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成式语言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发展，逐渐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表达策略。尤其是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语言处理工具带来的深刻影响，昭示着人类教育活动将要经历要素范畴的诸多变革。多轮次人机交互、生成性智能推荐、预训练学习模式等新技术促进了教育新样态的产生，使新一代人工智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可能。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化引发的连锁反应，必然会带来教育主客体关系、教育内容及环境的改变，同时催生各种复杂性问题。因此，有必要系统审视新一代人工智能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和规律，进而助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

随着算法革新、计算技术和网络硬件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正以颠覆性的力量解构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生态，其所带来的技术伦理新生态，或将突破数字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局限，使思想政治教育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呈现出超越性的变革逻辑。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施加者、输出者，代表一定阶级或集团，运用一定思想、观点对社会成员进行有目的性、有组织性的教导活动^[1]。在旧人工智能时代，智能体系发挥的主要作用是“传导”教育主体发出的生物体指令，出现类似智力协同的主体形式，但这种“人机混合”却未能突破人是教育主体的固有样态。然而，新一代人工智能凸显“机械大脑”的学习能力，能够模仿人类思维模式并自动生成仿生回应，不再仅限于“传导”，而是将逐步“替代”人作出高度相似的生物体指令，人脑与“机械大脑”在万物互联开放环境中发生了人机融合的“化合反应”，教育主体在人机融合场域中呈现出“二变一”和“多变一”的主体样态。一方面，人工智能将以“顾问”的形式出现，通过抓取海量数据为思想政治教育者提供数据参照，以个性化反馈、大数据分析和弱理性判断提高教育主体的教学潜能，使思想政治教育者有计划地分析和改造“顾问”方案，从而产生“人类智能增强”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带来教育场景的变革，思想政治教育不再局限于现实空间，而是可以在现实课堂、网络空间、元宇宙社区等多元空间之间自由切换，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也随之拥有现实的人、数字孪生、NPC(非玩家角色)、虚拟数字人等多重身份，提供智能柔性且敏捷可控的思想政治教育。由此，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现由现实躯体向由现实的人、数字人、虚拟人、语言模型等耦合驱动的新主体的拓展，实现教育主体形式和内涵的变革。

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施加对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学生所掌握，学生是显而易见的教育客体^[2]。唯物史观揭示了现实的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开端，在此意义上，所谓教育客体的变革逻辑，就是力求研究阐明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开端与前提上的实质差异^[3]。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生是向教师、课本和课堂学习新知识，而在互联网技术出现后，学生的学习渠道逐渐向网络搜索引擎、门户网站和局域网等方面拓展，学习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检索式学习强调键入关键词的动作，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浏览、选择、点读与学习需求相关的内容，这种方式虽然便捷、省时、自由，但依然靠大量输出教育资源实现知识覆盖，施教的过程仍是“自我教育”和“灌输教育”的单线型模式。新一代人工智能可以推理判断人类语言的模糊性含义，能够作出令人满意的逻辑性答案，为施教活动带来了双向的交互态势：学生直面的不再是平面化的视频、图片和文字，而是强烈拟人感的虚拟现实，学生可以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投身到评价、交流和反馈之中，推动自身进一步加工认知，迸发更多的批判性思考，驱动大脑投入新一轮的对话，并有机会与客体建立亲近的社交关系，进而降低学习内容的检索难度和话语转换压力。这种清晰直观的对话方式，既够能开门见山又能够由表及里，无所不知却又不会令人产生老生常谈的厌烦感，能够使学生挣脱网络信息爆炸带来的知识过载。尽管新一代人工智能不能直接创造人与人的教育场景，但源于“超级科技”所构建的类似于“志同道合”的虚拟友人，有望将学生重新带回“对话式”学习。

思想政治教育介体是指教育主体所掌握的各种方法和中介内容，通过这些方法和内容作用于教育客体，从而达成预期的教育效果。目前，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都离不开网络，网络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介体。随着网络的发展，大量电子文化产品应运而生，教育的叙事方式也呈现出非语言符号化趋势，趣味性的超文本“符号景观”持续扩张，捕捉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长期沉溺于符号叙事，宰制学生的注意力，悄无声息地挤占思想政治教育场域^[4]。而新一代人工智能则使教育介体从符号平面化向立体式递进，营造身临其境的沉浸体验。首先，智能辅助提升了教学路径的科学化和精准化，科技新动能促进超级智能和类脑特征的出现，甚至可以将人类的幻想具象化^[5]，带给学生更加灵活多样的受教途径。其次，智能虚构场景可以满足学生对学习方式个性化和过程化的需求，以语言识别、AI推荐、虚拟场景、预测推理为主的交互平台，弥补了传统教育方式中非同步交互的不足。最后，智能互联有效增强了主客体之间信息传递的效果，通过对数据的发掘、分析和推荐，关注受教者的心理需求，回避重复性说教，实现要点重点与棘手疑难的有效结合，拉近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交互距离。

思想政治教育环体是指教育活动所处的环境，包含国家社会大环境与教育关怀小环境^[6]168。对教育环体变革的认识，要掌握其变革逻辑、找准其本质。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持续进行教育实践创新以适应教育环体的变化，就大环境而言，逐步形成以人本价值为核心的教育共识，立足国家社会发展需要推进改革创新；就小环境而言，凸显互动性、科技性、叠加性的特征。但受到传统观念前瞻性不足的束缚，外界对教育环体的影响所引发的结果，往往并不会伴随着成因的出现而立刻反映出来。新一代人工智能倒逼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性能超越，主动适应环体的模式应势出场。其一，通过大文本数据训练后，人工智能不仅能模仿人类的逻辑动作，而且可以适应不同环境给出最优对策，避免任意拔高教学要求，能够避免教学中晦涩难懂的理论让学生感到无所适从的不足；其二，通过组建视觉智能＋强化探索的智能模型，自动找到学习材料的漏洞并及时进行反馈和修复，能够基于学生已有的学习基础和认知结构，准确甄别最优素材；其三，基于算法运行推出指向性教学内容，不会强制打破教育客体的价值体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友好性。此外，智能制造的出现将有助于开展个体关怀和因材施教。智能制造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强大的仿真能力，并且可以做到实时动态仿真，这种特点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场景获得极强的可塑性^[7]，能够打造立体化、三维化的场景模式，打破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限制，实现教育环体的柔性化变革，满足学生对教育环体的多样需求，进而提升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新一代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是技术进步的时代必然，但科技发明并非中立，任何新技术均具有正反两面性，新的风险考验也往往因智而生、因智而增。新一代人工智能有可能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式微甚至边缘化，因此有必要从差异化视角分析风险的表征形式和根源。

人工智能超高的技术能力，在为教育活动带来便捷服务的同时，也在逐渐吞噬着教育主客体的自主意识，可能出现主体性消解^[6]169、主体异化^[8]、主体性机械化^[9]风险。一是对智能技术的过度倚重弱化了施教者对主体能力的认知，遮蔽了施教者自身的智慧和影响，施教者愈发沉溺于技术性“效用主义”，就愈会不自觉地陷入自身能力的降维发挥状态。长此以往，教育主体就可能逐渐满足于被数据描绘的受教者画像，习惯于通过异智而非人的理性对受教者的心理和性格进行判断，对智能技术形成“绝对合理”的片面思维。这看似有利于科学施教决策，但实质上却容易使施教者在技术迷雾中陷入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失衡，丧失对提升自身素养必要性的认识，在培育学生创新思维、批判思维的时候可能束手无策。二是受教者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的“科技附魅”，可能导致学习自主性的堕化。智能学习系统的最大优点在于可以依据受教者的偏好，精准推送教育资源，但长期的“投喂供养”式教学，则可能导致受教者逐渐丧失好奇心和自我驱动，使学习被从生活中抽离^[10]。三是随时待命的智能技术改变了受教者的记忆模式，使学习变得松弛愉快却浅尝辄止，阻碍高阶思考能力的发展，人机交互的高度倚赖侵蚀了师生之间的思想交融和价值共鸣，主客体双方接触点锐减，教师失去了调动课堂热情的本领，弱化了激发学生积极性的能力，学生的求知欲下降、注意力分散，认为教师不再必不可少，尊师重道意识逐渐淡化，教与被教的关系受到严峻挑战。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4年全球风险报告》提出，人工智能“政治机器人”力压气候问题、经济下行和战争，成为第一风险，尤其是算法分发资源造成的“信息茧房”问题^[11]。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提出了人工智能服务透明性和内容准确性的相关要求。这说明，人工智能算法引起的遮蔽问题需要我们给予高度重视。算法是人的本质活动的技术体现，其编程和使用都受人的掌控，具有明显的选择倾向性。当我们将课程资源的选择权让与算法时，算法的“逻辑”可能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困于算法”，由此产生“算法政治性”风险。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中智能算法的普遍应用，可能导致受教育者进入“信息茧房”，沉溺于难以察觉的思维诱导，扼杀自身的判断力，进而引发思想政治教育“失声”风险。其次，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算法背后往往隐藏着多方利益较量^[12]，产品的开发者很难保持对利害关系的清醒抉择，当教育与技术的跨界合作不再以教授知识、凝聚思想和沟通理解为目的，而是为了刺激受众的某方面需求时，其结果必然导致教育偏离其本质。最后，人工智能产品的创作者设计某种算法框架，不会直接公开数据的推送权重，由于技术监管难以评估渗透在算法中的人文因素，因此可能会为“数据黑箱”的设置留有空间，倘若在未采取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急于解开“黑箱”，盲目地公开源代码，就将直接暴露算法漏洞，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被攻击或被滥用，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和意识形态风险。

生成式人工智能之所以令人神往，在于其具有人的属性^[13]，即它获得了理解人的喜怒哀乐并为此随机应变的能力。国内外的科研人员已经着手尝试通过神经融合生成技术模拟人的情感能力，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推动了情感动作的数字化^[14]，一旦这种能力在制造温情和控制情绪方面匹配了人的自然情感，就会使人迷失在这种“欺骗性”的人工情感中，造成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产生复杂的恐怖谷效应。恐怖谷效应是一个关于人与人造人感情关系的假定，即当人造人与人的外表、行为酷似的时候，人对人造人的情感上升，而当酷似程度达到特定高度时，人会猛然表现出抵触情绪，而当酷似度继续上升时，人的情感又会回归到正面，甚至完全移情到人造人身上。^[15]《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文件都将解决由人工智能情感制造引发的伦理问题作为重要内容，这意味着智能情感的伪造正式成为技术进步的风险性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包括人与人情感的互换、传达和碰撞，人工智能的介入虽然可以精准分析人的情感特征，也能生成个性化的情感陪伴以及吸引受教育者产生情感依附，但当人工智能以极其精准的方式持续投送情感共鸣时，被投送人会逐渐感觉到被窥视，进而开始产生情感怀疑和情感焦虑，产生任人摆布的强烈感觉，若不施加干预，这种感觉不会自动减弱或消失，而施教者难以洞悉受教者的情感需求，必然制约施教者与受教者的情感互动，若放任情感割裂的持续，受教者将逐渐发生向人工智能的移情效应，从而导致施教者话语权旁落，束缚教育主客体间“真实”情感的发展，产生拒斥心理，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

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对AI风险评估的重要内容就是AI的出现使传统数据和网络安全风险被放大，并且有些风险被放大得无法解释，破坏了AI常规化的“容错率”。当生成式人工智能被应用于低容错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时，整个系统的弱稳定性加剧，这是应当引起警觉的。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关键一环，其教学内容具有严肃性，即教学的方向决不能摇摆不定或敷衍了事。目前人工智能的不稳定性体现在仅能掌握预训练的过时数据，并不主动吸纳资讯，它只是专注于某一领域的弱人工智能，无法跨界使用，不具有自主意识和记忆功能，对于重复性问题，每次生成的答案也是随机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受教者频繁穿梭于不同甚至相反的教学解答中，其政治观可能被随意创造、篡改、超越甚至销毁，价值观塑造过程也将紊乱失序。另一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受教者只会选择他们认为对的，而不是教育者认为对的观点。然而，人工智能并不执着于结果的正确性，而是注重反馈与用户相关的思想观点、兴趣倾向或者个人标签等订阅信息，这种具有高度体验感和愉悦感的服务正逐渐吞噬受教者的注意力，在专注力有限的情况下，必然会加剧受教育者自我认知的偏离。

实现人与技术的和谐共生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焦点话题。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如何有效规避新一代人工智能对育人理念的冲击，其关键是实现技术进步和育人质量提升的同向同行。因此，应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出发，以更为科学合理的主客体关系、牢固的技术主导权、坚固的情感共识圈和新颖的元理论体系作为育人实践的动力因子，为提升育人质量与效率注入时代元素，为应对“智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问题提供进路。

在数字时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首要任务是定位好主客体关系动态相易的尺度，以聚焦角色定位实现创新发展。一方面，教师要正确认识自身是具有客体性的教育主体，坚持继续教育，学会驾驭越来越复杂的数字技术手段，掌握编程语言，具备有效识别算法应用的能力，积极探索智能引导的育人新模式，加强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交互，在数字应用中始终保持教育主体的先进性。同时，大胆超越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客二元关系，促进客体发展为同质的主体，形成双主体育人合力，对于客体的学习诉求和学习困惑，借助人工智能手段共同商议解决方案，使教育者成为“立场坚定”的主导者，人工智能成为延伸人类感知的介导，受教育者成为“自觉受教”的推动者。另一方面，学生要养成主体性意识，主动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思想观点的交流所”与“道德规范的汲取站”，积极获取客观数据的最优解，让技术手段作分析而不是作决定，充分考虑智能技术在决策中的道德因素，纠正“人终该被智能技术所驯服”的偏颇认知^[16]。此外，要把握好大学生乐于尝“新”、敢于试“新”和勇于创“新”的特点，培养大学生的技术思维和美学创造力，引导大学生谙习数字化伦理之道，提升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能力，形成政治自觉和道德自主的技术观念，建立在技术状态下与思想政治教育适切的角色伦理体系。

集中力量加强人工智能赋能智慧教育的功能性、引领性攻关，更好地把握原创性技术底座的技术主导权，规约技术发展的边界和走向，是影响技术与教育“功能衔接”的建构性的现实力量。发挥数字智能的技术优势，需要界定技术的应用限度和运行秩序，监管“幕帘”后的多元相关主体，避免因倾向性的数据应用破坏育人环境。^[17]一方面，应持续加强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研究，以数字技术＋意识形态为重点，着力布局培育新兴交叉学科，构建较为系统的监测体系，较为完善的培养序列。坚持“量体裁衣”的应用准则^[18]，适当将交互问答、学习推荐等规模化功能交由人工智能处理，将情感培育、情感激励等社会化职能保留在教育者的手中，依靠已掌握的成熟技术保障最低限度的技术运行，不过分积极延伸，深入研究教育中“何为不需”与“何为必须”，分层分类打造“思政智系统”。另一方面，应明确人工智能产品的身份标识和产权归属，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产权，主动参与算法规则的设计策划，强化算法模型的内部约束，降低技术滥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嵌于算法生成的逻辑体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约算法的重要功能^[19]，纠正算法偏见、拆封算法黑箱，构建风险可控、透明安全的“育人智阵地”。

情感共识圈具有“熔炉”作用，可以利用情感的“热”，“熔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达到情感共鸣的交融状态。教育者的情感投入越多，学生理解得就越深，回馈的情感就越多，进而将情感依赖转化为圈层认知。这种情感共识圈作为技术情感最鲜活的出场形式，具有促进教学相长的潜能。一是强化教育者的情感素养，掌握人机交互的情感因素，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提升运用技术以及与学生坦诚相见、坦露真情的能力，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赢得学生的信赖。二是强化情感原则的约束力，根据师生双方的情感态度，正向引导人机交互中的情感表达，警惕人文情感能力的退化，教师真情实意地尊重并信任学生，自觉放弃支配学生思想意识的欲望，把精力更多地注入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工作，投到对学生价值观塑造、道德观涵养和心理认知等人文关怀方面，维护技术文明和情感文明的平衡。三是强化情感危机干预，准确区分虚拟自我和以数字符号为代表的数字自我，引导学生在虚拟体验中沉淀对社会自我与精神自我的认知，引导他们既要规避和克服自我异化的情况，也要坚决抵制虚拟情感的诱惑，理性分配虚拟与现实的情感投入比例，对非理性、消极的情绪加以干预，破解虚拟情感“禁区”、扫除“盲区”，矫正自我情感“误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理论体系包括理论基础、概念划定、教育对象、一般规律、研究范畴以及解析框架和论证体系等问题^[20]。思想政治教育的全生命周期是指大学生从入学至毕业的校园生涯中，在专业文化课之外所展现的政治信仰、道德水平、价值观、心理素养等的动态成长过程^[21]。不断提高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稳定性，关键在于坚持以全生命周期研究为支撑点，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的前沿创新。从实践上讲，一是建设全生命周期调研采集智慧应用，及时获取大学生的思想行为数据，为开展针对性的教育工作提供数据基础；二是建设全生命周期数据分析智慧应用，明确各阶段的教育目标，提升教育工作的精准化；三是建设全生命周期评价反馈智慧应用，根据个体差异及时调整教育实践的运行方式，提升自我纠错能力；四是建设全生命周期兼顾规划智慧应用，通过人工智能与描述化技术的有效结合，统筹使用静态抽象与具象动态的课程资源，让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走向学生生活。从理论构建上讲，要把握技术时代“个人化”和“个性化”的鲜明特征，辨析人工智能本质上的存在性、必要性和应用可能性等问题，从而确认生成式智能技术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形式、必要步骤和融入路径，为智能技术的育人功能奠定理论基础，为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跨越式发展和新范式的产生提供手段支撑。

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复杂多面的影响，也给未来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变革带来了新生机，要主动思变，保持开放心态，充分释放新一代智能科技的技术红利，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