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1]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严重危害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错误思潮，主张以个体性叙事颠覆大写的历史，以碎片化的视角歪曲、污蔑，甚至全盘否定历史本身。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呈现出隐蔽性、欺骗性、迷惑性等特点。因此，应在揭示数字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的现实表征的基础上，探寻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的纠治进路，维护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
一、数字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趋向渐显
碎片叙事可以被视作小叙事的一种，是后现代社会的一种主流叙事方式，因其反对整体性、高扬个体性、宣传极端自由与民主等特点而拥有广泛受众。任何叙事都带有一定的阶级与意识形态倾向，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作为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叙事，通过任意虚构、裁剪、拼贴历史事实等手段弱化历史的整体性与严肃性。数字时代，网络技术革新助推了碎片叙事传播手段、传播内容的多样化，历史虚无主义借此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1．解构主义思潮消解宏大叙事
20世纪60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利奥塔、德里达等人宣布启蒙叙事的崩溃，现代性逐渐被解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与“反宏大叙事”成为一种席卷全球的价值取向。启蒙时代以来的历史进步论在现代性技术逻辑的支持下非但没有走向文明与进步，反而在一次次的危机中走向自己的反面。后现代主义者不再相信启蒙的神话，拒绝将历史视作一种具有内在线索的总体性过程，因此他们“完全不满于黑格尔以元叙事所构建的历史学和历史观念，他们执意的解构策略，提示着那些被元叙事视界所排斥的边缘外的晕圈，而且解构元叙事的结局并不指向任何新的元叙事的构建活动，他们认为，‘上帝已死’之后，连形而上学的王座也应该拆了”[2]。解构主义作为后现代的主流话语，在叙事层面可以与后现代主义画等号，其理论旨趣在于“反中心，反权威，反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抗思维路向，那么它提倡的必定就是非中心的、多元的、个体的、破碎和零乱的后现代价值观念”[3]。因此，解构主义思潮下的叙事拒斥宏大叙事的历史哲学思路，认为历史根本没有统一的线索、规律、意义与目的，将历史视作荒芜晦暗的碎片堆砌，进行碎片化的叙事，用离散化的异质个体话语消解主体的历史责任感。
在解构主义看来，历史既然已经发生就成为难以触及的过去，人无法实现对既往历史的考证。并且由于历史本身的流动性，历史材料间蕴含的联系与规律只是一种偶然的表达，历史意义与历史价值不过是历史碎片的断裂与跳跃，历史的确定性与规律性已经烟消云散。此外，解构主义还将历史叙事看作一种主观随意的过程。既然历史本身的面貌已经不可追溯，那么对历史的叙述自然就成了一种带有虚构性与主观性的活动，历史的客观性被完全摒弃，人们可以根据零星的历史碎片展开任意的想象与虚构，随意解释历史或者赋予其意义。在解构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历史叙事方式发生根本转向，贯穿历史的线索被抽离，或者说它根本不曾存在，历史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虚无主义借助解构主义的历史观念粉墨登场，推崇历史学研究的多元化与主观性，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陷入碎片化的窠臼，孤立静止地看待历史事实，恣意歪曲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片面地进行历史评价。历史虚无主义者从碎片叙事的逻辑出发，精心挑选或杜撰历史事实，实现对民族史和世界史中宏大叙事的解构或重构，并标榜自己是在新的世界观指导下认识与改造世界。这必然严重损害人们历史认知的科学性与严谨性，加深历史虚无主义的迷惑性与渗透性。
2．数字技术革新改变叙事手段
进入21世纪，数字化作为新一轮生产方式变革的核心，深深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其中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关键领域的科技革命已经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受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影响，数字空间中的信息传播手段、传播内容、传播效果也发生了改变。从传播手段来看，数字时代的信息传播更具便捷性。在技术设备与网络的支持下，网络空间中的信息传播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只要信息被转化为可以在网络空间中流动的数据，就可以被传播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社交软件与通讯系统的发展使信息传播更加即时，“越来越多的人类交流、生产和消费的工具变得微型化、非物质化，并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场所”[4]，信息传递的流动性不断增强。从传播内容来看，数字时代的信息传播更具多样性。既往的信息传播受信息载体的物理条件限制，传播内容有限。而在数字时代，依托网络技术设备，包含丰富内容的超文本得以降生。超文本不仅包括供阅读的文字，还包括视频、图片、动画等多媒介素材，是“一个通过链接而关联起来的系列文本块体，那些链接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的路径”[5]。超文本的出现助推了信息传播内容的指数级增长，网络平台成为浩如烟海的信息资源蓄水池。从传播效果来看，数字时代的信息传播更具渗透性。数字时代的超文本以其琳琅满目的内容、富有刺激的体验、排斥枯燥的导向，重构了主体的思维方式，以新奇性和刺激性吸引行为主体，传递信息潜藏的意识形态倾向。
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任何理论或者思潮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必然受到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革新，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呈现出数字化态势。并且，囿于网络平台发文的字数限制，主体的话语结构被迫转向精炼化、碎片化表达，跳跃式的阅读或浏览式的观看催生了浅层化的理解，这也契合了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的运作机制。由此，数字时代历史虚无主义借助信息传播机制与媒介生态环境变革，通过网络、手机以及微信、微博等新型媒介得以快速传播，以一种更加细分、多元、高效的方式向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
3．泛娱乐化心理渗入主流叙事语境
在解构主义思潮下，一切神圣庄严的东西都被一一拆解为异质的碎片，褪去了神秘的面纱，社会生活中崇高的信念与高尚的价值被降格为肤浅麻木的娱乐戏谑。在数字技术的助推下，泛娱乐化心理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尼尔·波兹曼洞见了后现代社会泛娱乐化心理对主流思潮的蚕食。他指出：“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7]一方面，泛娱乐化心理过度追求感官刺激与体验，用猎奇、恶搞、审丑等低级欲望迎合娱乐至死的低级趣味，使用户在娱乐虚无的沉迷与麻木中漠视、质疑甚至反对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导致意义世界的荒芜。另一方面，泛娱乐化心理主张碎片化的叙事方式与个体性的自我表达，这种浅层化与娱乐化的氛围虽然强化了主体性与娱乐性，但流于表面的思维模式最终将丧失批判的向度。通过考察“泛娱乐化”的底层逻辑可以发现，这种心理正在“虚化和销蚀着人们的精神信仰，使人的精神毫无目的地游弋在无边界的‘快乐幻境’”[8]。
“技术与科学今天具有双重职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9]进入数字时代，网络空间成为滋生泛娱乐化心理的主要场域。凭借海量的信息资源与高效的资源流通，泛娱乐化心理通过数字化生存的新样态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在泛娱乐化心理盛行的数字时代非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穿上了娱乐的外衣在网络空间涌现，隐蔽而持续地进行着意识形态渗透。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借助娱乐外衣与网络平台，制造偏离主流叙事的舆论导向，通过消解政权的合法性来取得意识形态控制权。在“娱乐至死”的叙事语境下，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通过数字技术对大众爱好的精准定位，大力迎合受众的娱乐消遣需求，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象渗入日渐娱乐化的大众话语。
二、数字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的现实表征
历史虚无主义在数字时代以更具迷惑性、隐蔽性、针对性的方式传播，催生了“去中心化”的个人叙事、“去体系化”的微观叙事、“去崇高化”的文化叙事，以碎片化的叙事模式撕裂历史的整体性，模糊扭曲受众的思想认识与价值评判，给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巨大挑战。对此，要全面审思数字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的现实表征，驱散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的迷雾，为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提供理论支撑。
1．依托“去中心化”的个人叙事，塑造受众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在场体验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论证是对他认为是真实故事的东西的阐释，而他的叙述则是对他认为是实际故事的再现。”[10]在解构主义思潮下，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受到侵蚀，历史没有了内在的统一性。历史叙事应该如何进行？解构主义的回答是“怎样都行”。历史应该由谁书写？解构主义的回答是“谁写都行”。由此，历史的客观性不复存在，个人叙事成为历史解读的一种潮流。在网络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信息壁垒被打破，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与接收者，信息传播格局也呈现出“去中心化”的趋势。历史虚无主义推崇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个人叙事，宣称“个人的主观经验或者历史实证主义认知的可靠性，对历史生成和建构的整体性认知进行无建设性意义的重新评价”[11]，这些主张在受众任意解读历史的过程中得到传播，塑造了受众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在场体验。
利用数字时代叙事主体多元化态势，扩大历史虚无主义受众范围。数字时代的技术革新使信息传播超越物理时空的限制，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参与历史叙事。不同叙事主体因文化背景、认知水平和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差异，对待社会议题与热点事件的态度可能会产生差异甚至冲突，这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侵入提供了空间。此外，网络空间中的错误思潮与理论夹杂于海量信息中，“受众很难辨别其中信息的真伪，将一些未经考证且动机不纯的错误信息大肆传播”[12]，被历史虚无主义所裹挟。
利用数字时代叙事方式主观化趋向，扩大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效能。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门槛大大降低，大众拥有更多的参与叙事活动的途径，并且可以通过塑造的任意虚拟身份成为网络空间中的带有不同“话语分量”的叙事主体。在“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时代，开放的网络平台成为叙事主体输出观点的主要场域，随意化与主观化叙事方式受到追捧，“人人皆为历史家”的观点甚嚣尘上。甚至，一部分人为了博得眼球与关注，极力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大力推崇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颠倒黑白、虚构历史，颠覆历史认识的科学性与严谨性。
利用叙事内容的虚构化，嵌入意识形态。随着AI算法技术在深度伪造与数据修改等方面的应用，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对超文本的歪曲、伪造、虚构来达到快速传播的目的。通过对超文本的虚构和篡改，历史虚无主义利用“微表情修改、AI换脸、音频造假合成、视频精修、虚拟现实创设”[13]等手段，嵌入大众文化叙事过程，意图混淆视听、抹黑先进、质疑主流，危害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极力推崇“去中心化”的个人叙事，通过网络平台与算法技术构建出历史可以被任意叙述的假象，其本质是利用碎片化的个人叙事颠覆历史逻辑，在个人任意解释历史、追求历史新解读的叙事体验中混淆事实，掩盖历史本质。
2．以“去体系化”的微观叙事，催生受众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盲目认同
列宁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14]列宁的批判意在强调历史事实之间的体系性与整体性，而这恰好是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所反对的。碎片叙事强调微观视角，歪曲历史事实，主张随意抽取历史片段并以此作为叙事基础。网络技术的应用特别是算法推荐机制的利用，强化了这种“去体系化”的微观叙事手段。算法推荐机制根据受众的浏览喜好与社会关系带来了认知茧房与文化圈层效应，受众的整体认知被特定的个体文化所取代，在同质化内容的共振效应下产生了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盲目认同。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形成信息茧房，用个别史料僭越历史本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5]历史科学是关于整个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科学，是唯物史观在社会历史事件中的投影。历史虚无主义拒斥这种宏大而线性的叙事手法，更不承认存在历史支流与历史主流的区分。在网络平台中，每一位叙事者也是被叙事的对象，加上算法推荐机制的作用，历史虚无主义开始通过碎片化、原子式的内容进行渗透。历史虚无主义利用“精准匹配”的推送机制，锁定目标群体，通过同质化内容的反复投送，为用户提供一个充斥着诱惑与欺骗的信息茧房。“历史虚无主义精准化渗透的最终目的，是固化受众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使之趋向自觉认同，在思想和行动上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拥趸。”[16]在信息茧房的包裹下，用户只能看到历史的碎片和个案，并把零碎的史料奉为圭臬，在历史虚无主义的蒙蔽下将这种碎片视为历史本身。例如，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用户，主要推送美化资本主义、唱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虚无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内容；对时政热点感兴趣的用户，主要推送恶意丑化国家领导人、损害地域民族情感的内容等。
利用算法黑箱，以历史偶然消解历史必然。进入数字时代，历史虚无主义者更加强调以偏概全的微观叙事，摒弃总体性、联系性的思维方式，用非普遍、个别性的历史事件否定历史规律。算法推荐机制所涉及的海量数据及其处理方法本身具有的高度专业性与复杂性，“‘所涉及的技术繁杂’且部分人‘无法了解或得到解释’”[17]，使受众放弃了对算法机制的追溯，忽视了算法推荐机制本身携带的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倾向。在算法黑箱的掩护下，历史虚无主义者将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联系的历史事件截取成一个个符合其政治图谋的案例，把精准化推送的内容标榜为客观公正的信息。这一方面削弱了受众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警惕性与辨别力，干扰了受众对推送内容的客观判断，造成了受众在算法推荐机制中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夸大了历史中偶然现象的作用，使受众放弃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把历史视作偶然因素的集合，否定历史必然。如大力推送苏联解体的内部原因，宣扬历史终结论，把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推崇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形态；大力推送我国在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问题，片面夸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不足与困难，妄图否定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取得的成就，以历史支流取代历史主流等。
3．借助“去崇高化”的文化叙事，诱导受众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自发选择
“后现代给人一种愈趋浅薄微弱的历史感，一方面我们跟公众‘历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少，而另一方面，我们个人对‘时间’的体验也因历史感的消退而有所变化。”[18]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对宏大叙事的瓦解使个人的历史责任感不断消退，使个体在精神层面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虚无，反过来怀疑历史的意义并对精神价值进行去崇高化的解读。随着泛娱乐化心理在网络平台的盛行，历史虚无主义披上娱乐的外衣，诱导受众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自发选择。
其一，用娱乐化的表达解构主流叙事。马克思曾在讨论工业资本主义时指出：“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9]数字时代娱乐化的叙事语境与马克思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判断具有相通之处。算法推荐机制以“迎合”和“致瘾”的特点得到受众的喜爱，并且越是能够符合受众猎奇心理、越是能够满足受众消遣娱乐的内容，就越是能够被大量制造、反复推送。在数字时代过度娱乐化的叙事语境下，历史虚无主义者以恶搞的手段戏说历史、以戏谑的方式歪曲历史、以娱乐的方法篡改历史，通过对叙事方式的精心挑选实现对历史的重构，意图达到遮蔽我国历史全貌的目的。
其二，用平面化的理论消解历史深度。黑格尔高扬崇高化的叙事方式，他认为“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20]。解构主义思潮把形而上学的王座砸得粉碎，以平面化的理论置换了崇高化的表达。而随着信息茧房的产生与算法黑箱的运用，叙事主体的思想、情感、逻辑都被杂乱地安放，历史成了随手剪辑与无序拼合下的碎片集合。历史虚无主义者热衷于利用这种平面化、缺乏内涵与深度的理论，主张历史是复调而杂乱，并把网络平台中随心所欲的语言堆积以及庸俗浅层的文化符号等同于全部历史，消解历史的厚重感。
其三，用庸俗化的内容填补精神需要。进入数字时代，算法推荐机制满足了不同社会实践领域中受众的精神需要，从而形成了受众对于算法推荐机制的依赖路径。网络平台借助算法推荐机制成为不断为受众提供泛娱乐化体验的“娱乐加工厂”，受众只能在娱乐化、庸俗化的内容中填补精神空虚。算法推荐机制对受众精神需求的虚假填补令其放弃了对历史现象本质的探问，最终以感性直觉的形式宣告“这就是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强调“去崇高化”的文化叙事，利用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叙事主体精神的需求兜售娱乐化、浅薄化的叙事，其本质是在诱导主体自我选择历史虚无主义的过程中，达到在精神上瓦解大众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目的。
三、数字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的纠治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21]数字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本质上带有鲜明的政治图谋，意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颠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此，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引领作用，在协调联动中实现对数字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的纠治。
1．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抵御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
为更好地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带来的影响，应“以故事为核心，以数字平台为依托，传播承载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文学作品、书籍、影视、游戏等跨媒介产品”[22]，在数字时代筑牢思想根基。
一要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精准化传播。数字时代历史虚无主义不同于以往硬性传播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借助音频、视频、段子、话题等超文本实现精准化的柔性传播。因此，要及时有效地遏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精准化渗透，夯实马克思主义在算法推荐领域的主导地位。一方面，要让“正确的声音先入为主”[23]，增加算法推荐场域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存量，清除算法黑箱中潜藏的错误思潮，使精准化推送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赋能。另一方面，要“对症下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高危人群加强主流价值观、正确历史观的推送，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消除历史虚无主义带来的影响。要优化叙事主体的言说范式，引导、塑造叙事主体的整体性的思考言说方式，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武装头脑，抵制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等互联网媒介上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的侵扰。
二要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内容的吸引力。“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宣传，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人民群众正确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自己的历史任务和对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所应采取的态度。”[24]因此，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内容建设，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游戏、视频、小说等形式增强马克思主义对受众的吸引力，引导受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增强与引导其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防御、批判能力，压缩历史虚无主义的存在空间。数字化媒体的深度融合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提供了多样化渠道，应该加快建设智能化、立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平台，根据受众的个性化喜好和独特的教育背景进行全方位、多层次、针对性的靶向宣传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抵御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侵蚀。
2．培育受众科学理性的媒介素养，揭示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
进入数字时代，历史虚无主义以隐蔽化、娱乐化的形式精准化渗透，这在本质上也是受众缺乏相应的信息责任感、信息鉴别力与信息参与素养的体现，因此要引导受众树立科学理性的媒介素养，提升信息鉴别能力，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政治敏锐性揭示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
提高信息责任感。历史虚无主义者推崇“去中心化”的叙事模式，在网络平台的赋能下给予叙事主体极大的自主性与话语权，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能力得到指数级的提升。因此，要引导受众审慎利用媒介话语权，提高信息责任感，充分研判叙事内容的真伪及其意识形态倾向，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话语进行积极驳斥，自觉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
增强信息鉴别能力。网络平台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渗透因算法推荐机制而更具隐蔽性，历史虚无主义者“借历史反思现实，将虚无的触角从中国近代史延伸至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从党的领袖扩展至民族英雄人物，并由学术领域向文学、艺术领域蔓延”[25]。因此，要引导受众增强信息鉴别能力，揭示历史虚无主义与算法机制的运作逻辑及其意识形态倾向，自觉杜绝信息茧房现象的出现。
强化信息参与素养。意识形态传播要想在数字时代取得良好的效果，就必须采取与时俱进的传播方式，针对网络平台的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进行有力的回击。要引导受众提升信息参与素养，鼓励受众以理性、公正、客观的态度参与大众叙事，运用马克思主义，积极地、理性地驳斥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夯实抵御错误思潮的中坚力量。
3．健全数字时代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凝聚治理历史虚无主义的合力
“单纯通过政治权力进行社会控制，不仅难以实现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扩散，而且难以推动人们自觉自愿地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因此迫切需要变社会‘控制思维’为社会‘治理思维’。”[26]要想彻底纠治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需要将柔性教育与刚性机制相结合，以健全的体制机制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能，筑牢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铜墙铁壁。
建立健全网络舆论引导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张图、一段视频经由全媒体几个小时就能形成爆发式传播，对舆论场造成很大影响。”[27]在数字时代，网络传播的时效性使舆论信息可以在短时间内辐射、裂变，如果不能有效引导网络媒体与社会舆论，少数别有用心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就有可能借题发挥，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因此，要建立健全网络舆论引导机制，规范网络舆论传播、强化信息筛查，在算法分析的基础之上及时发现、甄别历史虚无主义，实现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过滤与删除。例如，可以通过整合网络平台上的多种资源，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表现，构建群众广泛认同、积极参与的教育平台。
以法治手段强化网络监管。法治作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关键手段，起着根本性、关键性、长期性的作用。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通过抹黑历史英雄、篡改历史事实、丑化国家领袖等形式传播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对此，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并做好普法工作，增强法律制度对于历史虚无主义者的威慑力与约束力，以法治手段解决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叙事产生的威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以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完善话语传播机制。针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在网络空间中的肆虐，要发挥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作用，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彰显中国风格、展现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增强人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28]面对数字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的纵深渗透，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发挥党政媒体的组织领导作用，压紧压实做好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用马克思主义抢占意识形态高地，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