源：“大课”委员会的组织与动员
针对各高校存在的师资与学情问题，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提出“教学相长，师生互助”的原则，要求各高校一方面纠正学生依赖教员、教员脱离学生的教学方式；另一方面要自力更生，探索政治理论课模式。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亦要求各高校要开设“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这两门全校必修课。[9]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根据“教学相长，师生互助”的原则，开始加强组织与动员，整合教师资源，筹备建设全校必修课。
首先，上下联动，充分整合教师资源，建立“大课”委员会。政治课建设的第一步是要打通教员的思想，发动教员来担负教学工作。1949年7月6日，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叶企孙在校教授会上传达了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决定开设大学生共同必修课的决定；8月30日，校务委员会会议表决通过成立全校公共必修课程委员会，费孝通为召集人。校委会重点在文法学院教员中召开报告会与座谈会，推定10名教员和学生代表组成共同必修课委员会，这成为“大课”委员会的雏形。
1949年9月10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举行华北各大学公共必修课之一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座谈会，进一步讨论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教学目的、教材资料、教学方法等问题，并决定由各校教授专家组成“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学委员会，领导辅助各校进行该门必修课的教学，各校另行成立分会，由教员、同学推选人员共同组成，具体领导各校教学的进行。[10]
根据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的指示，1949年9月23日，清华大学第二十四次校务委员会会议对最初的全校公共必修课程委员会进行调整，将全校公共必修课程委员会改为两个教学委员会。一是“辩证唯物论及历史唯物论”教学委员会，简称“大课”委员会，由费孝通担任召集人，初步确定组织29名教师担任委员；二是“政治经济学”教学委员会，王亚南为召集人，共组织10名教师担任委员。
从工作任务上看，“大课”委员会须计划及推进“大课”教学事宜，通过“大课”使学生建立革命的人生观，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组织结构上看，“大课”委员会隶属于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并受到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的指导，向下依次设“大课”常务委员会、班会、学习小组，常务委员会中还设置了秘书组、学习报编辑部等辅助组织。[11]
1949年10月，“大课”委员会进一步明确了成员名单，包括“大课”常务委员会委员12人，班会教员18人，秘书组4人。整体而言，“大课”委员会成员以社会学系、哲学系、历史学系专任教授为主，辅以政治系、电机系、地质系等学院的青年教师，院系结构与专业结构十分多元。1950年，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再次修订了“大课”常设委员会委员名单，叶企孙担任“大课”委员会主席，费孝通担任副主席，任华担任代副主席，季镇淮、郭良夫等27名院系教师担任常委委员。
“大课”委员会的建立与成员的调整，充分体现了清华大学高度重视政治课的组织建设。“大课”委员会在贯彻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学委员会原则的过程中，打破院系壁垒，充分挖掘全校教师资源，初步建立起教学团队，为开展全校性“大课”建设奠定了组织基础。
其次，加强教员培养，做好课程准备。由于“大课”委员、教员来自不同院系，学科差异大，教员研究专长、知识体系和教学方式各异。不同教员对于政治理论的理解也存在差异。他们当中既有资深教授，也有新任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员，他们对于“大课”知识与理论的熟悉程度不同。因此，“大课”委员会成立后，亦注重对教员的思想教育与理论培训。
一方面，清华大学注重全体教师的常规集体学习，要求全体教师大约每两周听一次专题报告。从1949年10月至1952年，先后有上海市市长陈毅到清华大学作“关于大团结问题”报告，团中央书记冯文彬讲解“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外交部乔冠华讲解“国际形势”，哲学家孙定国作“关于学习历史唯物论”的报告，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作“关于国防建设现代化问题”报告，等等。这些集体学习为提升“大课”教员乃至全校教职工的思想理论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清华大学“大课”委员会注重提升“大课”教员的教学技巧。1950年3月，清华大学邀请胡华同志专门为“大课”干部讲授“怎样教学革命历史”，具体讲解中国革命史的教学方法。胡华强调，必须要有很明确的强烈的革命的立场、丰富的革命感情，避免没有感情、没有血肉地照本宣读与平铺直叙；更需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来叙述革命历史，注重确切性、具体性、整洁性、战斗性四个方式问题。[5]220－221这些专门针对“大课”干部与教员的学习讲座，对于迅速提升“大课”教员的政治意识与教学技巧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大课”委员会还有领导、有组织地展开教学研究。在具体教学内容中，“大课”委员会将全部学习分为若干单元，每个单元分为演讲、小组讨论、解答问题三个步骤，为“大课”的有序组织制定工作流程与工作方法。清华大学还在“大课”委员会的基础上创新教研模式，重点试办了教学研究指导组，以发挥集体力量改造教学、提高教学水平为主要任务。[5]99
最后，加强课程宣传与动员，形成学习的热潮。在政治“大课”正式启动之前，为了让全校学生都明了“大课”的重要性、课程形式与内容任务，“大课”委员会有针对性地进行课前动员。一是结合迎新工作、建国庆祝活动展开宣传，使学生参与到一系列的群众大会和学习讨论会中，进行政治“大课”动员；二是根据当时学生的情况，结合文工队表演加强政治学习。1949年10月5日，华北大学文工队到清华大学演出话剧《思想问题》五幕剧，讲述解放后华北大学在北平改造学生思想的过程和经验，说明为什么要改造思想、怎样改造和改造结果，指出集体学习的过程中容易发生的各种偏向。话剧《思想问题》成为“大课”的缩影和预告，对“大课”的正式展开起到了动员作用。[5]197
为了加强宣传和动员，“大课”委员会还领导成立了一个编辑委员会来办学习报，并将学习报贴在内校门和学生食堂，以提高传达效率和学习效率。清华大学学生会亦参与到“大课”建设中，选拔进步学生和学生会成员担任学习小组组长、承担学习报印行等工作，直接参与“大课”教学活动；学生会的各项课外活动亦尽可能地联系政治学习的内容，通过学习园地、演讲等活动反映学生的思想状况。[12]
可以看出，“大课”委员会是在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和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共同指导下成立的一个新型教学团队，动员了当时倾向马列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进步教授、青年教师和学生，具有多层次性、多学科性的特点。在“大课”委员会的组织下，“大课”教员与全校教师均展开了一系列的理论学习，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与工作步骤，并结合建国庆祝活动、开学迎新活动、文工队汇演、办学习报等方式，加强对“大课”的宣传，为“大课”的正式展开提供了组织准备与思想准备。
三、教学相长，师生互助：“大课”教学的展开
清华大学“大课”委员会在成立以后，开始推动“大课”学习体系的建设。“大课”初创，不仅体现了规模之大、课程之新，还探索了“大课”、班会、小组等一整套教学形式，结合形势发展不断调适教学内容，加强思想总结与课后实践，将政治课与现实结合起来，实现教学相长、师生互助。
第一，创新教学形式，建立全校师生集体学习体系。在课程启动阶段，“大课”课程组织形式服务于思想改造的规律，按照启发—暴露—讨论—研究—解决等步骤展开。因此，课程组织形式是按照先小组、再班会、后大班三个层次建立起来的。
“大课”启动的第一步是建立学习小组。学习小组在院系原有的各级学习小组的基础进行合并，以每组10人到20人为原则；全校共分为100多个小组，小组长由学生担任。待小组成立之后，“大课”委员会对小组进行登记，并在登记小组名单时，分发小组所用的四种参考书和第一次小组讨论的提纲。1949年10月10日晚，“大课”课程组举行了全校学习小组讨论，注重引导学生分析“思想问题”中的典型问题，以引导学生自觉思考与改造自我。
“大课”启动的第二步是建立班会组织。由于全校各院系学习小组数量太多，教员人数不足，难以进行学生与教员之间的充分讨论，因此清华大学以各院系学习小组为基础，以100人到200人为原则组织班会，加强教员和学生之间的联系。全校共分成17个班，班教员由本校教师担任，负责指导班会讨论。1949年10月12日，第一次全校班会召开，主要讨论了为什么要上政治课、业务课和政治课怎样联系、既有的学习组织形式是否合适三个问题。
“大课”启动的第三步是开展“大课”演讲。“大课”面向全校两千余名学生，讲员由校外专家或本校教授担任，工作流程是“大课”委员会指定一名讲员在全校“大课”中作启发性的演讲，每两星期召开一次。为了增进“大课”演讲的效果，“大课”委员会在物资设备上进行了准备，从新华广播电台购置扩音器装备，由电机系的教职工和工友分别在大礼堂和四个大教室布置了扩音器传声。1949年10月17日，第一个学习单元的“大课”由吴晗演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引论。听讲的人不仅有2300名学生，还有六七百名教职员、家属以及工人，他们或现场聆听，或通过扩音器收听学习。本次演讲在师生之中形成较大反响。[5]198
在“大课”全部启动之后，“大课”演讲、班会讨论、小组学习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每个单元先通过“大课”演讲与集体学习，使学生接收新思想并引导出“思想问题”；继而配合自主学习与小组讨论，使学生们在小组会里相互启发、相互辩驳。各小组的问题集中起来后，由师生加以分析，找出当时学生中存在的主导思想问题并传达给班教员；再由班教员根据研究结果，引导学生发现敌对思想，并予以批判，不断进行思想斗争。[5]225在具体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大课”委员会强调民主形式，以学生自学为主、讨论为辅，注重启发、挖掘学生的自觉性。
第二，结合形势与任务调整教学内容，把握“大课”内容的时效性与政治性。1949年秋季学期“大课”的各个教学环节均围绕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展开。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指定“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以斯大林所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教材，以毛泽东所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以及《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报告文件作为教材和学习材料。[10]清华大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大课教学注重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为两个真理、两件最锋利的武器，来改造大学生的思想，帮助学生自我解放与丢掉包袱，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树立革命的人生观，用辩证法来分析、观察、处理问题。[5]213
在完成1949年秋季学期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大课之后，清华大学“大课”委员会随即展开了1950年春季学期“新民主主义论”大课的准备工作。“新民主主义论”大课是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基础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重点学习毛泽东思想，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过程中学习中国革命、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学习毛主席怎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来解决中国革命实践的问题。[5]211相比于初创时期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大课，“新民主主义论”大课在课程内容上更为明晰，共分为七讲：一是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二是谁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三是中国革命经验；四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五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六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5]213－217
在“大课”组织结构与形式基本确定之后，“大课”委员会经常对教学内容进行不断的调整。在继续讲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的基础上，1951年的“大课”还在抗美援朝大背景下，重点贯彻爱国主义教育。1951年10月，清华大学教务处指出，一切课程都应当坚决地贯彻爱国主义思想，课程内容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思想、法西斯买办思想、封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和主观主义思想，在一般教学中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提高政治觉悟，树立爱国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一切为革命事业服务、一切为祖国建设服务的思想。
第三，加强思想总结与课后实践，将政治理论学习融入社会大课堂。在学期结束后，“大课”委员会决定在全校展开一次为期一周的政治课“思想总结”并提交典型思想报告，一方面用以巩固半年来的政治学习收获，使大家在思想改造过程中踏稳每一步；另一方面促进学生思想的继续改造、长期改造、不断改造。对此，“大课”委员会组成专门工作组，分析学生在一学期“大课”学习后的总体思想状况，协助学生展开深入的思想总结。[5]206
思想总结通过多种方式来展开。一是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先集中在每个人自己的主导思想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针对主导思想问题分析根源。二是通过温习理论知识、大组学习，参考典型记录、学员典型报告、专家报告等形式来展开自我反思。三是在互助小组中展开漫谈，分析自己思想的变化以及比较与别人在思想上的不同。四是典型报告与自我反省，学生分别在小组和班会里进行典型报告，互相批评和帮助。[5]208
在1949年秋季学期结束时，费孝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这一年》一文，剖析了自己1949年前后的心态变化以及自我反思、自我改造的历程[13]；冯友兰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年学习的总结》一文，进行思想总结[14]。学校还邀请两位学生作全校性的典型报告，汇报自己怎样一步一步克服自身的毛病，决心为人民服务。[15]171在1950年春季学期的“大课”结束后，“大课”委员会联合教职联、学生会合编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复习材料，以供学生复习参考。“大课”委员会还通过大字报、小墙报来宣传典型，为全校学生进行思想总结示范。除进行思想总结外，“大课”委员会还强调开展实践活动。在学期结束后，费孝通与北京市接洽，组织学生参加北京郊区土地改革，使各学院的学生积极参与到具体的革命实践工作之中，进一步加强了思想改造。
总体而言，清华大学政治“大课”的开展是教学模式的有益探索。从教学形式上看，“大课”注重组织大规模的集体学习，辅以班会讨论、小组学习等方式来推动学生自主学习与集体讨论。从教学内容上看，强调邀请马克思列宁主义专家从理论层面建立起系统性的知识结构；又强调学生通过讨论、思想总结等方式来形成深入的反思。从教学理念上看，“大课”既是一种具有严格组织与课程结构的公共必修课，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将课堂所学理论知识与实际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结合起来，使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
四、“大课”效果及其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清华大学政治“大课”的初创与实践，既是教育理念与课程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思想改造运动的关键举措。“大课”使校方、教员、学生都参与到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中，为进一步调整课程结构、展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奠定了基础，凝练成为清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优良传统，亦为新时代建设“大思政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有益借鉴。
首先，“大课”推动学生思想改造与社会实践。经过“大课”的学习与改造，将学生从传统的课堂讲授中“解放”出来，创造了一种新的学习模式，尤其在小组、班会讨论中，学生逐渐有了深刻的互助精神，并且能够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思想总结与典型汇报。学生整体的思想态度得到改观，大部分学生由否定或轻视政治学习转变为接受及重视政治学习，由空谈教条转变为初步学会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并在主观上要求进步。据“大课”委员会的统计，在第一学期的“大课”结束后，学生进步分子和积极分子已占到全校学生的半数。[15]167
而作为群众运动的“大课”，也推动学生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一是与土地改革相结合。1949年寒假开始后，清华大学文法两学院及农化系同学280余人主动参与北京郊区土地改革。1951年8月，清华大学进一步根据教育部决定成立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委员会，先后组织法学院等学生500余人分三批到西南、西北地区参观土地改革，到广西、江西、四川等地参加实际斗争。二是与抗美援朝相结合。1950年10月以后，清华大学结合“大课”的爱国主义教育，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学生爱国行动，召开反美侵略晚会，声讨美军侵略暴行，并成立反美侵略保卫和平委员会，展开校内游行、发表宣言、组织宣传、送志愿军慰问袋慰问信、向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等活动。[5]27
其次，推动教师思想革新与课程革新。在“大课”建设过程中，教师既是组织者、参与者，又是思想教育运动中的被改造者。作为知识传播者和课程组织者的“大课”委员会的教师成员率先在思想上取得了进步。从校务委员会动员座谈会中最初动员的10名教员，到全校必修课程委员会的29名委员，再到“大课”委员会的40多名委员、教员和秘书，他们首先在思想上成为清华大学政治课建设的先锋。
最后，推动学校调整教学方针，服务国家建设。在“大课”建设过程中，清华大学不断调整校级、院级、教学委员会的相关政策。随着国家教育方针的调整，清华大学进一步要求教学目标服务于国家建设，一切课程改革和院系设置都参照有关事业部门的需要，结合学校所具备的条件而定，以服务于国家建设所需和解决有关事业部门技术上的问题。
为进一步协调政治课程与业务课程，1951年9月10日，教育部要求调整已有的基本教学组织，如将政治教学委员会(或“大课”委员会)改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学研究指导组”“新民主主义教学研究指导组”或“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指导组”。[16]1952年年初，清华大学撤销“大课”委员会，并在“大课”委员会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了新民主主义教研组、中国革命史教研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研组、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等教研组，重新整合教学资源、规划教学内容。
1949年10月至1952年年初，清华大学基于国情、校情与学情，对高校政治课程教学模式进行了有益探索。政治“大课”实际上是在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体现了清华大学以政治课为切入点，准确把握学生思想动态，培育学生革命的人生观，在各高校中独树一帜，积累了政治“大课”教学经验。站在新时代建设大思政课的新起点之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清华大学政治“大课”的优良传统与历史经验，具有重要启迪价值。
第一，将时代需求与学生需求相结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清华大学政治“大课”的推行，既是国家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改造的时代要求，也是处于社会变革期学生思想变化与课程革新的客观要求。当前，处于新的大变局与形势任务下，高校“大思政课”担负着为党育新人、为国育大才的重要任务，既要结合国际国内局势、时代需求，又要结合新时代青年学生的心态与思想变化，不断创新教学形式，丰富教学内容，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教育青年，使新时代的“大思政课”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
第二，创新“教”与“学”的组织体系。清华大学政治“大课”具有鲜明的组织性，一方面有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教育部、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大课”委员会等各层次的沟通与组织机制，形成校内外相关单位的互通互联；另一方面，加强对学生的组织，通过“大课”演讲、班会、小组将全校学生有机组织起来。当前，“大思政课”的建设亦需要整体联动，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整合多种教学资源，发挥多学科教学优势，建立多层次、多结构的教学组织体系。
第三，教学相长，师生互助。清华大学政治“大课”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使学生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理解世界、理解中国、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并切实通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活动，使学生参与到实际工作中。当前，“大思政课”建设不仅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八个相统一” [17]的基本原则，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要求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体性，使学生在校内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都能成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的主动探索者，使“大思政课”迸发活力与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