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活动总是伴随着价值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野中的“价值”是指“客体的存在和属性即教育内容对于教育主体需要的适应与满足所表现出的效益、效用和意义”^①。价值是人们在追问已知世界对人有何意义、有多大意义的同时作出的一种评价性反映。这种反映以人的态度、目的、愿望、动机、理想、信念等方式表现出来, 形成具体的价值观念。价值观是人们对价值观念的积淀、浓缩和反复证明, 进而形成的更加稳定的价值评价、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的倾向。价值观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信念、信仰和理想。^②价值观教育并非我国独有, 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国家虽未直接使用“价值观教育”这一表述, 但是都关注并重视价值观教育问题。正如习近平指出: “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 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在观念的价值尺度中隐藏着坚硬的货币。”^①人们的生产方式、阶级地位和阶级立场对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生产关系的确立和巩固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为其奠定必要的社会心理基础”^②。因此, 价值观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进步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价值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支点, 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任务。

青年价值观教育是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这一根本大计。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③。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青年价值观教育, 在延安时期^④这一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 探索并积累了大量关于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宝贵经验。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在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瞻仰革命圣地时指出: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 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⑤回顾总结延安时期党的光辉历程, 立足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 深入挖掘研究延安时期党的青年价值观教育的成功经验, 对做好新时代的青年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成熟、壮大, 历经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迎来胜利的曙光。这一时期民族矛盾的上升和阶级矛盾的激化, 给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严峻考验, 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真理力量提供了历史契机。青年价值观教育作为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教育青年实现政治认同、价值确立和实践动员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1938年4月1日,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第二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 共产党之所以被人们信仰, “是由于它的政治方向代表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意愿, 它的工作作风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⑥。毛泽东送给陕北公学同学“两件礼物, 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 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⑦。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中, 毛泽东强调抗大^①的教育方针是: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②抗大的教育方针为延安时期青年价值观教育提供并明确了方向、遵循和主要任务。在教育方针的指引下, 中国共产党寓青年价值观教育于思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工作之中, 取得了明显的教育效果, 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各界革命青年。

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反帝反封建、坚持爱国与民主的政治主张得到广大民众的空前认同, 吸引了数万青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奔赴延安。始终高扬党的政治主张, 使广大青年对党形成自觉彻底的政治认同, 是延安时期青年价值观教育取得成效的重要基础。广大青年“到延安去”、积极加入革命队伍是这种政治认同的典型表征。“在各抗日根据地, 数万青年走上抗日前线; 在民众抗日武装中, 活跃着青年抗日先锋队、抗日青年队等青年武装力量。大批国统区、沦陷区的青年也不顾艰险奔赴前线、奔赴敌后、奔赴延安。”^③毛泽东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指出: 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 即“我们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单纯政府抗战的政策, 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 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④。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的全民族抗战政策、坚定不移的政治主张获得了当时爱国青年的广泛认同, “到延安去”成为广大青年的政治方向选择。

广大青年克服重重阻碍, 通过以下几种主要途径奔赴延安, “一是八路军在各地办事处介绍来的; 二是经当地中共地下党介绍的; 三是社会知名人士推荐的; 四是持有当地救亡团体介绍证件的; 五是什么都没有的, 自己跑来的”^⑤。据有关统计数据, “仅1937—1938年, 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延安去的知识青年就达2万多, 先后经各种途径奔赴解放区的大学生、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以及外国专家、爱国华侨等共有6万多(含到延安的4万多)。这个数字远超1937年初中共党员的总数(4万) ”^⑥。广大青年奔赴延安至少面临两个方面的阻碍和考验。一是来自政治环境方面的, 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拦截。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 日本侵略者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作为进攻的主要对象, 集中兵力对根据地实行疯狂“扫荡”, 爱国青年进入根据地十分困难。此外, 1939年,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反共、防共、容共、限共”方针, 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封锁, 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一时期到延安的青年数量比之前有所减少, 但仍有青年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 突破阻挠奔向延安。二是来自物质环境方面的, 包括交通条件限制和延安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数万爱国青年跋山涉水, 突破艰难险阻和重重封锁拦截, 有的放弃了繁华都市的生活奔赴延安, 用实际行动体现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政治主张的自觉自愿认同。

中国共产党对奔赴延安的青年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培养, 使他们在理论上、思想上进一步认识到党的政治主张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迅速成长为政治立场坚定的革命战士, 在全国青年运动和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先锋作用。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 从千里万里之外奔赴延安的青年团结一心, 不论做工务农都是一条心, “延安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 大家都是团结的。全国各地, 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 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①。延安青年运动引领和推动着全国青年运动的开展, “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 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②。始终高扬党的政治主张, 获得广大青年的政治认同, 促使广大青年奔赴延安, 为中国共产党短时期内凝聚起广泛深厚的青年抗日力量提供了重要的群众基础和思想保障, 也对全国抗日运动的开展起到了表率带动作用。

如前所述, 价值观教育关乎人生目的、理想、信仰和信念。延安时期的青年价值观教育是在革命背景下开展的, 这一时期的青年价值塑造带有思想启蒙和唤醒性质。青年价值观教育取得成效的根本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青年头脑, 用“彻底”的理论“说服人”, 使青年在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建立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革命化。中国共产党将“是否革命的”作为评判青年的标准, 根据青年群体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价值观教育。1939年, 毛泽东对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进行分析, 认为“数十年来, 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③。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体的重要性, 也认识到了与资产阶级政党和日本帝国主义争夺青年、防止他们收买麻醉青年的严峻性。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和青年学生群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 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他们绝大部分出身农民和小资产阶级, 面临共同的阶级压迫, 遭受失业失学的威胁。因此, “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 富于政治感觉, 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④。第二,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缺乏先进理论的武装和与工农群众共同革命的实践, 造成了革命的不彻底性。“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 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 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⑤第三, 具有群体的差异性, 青年群体的地域差异和思想差异较大。以抗大的学员为例,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地区, 工作分工和职务高低不同, 文化水平、军事能力、政治素质和思想基础也存在较大差异。

针对当时青年群体的阶级结构和思想特点, 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价值观教育主要聚焦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青年头脑, 教育青年树立共产主义理想, 坚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以不断实现青年的革命化。在抗战时期, 与汪伪政府实际奉行的亡国奴主义和国民政府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 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 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和新民主主义, 将解放区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打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 并在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中贯彻落实“文武两个战线”的思想, 始终重视知识分子, 获得了知识青年的自觉自愿的认同。^①对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形式包括在职干部培训和学校教育。在抗战时期, “陕甘宁边区、各抗日根据地和中央直属的干部学校共有60多所”^②。广大青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深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在理论学习、革命实践和生产运动中, 广大青年强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认同, 把争取中华民族解放与全人类解放联系起来, 把自身的价值实现与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统一起来, 形成了实现革命化转变的理论条件和思想自觉。

价值观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知行合一, 将价值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需要, 培养青年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使广大青年把对党的政治认同、价值认同落实在行为实践中, 成长为革命斗争的参与者和领导者。在抗日战争时期, “抗大总校和分校共培养了20多万革命干部, 为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的建设,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做出了伟大的贡献”^③。毛泽东在纪念抗大三周年时说: “昔日之黄埔, 今日之抗大, 是先后辉映, 彼此竞美的。”^④在“抗大四期招收4655名知识青年中, 共产党员只有530名, 仅占11%; 到毕业时党员人数增加到3304名, 约占总数71%”^⑤。解放战争时期, 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 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掀起高潮, 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学生通过罢课、游行等形式, 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毛泽东对学生运动给予了高度肯定, 认为除了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正面交锋的第一条战线, 中国境内还出现了“第二条战线”, 即“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⑥。

青年群体是延安时期革命的主要力量, 成为推动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生力军, 不断涌现出了“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等英雄人物。1944年, 毛泽东参加张思德同志追悼会, 并作“历时一时半之久”的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讲话, 详细阐述了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意义。^① 1944年9月21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报道, 产生了极大反响。青年模范骨干在革命斗争、生产运动和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等方面树立了先进榜样, 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树立崇高理想, 坚定革命信念, 凝聚了为新中国的诞生而英勇奋斗的精神动力和群众基础。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生产水平和交通条件下, 数万青年辗转到达延安留在革命根据地, 完成从思想上到行动上的彻底改造, 成为革命先锋队, 这离不开党对青年工作的坚强领导和系统的价值观教育。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形成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 对加强党的建设、凝聚思想共识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青年在革命运动中的先锋队作用, 相信青年、关心青年、爱护青年, 坚持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 建立并不断完善学校教育系统, 开拓多种载体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使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协同互促, 形成了成熟的青年价值观教育方法。

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形势和中心任务的需要与变化, 正确分析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特点和不足, 明确青年运动的方向, 吸引青年、培养青年成长为革命骨干力量。

第一, 强化组织保障, 周密宣传部署、组织安置, 使数万青年奔赴延安成为可能。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设立八路军的办事处或通讯处, 开展广泛的抗日宣传教育, 招收、输送爱国进步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1937年12月, 中共中央在武汉设立长江局, 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长江局除设组织部、宣传部和党报委员会外, 还有民运部, 并先后建立了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委员会, 负责领导各方面的群众救亡工作。”^②第二, 明确青年工作的政治方向, 在知识分子政策上, 重视吸收知识分子, 积极争取青年知识分子到延安和加入革命队伍。在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 毛泽东提出了“文武两个战线”的思想, 即除了政治军事还要重视经济和思想文化建设, 要求全党高度重视文化战线和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强调: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 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 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 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 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③第三, 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成果和延安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态吸引青年。革命局势的变化和革命根据地的民主建设成果, 成为具有强烈说服力的价值观教育依据和实践范例。从全国抗战局势来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游击战争取得的重大胜利同国民党的节节溃败形成鲜明对照, 这样的革命现实使广大青年深深觉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在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政治, 召开各阶层人士代表大会, 建立民主政府进行民主选举。一系列的民主改革政策保障了各阶层民众的政治经济利益, 也调动了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广大青年在延安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 这里的社会生活、民主政治使他们看到了中国社会治理的理想蓝图和发展希望。丁玲在1937年发表的长诗《七月的延安》中写道: 大伙儿来吧, 自己的事, 我们自己管… …四方八面来了学生几千, 活泼, 聪明……七月的延安太好了, 青春的心燃烧着。延安满足了追求新思想、新文化的青年关于建设一个新中国的美好愿景和价值追求。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延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成果, 使青年价值观教育的说服力、引领力不断提升, 教育引领广大青年更加坚定崇高的革命理想, 更加坚定追求人类解放和自由平等的价值选择。

抗日战争爆发后, 面对干部数量少、整体素质低的局面, 党中央认识到培养干部“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是办学校”^①。全面系统的学校教育成为党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途径, 并把挽救民族与社会危机作为办学的主要任务。党中央在不断完善原有干部学校的基础上, 又创建了许多各级干部学校, “仅在陕甘宁边区内举办的干部学校就有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校、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延安大学等”^②。在各抗日根据地, 党也创办了各种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延安艰苦朴素的生活与国民党中央党校等学校提供的优厚待遇形成鲜明对比, 但是青年仍源源不断地奔赴延安。在陕北公学、抗大等学校, 学生不但学习政治军事理论, 还接受艰苦朴素、英勇奋斗和组织纪律教育, “通过课堂教学研讨, 很多学生第一次了解到资本家剥削的来源和秘密”^③。广大青年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革命历史和社会现实问题, 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革命性内涵, 在争取中华民族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理想方面形成了理论自觉。

通过系统的、具有针对性的学校教育, 广大青年的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军事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迅速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先锋队, 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的人才资源。

延安时期青年价值观教育离不开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的著作大多是在延安时期完成的, 这也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根基。1938年, 《论持久战》的发表解开了很多人的思想迷雾, 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也成为毛泽东为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学生做形势报告的重要内容。通过这种针对性强的理论学习, 广大青年摆脱了思想困惑与迷茫, 对革命前途有了清晰且明确的认识。1937年7月至8月, 毛泽东在《实践论》与《矛盾论》中, 科学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939年5月4日,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讲演, 对青年的地位、作用以及如何担负起抗日救国的历史使命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 提出了许多经典论断。例如, 关于阶段任务, “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 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全国青年应当为此而努力”^①; 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把工农大众“动员起来, 组织起来”^②; “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 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③。延安时期, 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开展, 彻底排除了外来干扰和错误思想, 使中国共产党真正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整风运动在极大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同时, 也为青年价值观教育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和方向指引。

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引领、培养、团结青年的过程中, 探索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第一, 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 创造学习历史经验与解决现实问题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第二, 强调青年要与工农大众相结合, 深入开展生产实践, 形成坚持理论灌输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教育方法; 第三, 针对教育内容和青年对象的特点, 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群众政治动员, 形成具有思政引领力和实效性的“说服教育方法”。毛泽东指出: “怎样去动员?靠口说, 靠传单布告, 靠报纸书册, 靠戏剧电影, 靠学校, 靠民众团体, 靠干部人员。”^④抗战宣传和政治动员“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 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 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 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 把战争的政治动员, 变成经常的运动。”^⑤党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 为有效开展青年价值观教育, 获得青年的政治认同、价值认同、实践认同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方法支撑。

党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宣传教育离不开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武装需要通过正面宣传和灌输教育入脑入心。延安时期, 党把包括青年在内的民众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工作经常化, 除了创设和扩大各类干部学校之外, 还采取青年人易于接受的多种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宣传。一方面, 广泛深入开展群众教育, “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⑥; 另一方面, 组织各种抗日宣传队散发抗日宣传品, 组织群众读书、看报, 了解抗日战争发展形势。党报党刊成为这一时期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的重要途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挥党报党刊的作用, 把党报党刊作为教育青年、组织青年的重要阵地, 注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前线战况以及解放区建设情况等的宣传。延安时期在青年价值观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党报党刊主要有《新华日报》《中国青年》等。1938年在武汉正式创刊的《新华日报》, “是中共在国统区唯一可以公开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公开报道延安民众的生活、战斗的场景以及宣传党的政策”^①。《中国青年》积极动员青年投身抗日, 在指导青年运动、鼓舞青年斗志、培养优秀青年干部、建立全国青年统一战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宣传引领作用。

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将青年价值观教育融入民众生产生活和文化活动, 发挥文艺作品的感召教育作用。1942年5月,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党的文艺路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 文艺工作者紧紧围绕党的革命事业, 确立了服务人民群众的创作导向, 创作出革命歌曲《东方红》、新秧歌剧《兄妹开荒》、歌剧《白毛女》等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文艺作品, 使党的政策主张对青年的宣传教育效果得以强化, 为青年价值观教育提供了重要渠道载体。

习近平强调: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②抓好青年的价值观养成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十分重要”。延安时期的青年价值观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青年头脑, 使广大青年树立起共产主义理想, 确立起为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而努力的价值立场与奋斗目标, 在思想上、理论上、实践上回答了青年的中国之问、时代之问。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 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对当代青年价值观教育具有重要启示。

青年的价值选择、理想信念与时代发展和民族进步紧密相关。青年是思想最为活跃的群体, 处于人生发展阶段中的“拔节孕穗期”。青年价值观一旦形成, 就会成为主导其思想和行为的标准, 成为确立理想、信仰、追求的价值基础, 也成为促使其成长发展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 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和促进青年全面发展, 指引一代又一代青年投身追求人类解放的崇高事业, 将实现人生价值与推动社会进步融为一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把在思想上指引青年作为其人生实践和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号召广大青年以青春之我, 创建青春之家庭, 青春之国家, 青春之民族。^③在中国革命实践中, 毛泽东深刻分析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革命的主要任务和力量, 明确青年的重要地位和青年运动的方向, 指出“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 所谓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 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④。新中国成立以来, 青年价值观教育更加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体现在各个阶段党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中, 并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得以落实。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 “我们的教育方针, 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⑤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 出台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 召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在政策、制度等方面为加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机制体制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次党代会报告专门强调了青年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并对青年担当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寄予厚望。习近平指出: “代表广大青年, 赢得广大青年, 依靠广大青年, 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①

历史和现实证明, 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和一贯重视, 具有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意义。延安时期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确保了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 党对中华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崇高追求, 不仅吸引青年、赢得青年, 也帮助青年养成健康人格并成为革命骨干力量。随着党对青年工作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青年价值观教育依然需要从青年自身成长特点和规律出发, 坚持党的领导为青年价值观教育把握科学方向。一方面,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青年头脑, 教育引导青年将人生价值实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统一起来, 自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另一方面, 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不断深化青年价值观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机构和队伍建设, 为青年价值观教育提供有力保障。

在“价值观教育”中, “价值”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关系性存在。真正的价值, 在于促进主体及人类社会的发展、完善。^②政治认同是“人们从人内心深处产生的一种对所属政治系统情感上的归属感”^③。政治认同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认同, 是青年价值观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逻辑支点。青年的价值观选择, 在本质上是对生活理想的确认和选择。把握新时代青年价值观教育的本质, 需要我们运用唯物史观, 立足当下时代背景和中心工作, 围绕青年成长的关键问题和思想困惑, 提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富有针对性的价值观教育实践策略。延安时期青年价值观教育经验启示我们, 青年对党的政治主张与路线方针的政治认同,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青年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一方面, 政治认同是青年价值观教育获得成功的根本前提。政治认同在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为青年价值观教育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支撑。延安时期, 数万青年奔赴延安是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及其选择的民主、爱国道路的典型表现。与汪伪政府实际奉行的卖国主义和亡国奴主义、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 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 正确把握爱国与民主的时代价值观”^④, 得到青年的支持与认同。另一方面, 针对不同青年群体开展的价值观教育是巩固政治认同的深层次基础。在数万青年奔赴延安后, 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开展了深入的价值观教育。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青年, 在阶级出身、社会经历、政治水平、思想状况和文化程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 “他们有的来自敌占区, 有的来自国统区; 有的来自工农家庭, 有的来自地主资本家的家庭”^①。面对延安艰苦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青年们虽然有了吃苦奋斗的决心, 但是形成坚定的革命理想还依赖于持续深入的价值观教育。毛泽东在《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一文中强调: “现在你们牺牲升官、发财及吃小米饭、爬清凉山的初步决心是有了, 但没有最后的决心是不够的, 你们更要有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牺牲自己贡献生命的决心!”^②延安时期的青年价值观教育是此前社会历史条件下从未有过的, 不同阶级背景和文化水平的青年群体接受带有思想启蒙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将个人价值的实现融入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实践, 形成了区别于封建礼教与资产阶级价值的价值观。深入的价值观教育使广大青年形成自觉自为的主观力量, 为青年更加坚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认同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相较于革命战争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更需要进行青年价值观教育, 以政治认同为基础, 形成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 使社会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 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整体发展都将进入崭新的境界。青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改造自我、超越自我、实现自我, 追求崇高的理想目标, 价值观、思维和生活方式等人文素质和政治素养也将达到新的水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任务, 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 也是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利益所在和价值选择。在这一根本奋斗目标的指引下,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围绕不同历史阶段党的中心工作展开, 青年价值观教育也始终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党的中心任务为依循, 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守正创新。

延安时期的青年价值观教育在我国青年运动史上成为光辉一页, 与其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密不可分。延安时期, 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并积累局部执政经验。在这一历史阶段,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并相互交织, 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首要目标和根本任务。抗日战争时期, 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 中国共产党围绕抗日救国这一中心任务, 积极培养革命人才, 对青年开展全面抗战路线的宣传教育, 树立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广大青年成为掀起全民族抗日浪潮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区开展民主实践、营造文化氛围、创设干部学校, 培养青年的民主意识和社会觉悟。积极投身革命、抗战救国成为这个时期青年的历史使命和价值追求。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宝贵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为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 党对青年的教育着眼于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③。广大青年体现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 喊出“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响亮口号, 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后, 社会经济结构和人们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 各种社会思潮影响冲击着青年价值观的塑造, 教育青年如何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进行价值判断、做好价值选择, 避免思想混乱、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冲击与影响, 成为青年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任务。新时代以来,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为青年教育的重要历史使命。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引用毛泽东同志1937年为陕北公学成立时的题词指出: “要造就一大批人, 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 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今天, 党和人民同样需要一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 党中央殷切希望共青团能够培养出一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①

当前, 在青年工作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要求、新形势下, 青年价值观教育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 因此要“用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青年, 用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任务尤为紧迫”^②。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而逐渐兴起的大众文化, 激起人们的享乐之需, 使人们贪图享受, “这种文化在满足人们日常消费、娱乐需要的同时, 也使得人们较少关注生活意义、人生价值和理想信念”^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们的思想更具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多样性,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 网络舆论乱象丛生, 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④。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在思想上呈现出“更加自信自强、富于思辨精神”等特点, 但“同时也面临各种社会思潮的现实影响, 不可避免会在理想和现实、主义和问题、利己和利他、小我和大我、民族和世界等方面遇到思想困惑”^⑤。这就要求我们要从青年的思想特点出发, 把价值观教育作为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环节, 补足成长路上的精神之钙; 教育引导新时代中国青年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 自觉将个体人生价值的实现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融为一体, 追求更崇高的理想信念和更有价值的人生。

思想理论是青年认识世界和形成价值观念的工具, 灌输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本质性基础性要求。列宁认为, “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⑥, 即必须将社会主义意识从经济斗争的外面灌输给工人才能将革命运动由自发状态提升到自觉状态。通过理论灌输才能使青年深刻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 不断形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提升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精神境界。延安时期建构适应革命斗争需要的战时学校教育体系, 其理论灌输教育在祛除青年既有错误思想和落后观念、培养青年成为革命骨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理论灌输教育必须与实践教育密切结合、互为补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一种社会改良的手段, 要把教育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构想了未来青少年教育的理想范式, 认为在学校教育中, 对于适龄青少年来说“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 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 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①。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注重用革命成就赢得青年, 用解放区民主建设的成果教育青年, 在共同参与社会生产实践中教育青年、引领青年不断实现革命化。“与中国其他地方的青年相比, 延安青年学生既学习先进的革命理论, 又搞体力劳动, 还组织发动群众, 是真正革命的先锋。”^②知识学习与劳动实践相结合, 青年学生在接近工农、深入群众的革命实践中不断提高组织纪律性, 强化无产阶级意识。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又进一步把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规定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方针的组成部分, 要求全面贯彻执行。^③

新时代的青年价值观教育依然要将理论灌输与实践教育相结合, 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所不同的是,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 青年的实践教育途径更加丰富多样。广大青年应利用自身所学的知识技能服务他人和社会, 强化社会责任感; 在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中体会国家建设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 自觉将个人成长成才与民族复兴伟业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