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0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强调: “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我们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 着眼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 而且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这一历史使命的坚定信念与高度的责任感, 为我们在新征程上续写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工作的新篇章指明了方向。能否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这一问题, 关乎党和国家发展, 甚至关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回顾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 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这一重大课题上, 苏联和中国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 也导致了迥异的历史走向。苏联共产党因未能妥善解决好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问题, 最终陷入困境。反观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勇毅前行、接续奋斗, 成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时代。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对于确保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马克思主义铸魂育人, 是筑牢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信仰之基的根本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2]14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步的强大思想武器。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成长起来,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前赴后继。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 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根本指导思想, 否则就会酿成亡党亡国、后人掘墓的悲剧。苏联解体并非西方舆论所鼓吹的“马克思主义的失败”, 相反正是由于苏联逐步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甚至最终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强有力的武器。

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 修正主义思潮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着巨大的破坏作用。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对其进行有力反击, 就会使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思想根基受到侵蚀。第二国际后期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使得一批原本站在革命立场上的政治家、思想家沦为了资产阶级的附庸, 尤其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历史条件下, 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等思潮泛滥就可能导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毕生心血推进的革命事业全面倒退。西方敌对势力深知, 要搞垮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动摇社会主义国家的后代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艾伦· 杜勒斯在1945年的一次演讲中直言不讳: “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 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3]2-3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行径, 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采取纵容、鼓励的态度, 为敌对势力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开了绿灯。而中国共产党则毫不动摇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 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 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后备军。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以马克思主义筑牢革命后备队伍的信仰之基, 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实践的根本遵循。1920年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伊始, 就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团组织, 帮助广大青年树立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不断组织开展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 积极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在中华大地上播撒下革命的星星火种。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将整风作为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以统一全党思想, 在全党弘扬实事求是的学风。这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还领导开办列宁小学、红军大学、陕北公学等院校, 培育了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后备军。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并不断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灌输教育工作贯穿接班人培养的各个领域与各个环节。毛泽东不仅要求青年人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还强调共产党、共青团、政府主管部门、学校和教师等各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负责单位、负责人必须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齐抓共管, 协调统筹。他在总结苏联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教训时明确把“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4]放在了接班人应具备的五项条件之首。这充分彰显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政治信仰、理论素养的严格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邓小平和党中央坚定不移地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化解了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体中存在的信仰危机。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 即便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动荡局势下, 依然高擎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 展现出坚定的理论自信与实践勇气。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对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具体要求: “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做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不是当官发财、获得谋取私利的权力, 而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坚持革命斗争的英勇精神,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吃苦在前, 享受在后, 随时准备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的一切。”^[5]37在进入干部整体性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挑时代重担, 在部署接班人培育工作时, 更加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教育方针制定与干部选拔培养中的核心地位, 明确了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工作导向。

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为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出了总体性部署和一系列制度安排。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为根本制度, 并强调不断健全人民教育体系、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各个层级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制度。为防止出现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 党和国家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作。一是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整体优化与创新, 鼓励突破传统框架积极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时代要求。二是加大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院所及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扶持力度, 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领航作用,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学科建设,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推动“思政学科”与“学科思政”协调发展^[6]。三是加强高端智库建设, 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与协同发展, 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视野, 为新时代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培养提供丰富多样的知识基础与理论支撑。

用马克思主义铸魂育人, 思想政治教育是关键性工作。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化建设, 开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非常必要, 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7]6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要求“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2]36。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由浅入深、润物细无声的过程, 要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群体的特点, 制定相应的教育计划与培养方案, 有梯度地开设大中小学思政课, 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适应学生的需求和发展; 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类课程与教材体系建设, 在大中小学全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把思想政治教育全方位融入文化知识、体育、艺术、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 贯穿启蒙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各领域, 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搭建循序渐进的培养阶梯。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铸魂育人, 充分保证接班人的坚定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剖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明确指出: “我们常说,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动山摇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就是这个逻辑吗? 苏共拥有二十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 拥有二百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 而拥有近二千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我说过, 在那场动荡中, 竟无一人是男儿, 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什么原因? 就是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8]这一重要论述实际上阐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信仰问题。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来说, 只有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才能在面对诱惑和压力时保持清醒, 矢志不渝地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不懈奋斗。当前生活在新时代的青年, 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 肩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这一代青年成长于和平稳定、经济繁荣的社会环境之中, 物质条件的极大丰富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但同时也可能诱发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躺平”思潮等不良思想倾向。因此, 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系统全面的措施, 强化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教育, 使其能够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者。

坚持敢于斗争, 在同西方敌对势力争夺广大青年的激烈交锋中善战能胜, 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得以赓续发展的制胜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长期以来, 各种敌对势力从来没有停止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 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破坏活动, 始终企图在我国策划‘颜色革命’, 他们下功夫最大的一个领域就是争夺我们的青少年。”^[9]196诚然, 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和平演变”战略同社会主义国家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是长期的、严峻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而言, 能否看清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实质并始终对其保持高度警惕、部署有效抵御措施, 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能否健康成长, 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规模武力侵略遭到失败, 他们便着手筹谋将战线转移到更为隐蔽的意识形态领域, 企图以“和平演变”的方式推翻社会主义国家。1945年,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 杜勒斯在筹谋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策略时曾说: “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 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 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3]3他们妄图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选择合乎西方资产阶级需要的政治力量, 精心栽培社会主义“掘墓人”, 以达到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无人继而向资本主义转轨的目的。

在“和平演变”战略的攻势下, 那些包裹着“人道主义” “普世价值”等华美外衣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蜂拥而入, 冲击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从赫鲁晓夫时期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掉以轻心到戈尔巴乔夫时期为敌对势力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植“代理人”提供可乘之机, 苏联的意识形态防线逐渐失守。意识形态防线一旦被突破, 苏联群众的思想便受到强烈冲击, 暴发了严重的信仰危机, 特别是那些尚未形成稳定价值观的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质疑, 追求物质富足而逃避政治生活, 如大学生群体中的“阿飞”现象。^[10]苏联在意识形态战线的溃退, 给西方敌对势力争夺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人提供了契机。美国在冷战期间乘虚而入, 以优惠政策吸引大批苏联青年赴美留学, 对他们进行自由主义价值观教育, 最终培养了一代推动苏联“和平演变”的中坚力量。

与苏联共产党对西方“和平演变”的放任自流、妥协退让和曲意逢迎不同, 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要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保持高度的防范性, 并积极制定反“和平演变”的战略, 构筑起坚固的意识形态高墙。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 毛泽东就揭穿了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面具, 号召人民群众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1949年3月, 毛泽东在批驳美国白皮书时指出, 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革命胜利后“还是要捣乱的, 并且确定地要捣乱。效果呢? 据说是会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 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11]。这深刻表明,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已洞悉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的阶级本质及其活动规律——敌人总是交替使用暴力镇压和政治欺骗两种手段, 妄图达到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又严厉告诫全党, 虽然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 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 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12]231。因此, 在不断增强经济和国防实力的同时, 防止“和平演变”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严峻而又紧迫的历史任务。

历史证明, 只要世界范围内仍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 “和平演变”的危险就将长期存在。1957年7月,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 杜勒斯进一步明确了“和平演变”的针对主体。他公开宣称,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 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 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13]。他们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的图谋, 引发了毛泽东的深思。1958年11月30日, 毛泽东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谈话中说: “杜勒斯比较有章程, 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 要看他的讲话, 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要翻英文字典。”^[14]801 1959年11月12日, 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议印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三个讲话材料, 并强调: “和平转变谁呢? 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 搞颠覆活动, 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 他那个秩序要维持, 不要动, 要动我们, 用和平转变, 腐蚀我们。”^[15]此后, 毛泽东反复强调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的危险。为了防止“和平演变”, 毛泽东主张必须同西方敌对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斗争, 从上到下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认识到, 苏联内部发生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4]因此要使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 就必须在群众性的社会实践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在党中央精神的指导下,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再次强调: “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 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 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4]中国共产党将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作为反对西方“和平演变”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 西方敌对势力更加紧推行其“和平演变”战略, 以防范中国崛起对他们造成的利益冲击。邓小平在谈及西方对我国青年群体进行思想渗透的防范举措时强调: “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 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 那绝对不行。”^[16]20世纪末期, 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党要“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抵御和平演变斗争的实践中, 考察和培养干部”^[5]37。进入新世纪, 胡锦涛在部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培养工作时强调, 我们还面临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和各种腐朽思想文化侵蚀的挑战”^[17], 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和实效性。

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 西方敌对势力透过网络空间推进“和平演变”战略的态势愈发突出,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在这样的形势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的教育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 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 不是中国心, 没有中国情, 缺少中国味’的人! 那将是教育的失败。”^[9]195他在谈到20世纪杜勒斯兄弟为“和平演变”所规划的“时间表”时强调: “现在算起来, 在校高校学生大概就处在第三代、第四代这个范围, 以后还有第五代、第六代以及十几代、几十代人的问题。”^[9]196这警示我们: 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以更加高远的历史站位, 深刻认识到反对“和平演变”战略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科学统筹国家发展与安全大局, 为培养出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作出全面而深远的部署。

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新的时代特征, 对“和平演变”战略保持高度警觉性, 筑造起保护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健康成长的意识形态“长城”, 把正面教育和开展积极的意识形态斗争作为新时代有效抵御西方“和平演变”、扎实做好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工作的核心策略。正面教育旨在从源头上强化青年的理想信念, 构筑坚实的思想防线。积极的意识形态斗争则是为了应对外部挑战, 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一方面, 高度重视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加强对青年一代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以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 增强青年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另一方面, 坚决打好网络意识形态防卫战和攻坚战。网络空间以其数字化、虚拟性、超时空性和全球性等特点日益成为青年价值观塑造的主要场所,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构建坚实的技术支撑体系, 强化对意识形态风险的感知和预测, 以提高风险预警的精准性与时效性; 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及时管控并全面清理那些侵蚀青年思想健康、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害信息, 综合统筹、精准发力, 不断激浊扬清, 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实践锻炼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宝贵历史经验。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实践锻炼都不仅是对个体潜能深度挖掘与全面锻造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国家发展动力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源泉。列宁在回答“青年一代应该怎样学习共产主义”这一课题时指出: “训练、培养和教育要是只限于学校以内, 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 那我们是不会信赖的。”^[18]292这里所说的“沸腾的实际生活”就是指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活动构成人特有的存在方式, 形塑着不同社会演进形态中人的历史样貌, 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先辈已然完成“清理资产阶级地基”的历史使命, 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应该在新的地基上把“背得烂熟的现成公式”通过“沸腾的实际生活”转变为“活生生的东西”^[18]288, 继续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以实践锻炼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探索历程。如何改造旧式教育以培养出符合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的接班人, 是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现实挑战。旧式教育虽然具有某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但在育人目标和育人原则上与社会主义的教育存在根本差别。旧式教育更加注重“向资产阶级的子女传授知识”^[18]283, 缺乏对生产劳动的关注, 导致书本与生活实践几乎完全脱节。因此, 毛泽东指出: “旧式学校是资本主义的, 我们的新式学校要办成社会主义的。”^[19]这里“社会主义的”便内蕴着教育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新中国的成立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新的社会土壤, 但也使部分青年人因革命胜利而产生了错误思想, 他们“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 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12]226。对此, 毛泽东强调: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 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12]226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意在引导全党及广大青年认识到: 革命的胜利仅仅是起点, 它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奠定了社会基础, 但要真正达到理想社会状态还需经历一个漫长且充满挑战的过程。这个过程要求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脚踏实地、艰苦奋斗, 不断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党和国家十分注重在实践锻炼中培养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1958年, 毛泽东指出: “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12]398他非常关注教育制度问题, 并对其暴露出的问题尤为重视。1965年11月15日, 毛泽东在听取李葆华等同志汇报工作时提出: “让青年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 就接触一些社会实践, 了解工人、农民是怎么生产和生活的, 具有起码的社会生活的实际知识, 这一点很有必要, 也很重要, 对于青年的健康成长以及他们一生的工作大有益处。”^[14]818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在党的领导下对当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进行改革: 一是教育要与生产实际相结合, 二是大力推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教育。这两项措施充分贯彻了教育与劳动生产、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对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逐步消灭脑体劳动差别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还主张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通过参加各项生产实践和政治锻炼来提高觉悟。1964年1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 》发布, 该《决定》要求“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 健康地成长起来, 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20]。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方面作出的探索性尝试, 曾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出现过偏差。因此, 我们需要辩证地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角度来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改革开放揭开了新的时代篇章,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实践教育改革提上日程。邓小平多次在全国工作会议上强调: “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的人才, 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 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21]显然,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更加明确了生产劳动和实践锻炼的育人指向性, 强调实践教育对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关键作用和在新时期为社会改革建设服务的新使命。以1995年“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为重要标志, 生产劳动和实践锻炼作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逐渐走向制度化。进入21世纪后, 党和国家日益推动实践教育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 丰富了实践锻炼的新内涵。这一时期的实践锻炼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劳动和技术教育等综合性内容, 强调发挥学科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优势, 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探索实践的新跨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 实践育人体系加速发展, 实践育人落实机制愈发健全。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教育理念的变革, 也深刻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这一战略任务的高度重视。201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决定》以法律的形式再次强调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22]的基本原则, 为我们继续完善实践育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法律保障。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将“把劳动教育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9]202作为重要议题, 不仅提升了劳动教育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地位, 而且强调了劳动教育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中的独特作用。2019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7]10, 为实践育人的深入实施提供了科学指引。党的二十大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28确立为全党的政治共识。2024年9月10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又再次重申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要“不断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空间和阵地”^[1]的要求, 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也为我们继续推动实践育人体系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

苏联在以实践锻炼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工业化建设时期, 苏联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教育的思想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相结合, 培育出了一批具备扎实专业技能和艰苦奋斗精神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在赫鲁晓夫时期, 苏联在改革中调整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实践举措, 主张以增加劳动课时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水平。然而, 这一改革举措在实施过程中遭遇挑战: 课时量的激增超出了教育体系的承载能力, 实践教师的严重匮乏难以满足新增课时的教学需求。这两方面因素共同导致出现大量学生因无法适应高强度课程而选择退学的现象, 进而造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23]在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 苏联的劳动和实践教育政策频繁变动, 改革措施逐渐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这种背离不仅削弱了实践教育的有效性, 还导致教育体系的混乱与不稳定。随着苏联的解体, 其实践教育的探索也走向终结。

列宁说: “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 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 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 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 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24]实践锻炼不仅直接塑造着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实践技能水平、精神气质以及价值取向, 而且是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步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蓝图实现的基础性工程。以沸腾的社会实践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固本培元, 将有温度、有内涵、有情怀的实践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更是回应时代需要的应有之义。

“‘育人’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25]育人工作由谁来领导, 决定了培育对象和国家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定语就是‘社会主义’, 这是我们对培养什么人的本质规定。”^[9]196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有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统率育人全过程, 才能培养出思想、言论和行动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接班人。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 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面临培养接班人以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任务。由于在苏联后期, 苏联共产党对接班人的要求不是人民利益至上而是特权至上, 从而导致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断代的历史悲剧。与此相反,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坚持拒腐防变, 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铸就坚强领导核心。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为党的事业注入青春力量。

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剥削阶级, 由于阶级局限性, 其政治理想是与社会发展规律反向而行的。无论是封建社会皇位的传宗接代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多党轮流执政, 都是为了其阶级的永久统治。而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 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 其政治理想是消灭一切剥削现象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然而, 这一远大理想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 需要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接过革命的火炬, 勇毅前行。因此,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统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培养的全过程, 不断培养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接续奋斗的接班人。

保持无产阶级政党本色, 是把稳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工作方向之舵的首要条件。这一科学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逐步探索形成的。1945年, 在面对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 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之问时, 毛泽东回答道: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 就是民主。”^[26]这既是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刻洞察, 也是对保持无产阶级政党本色的坚定承诺。在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关键时刻,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 旨在使全党同志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确保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1949年3月, 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 毛泽东将其比作“进京赶考”, 并毅然强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7]。革命先辈的谆谆教导深刻昭示我们, 只有时刻保持警醒, 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才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 只有铸就坚强的领导核心, 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的接班人。

然而, 历史上也不乏因无产阶级政党蜕化变质而导致社会主义失败的惨痛教训。苏联解体的教训告诉我们, “戈尔巴乔夫们”曾经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逐渐蜕化变质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 因此坚决防止“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出现, 确保国家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是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变色的重要保证。自赫鲁晓夫执政后, 苏共官僚主义作风日益蔓延, 在其错误思想路线下培养出一大批投机分子, 为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极大危害。毛泽东在批判赫鲁晓夫的错误时, 看到了党的领导干部蜕化变质的危险性, 并且将这种危险性与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培养联系起来。^[4]毛泽东认为, 腐败现象本身就是西方“和平演变”图谋的内部策应, 我们党必须将拒腐防变这一历史任务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

1964年1月5日, 毛泽东在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时谈到了中国国内反修防修问题。他说: “如果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 那末, 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我们现在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28]在毛泽东看来, 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 就会使腐败现象滋生, 甚至导致党组织蜕变。因此, 他强调要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增强无产阶级政党经受执政考验的能力, 通过在全党整风淘汰腐败和落后分子来实现吐故纳新。同年4月, 毛泽东在登武昌洪山时对警卫员张耀祠说: “我们共产党人为人民打天下, 也要考虑江山将来变不变色的问题, 现在苏联已经改变颜色了, 我们党内也有修正主义。”^[29]355临下山时, 他又说: “我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 你们还都年轻, 要教育子孙后代永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29]355毛泽东深知, 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色是培养一大批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前提。只有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铸就坚强的领导核心, 才能避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导权落到投机钻营者手中。

历史的发展印证了毛泽东对于警惕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蜕化变质的高瞻远瞩。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 实行“稳定不变”的干部政策, 苏共领导层组成人员几乎长期不变动, 形成了庞大的蜕化变质群体。这一时期由于苏联干部注重享乐而无心政治, 苏共的政治宣传工作严重脱离实际,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收效甚微。^[30]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促使特权阶层与西方资产阶级联手, 为埋葬社会主义培养了一批“掘墓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剖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指出: “近年来, 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 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 腐败问题越演越烈, 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我们要警醒啊!”^[31]这里所说的“一些国家”就包括苏联。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断代给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 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内生于人民群众之中, 是人民群众意志的执行者和利益的代表者。若本应接过社会主义事业接力棒的人背离了人民群众, 那么这样的人将会被人民群众所抛弃, 最终成为社会主义前途的断送者。因此, 要实现以党的领导统率育人全过程, 首先就要加强党的建设, 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与先进性。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 掀起反腐斗争高潮, 建立起了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和不想腐的长效机制。在党中央反腐的雷霆之势下, 我国反腐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党员干部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淬炼党性, 在自我革命中百炼成钢, 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工作铸就坚强领导核心。

只有保证先进性和纯洁性, 党才能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事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才能充分把握人才培养的主动权, 在创新和完善各项战略举措中培养出优秀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 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 引导广大人才爱党报国、敬业奉献、服务人民。”^[2]30党的领导是做好社会主义接班人培养工作的根本保障, 也是开展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的基本前提。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开始, 中国共产党就始终将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紧密结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毛泽东曾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中强调: “要鼓一把劲……提出技术革命, 就是要大家学技术, 学科学……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 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12]350正是在这一思想与精神的鼓舞下, 我国各个领域不断涌现出大批专业技术人才, 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技术封锁的困境, 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了开拓性贡献。1975年, 毛泽东观看电影《创业》, 当影片主人公和伙伴们抬着几千斤的机器一边向前走一边高喊“帝修反要卡我们的脖子, 我们怎么办”时, 他热泪盈眶。^[32]影片所表现的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青年人才在面临国际霸权的威胁下所展现出的坚定创业精神和英雄气概。毛泽东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动。可以说, 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 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管人才、密切联系各类人才并积极鼓励他们高度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以党的领导统率培养接班人工作的全过程, 是社会主义事业得以代代相传的重要保证, 必须将培养青年人才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地位。当前全球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我们正处于全球性科技革命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深刻转变的历史交汇期, 随着世界范围内人力资源竞争逐步升级为更加激烈的人才资源竞争, 构建一支具备国际竞争力、能够勇攀科技高峰的人才队伍, 对于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青年创新人才是国家创新体系中最活跃、最具潜力的要素, 是推动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因此, 加强青年创新人才的培养, 不仅是对当前国际竞争态势的积极响应, 而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长远布局。我们要坚定地站在开拓前行的基本立足点上, 汇聚全国乃至全球的精锐科研力量, 针对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 实施重点突破战略, 加大科研攻关力度, 力求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 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性转变。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9月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作出的最新战略部署, “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 着眼提高创新能力, 优化高等教育布局, 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 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强化校企科研合作, 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 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1], 培养出一批既具有国际视野、又深谙国情, 既勇于创新、又甘于奉献的青年创新人才, 让他们以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昂扬姿态自觉肩负起历史使命, 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 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