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 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具有坚定政治立场、掌握专业理论知识的新型人才。为此, 中国共产党格外重视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高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政治理论课^①。在党的领导下, 各高校进行了有益探索, 采取完善教学制度、建设教师队伍、开展教学改革、编研统一教材、将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等举措, 推动高校政治理论课建设, 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思想政治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者。这些具有历史眼光、坚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明晰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并且了解国家经济发展规划的新型人才, 奔赴各行各业, 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型教育体系。这一时期的教育工作主要包括改造旧教育和建设新教育两个方面。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新型高等院校, 实行教育改革, 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的新型教育; 另一方面, “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①, 以积极维持、逐步改造的方针, 对旧中国的高等教育进行了接管、接收、接办和整顿, 实现教育文化领域的“破旧立新”。

1949年9月29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政策作出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 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②《共同纲领》关于新中国文化教育的规定, 回答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具体方针、高等学校的教学任务等问题, 指出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性质、任务、教育方法以及教育改造的重点和具体步骤, 为高校政治理论课建设明确了任务与目标。

第一, 政治理论课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 立足国家战略全局。对旧教育、旧学校、旧教职人员的接管与改造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 需要在党的领导下, 经过各级教育机构的改革, 积累比较成熟的经验之后, 逐渐形成较为全面的革新。一方面, 党对全国公立高等学校逐步实现统一和集中领导, 在教育方针、培养制度、教学方法、课程教材以及人事任免等方面, 由中共中央逐步接管。另一方面, 逐步调整全国公立高等学校院系设置, 使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能够更好地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与此同时, 党对教育改革的领导和对学校的管理始终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二, 政治理论课建设的目标是加强革命的政治理论教育。需要合理地精简课程, 面对不同学段、不同类型院校科学地部署教学工作与设置课程。1949年10月8日, 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华北专科以上学校一九四九年度公共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 规定“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政治经济学”为必修课程^③。

第三, 政治理论课建设要注重教学方法改革, 重点在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反对书本知识与实际情况分离的教条主义, 同时防止轻视基本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1949年12月, 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上, 来自全国各地区的教育工作者集中反映了各地教育工作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交流了各地区教育工作的重要经验, 并围绕新中国的教育制度、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师资培养等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和总体规划。根据各地的教育工作经验, 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出具体举措: 一是理论学习必须密切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 即把理论学习作为改造思想的武器, 将改造思想作为理论学习的直接目的; 二是抓住重点, 解决主要的思想问题, 课程以少而精为原则, 思想改造的基本点在于确立革命的人生观; 三是鼓励学生自主思考, 正确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法; 四是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与参加劳动生产、参与群众斗争、参观工厂等活动结合起来, 让学生在实践中更好地理解理论^①。

第四, 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关键是培养具有过硬政治素养和较高专业水准的教师队伍, 同时要慎重地对旧教员进行思想改造。1950年6月, 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召开。会议讨论并规划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重点工作和教育方针。一方面, 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造与培养高等学校的师资, 培养壮大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 以保障各高校的政治理论课顺利开展。另一方面, 面对政治理论课开设之初缺乏科学的统一的教材教参等问题, 组织高等学校教材编审委员会, 编撰教材和参考书目, 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科书等, 为课程教学提供参考、确立准绳。

新中国成立初期, “高等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育改革, 亦即改革旧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法、教学材料, 建立新的, 即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材料”^②。在中共中央领导下, 以《共同纲领》为基本遵循, 全国高校多措并举, 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政治理论课建设,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课程建设离不开健全的管理机制与独立的教学研究机构。在高校政治理论课开设之初,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规范课程设置、建设教研机构, 对各项制度的建立健全作出具体安排, 为推动课程建设与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重要保障。

第一, 规范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1952年10月, 教育部颁布《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 按照学校类别、不同学段, 对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作出进一步规定。其中, 在综合性大学及财经艺术类院校, 面向一、二、三年级学生分别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在工、农、医等专门学院, 面向一年级学生开设“新民主主义论”课程, 面向二年级学生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此外, 准备自1953年起在各类型高等学校及专修科(一年制专修科除外)开设“马列主义基础”课程^③。自此, 高等院校开设政治理论课的数量显著增加。以北京为例, 1952年除中国人民大学外, 大多数高校只开设“新民主主义论”一门政治理论课, 仅少数学校开设“政治经济学”或“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1953年, 随着教育部开课指示的落实, 以及政治理论课教师数量的增加, 高校政治理论课开设情况有了较大进展。除中国人民大学外, 其他17所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学生达2.7万人, 约占学生总数的85%。1953年北京各高等学校(不包括电力学校和华北第一工业学校)开设政治理论课情况如表 1所示。

第二, 各高等学校陆续建立教研室制度。教研室(组)是负责教学工作的基层组织, 其工作主要包括: 研究制定并组织实施本组各门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 搜集有关教学资料, 组织编写教材; 研讨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交流教学经验, 改进教学方法; 领导与组织本组各门政治理论课的课堂讨论, 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 制定本组科研工作计划, 组织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制定本组教师培训计划, 提高教师的政治素养与学术水平; 等等。1952年12月, 东北师范大学决定成立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四个教研室, 由成仿吾、胡绍祖、智建中和王慎矢等校领导分别兼任教研室主任^③。至1953年, 在北京的17所高等学校中, 除了北京航空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成立教学小组外,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各成立三个教研室, 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各成立两个教研室(组), 其他11所高校均成立马列主义教研室, 下设各门政治理论课教学小组^④。教研室(组)普遍实行集体备课制度和试讲制度, 并通过观摩教学和评议会等方式, 逐步提升教学质量。

教研室(组)作为集体教学组织, 在接受先进教育经验、完成教学工作、开展学术研究、培养师资队伍、积累教学资料、编写教材讲义、联系业务部门等方面充分发挥了组织作用, 凝聚了集体智慧, 在师资力量匮乏的情况下保证了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与此同时, 由相同或相近学科背景与研究方向的教师组建而成的教研室(组)也逐渐形成学术共同体, 教师们群策群力, 共同开展理论研究、交流教学经验, 不但提升了教学质量, 而且推动了中共党史、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的发展。

对于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与教学工作而言, 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新中国成立初期, 为保障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顺利开展, 全国高校通过思想改造与师资培养, 壮大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 培养教学骨干及科研带头人, 为课程建设提供了根本保障。

第一, 对高校教师进行思想改造。经过“三反”运动, 全国高等学校进一步肃清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 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 整顿了教师队伍。在此情况下, 亟须进一步在高等学校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 以加强政治领导, 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建设, 为全国高等教育事业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为此, 全国高等学校设立政治工作机构——政治辅导处, 负责指导全体教职员工开展政治理论学习, 协助教务处指导政治理论课建设, 指导教职工及学生的社会活动, 掌握教职员工与学生的政治思想情况等。政治辅导处一方面指导教职员工进一步提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 提高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 另一方面对教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鼓励教师入党入团。经过思想改造和政治教育, 教师队伍思想更加统一, 认识进一步明确, 坚定了其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决心。

第二, 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1949年, 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05所, 其中公立学校124所, 私立学校61所, 教会学校21所(17所受美国津贴资助)^①。大部分高校规模较小, 系科庞杂, 师资紧缺, 且此前的教学内容以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为主, 教学方式以西方高等学校的教育模式为主, 教师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相关理论知之甚少。为此, 教育部统一部署, 筹备政治理论课师资培养工作, 要求“各大行政区应选择具备适当条件的高等学校, 举办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 培养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师资”^②。

1952年9月1日, 中共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指出: 经过“三反”运动的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之后, 全国高等学校亟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建设, 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而思想建设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提高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水平, 但“过去由于普遍缺少足够称职的政治理论师资, 以致这些课程的教学水平一般都不高”^③。为此, 自1952年秋季学期开始, 中国人民大学在教育部的领导与筹划下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 第一期招收研究生三百人, 研究期限一至两年, 为全国高校培养政治理论课师资。与此同时, 各高等学校从助教和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优秀的党员、团员, 担任本校政治理论课的助教或助理, 通过系统培训和指导, 将其培养成为合格的政治理论课教师^④。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设置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等研究班。学员主要由两部分构成: 一部分为全国高等院校、行政机关选派参加进修的半脱产学员, 另一部分则是当年的大学本科应届毕业生。此外, 面向不同身份和职业的学员, 还先后开设了多批短期的进修班、学习班或研究班。例如, 1958年曾开设学制一年半的特别研究班、三年制以调干生为主的本科班; 1960年曾开设一年制特别班, 主要培训各级在职干部和在岗工人^①。

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赴全国高等学校、各级党校、研究机构, 活跃在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研究一线, 成为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等学科的骨干力量。也有不少毕业生任职于各级行政管理部门, 成为政治立场坚定、理论水平过硬的新式干部。至1965年, 全国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数量达8509人, 其中, “中共党史”课程教师为2240人, “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为2480人, 如表 2所示。

教师队伍建设与后备人才培养是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根本保障, 专业理论人才的培养也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长足发展。一方面, 向全国高校输送了课程建设的研究人才, 壮大了研究队伍, 亦为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等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培养了专业人才队伍, 保证了学科发展的持续性; 另一方面, 专业人才的培养对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理论研究的发展与精进, 思想政治理论研究与学习蔚然成风。

教学改革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 这一时期的政治理论课建设, 以原有的新教育的良好经验为基础, 吸收旧教育的有用经验, 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 在教学方法、课堂规模、课程辅导等方面进行了持续探索与系统改革。

第一, 探索并推广“课堂讨论”教学方法。“课堂讨论”即“习明纳尔”(“Seminar”一词的音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普遍使用的教学方法, 主要包括教师课堂讲授、学生按要求准备话题并开展讨论、教师针对讨论情况进行评议与答疑等环节。学生在教师指导下, 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关于课程内容的讨论与研究,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有针对性地分析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 “课堂讨论”教学方法沿用了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革命大学和干部学校所采取的教师讲授与学生自学相结合的模式, 并且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借鉴了苏联高等教育的教学方法和经验, 在讨论题目、主持节奏、点评与引导等方面进行了改进与提升。“课堂讨论”教学方法基于具体问题, 将学生作为课堂教育的主角,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课程内容^①。

第二, 政治理论课普遍采用分班授课方式。在开课初期, 由于师资有限, 一名教师往往要教几百甚至千余名学生, 大多数高校采取大报告形式讲授政治理论课, 课后辅导工作也较为不足, 致使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至1953年, 北京17所高等学校共有政治理论课教师138人, 专职辅导助教103人, 平均约190名学生有一名任课教师, 约260名学生有一名专职辅导助教^②。随后, 大部分高校开始采用小班授课方式, 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课程辅导与答疑, 教学效果得到显著提升。

在政治理论课开设之初, 由于没有统编教材, 各高校往往自编自讲, 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学难度, 影响教学质量和授课效果。

1950年6月, 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明确指出, 要在教育部的领导下编研高等学校的教材和参考书^③。一方面, 成立高等学校教材编审委员会, 负责领导和组织全国高校教师及相关专家学者从事教材编写工作。例如, 何干之、胡华等人受教育部委托, 相继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讲义(初稿)》与《中国现代革命史(初稿)》。这两部教材初步确立了高等学校“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等课程的教学体系与主要内容, 成为高校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教材。另一方面, 翻译苏联高等学校的教科书, 作为参考材料。1952年11月, 教育部颁布《关于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的暂行规定》和《关于各高等学校组织翻译苏联教材制订计划时应注意的事项的指示》, 进一步明确: “为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经验, 改革教学内容, 提高教学质量, 有计划、有步骤地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 已是刻不容缓的艰巨工作。”^④这一时期, 援华苏联专家也参与了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1954年, 由苏联专家帮助修订的高等学校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达241种, 涵盖工科、农林以及综合类专业; 1950年至1957年, 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聘请了苏联专家98人, 由他们直接编写或指导编写的教材和讲义达101种^⑤。

统一编写、翻译、选用与出版教材, 统一了立场、观点, 明确了教学与研究的核心问题——基本指导思想、主要教学目标、教学体系与重点内容等, 一方面为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了指导与参考, 另一方面在界定关键问题、阐明研究重点、划清历史分期等方面, 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与教学确立了基本立场和准绳。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突出表现。1950年6月8日, 周恩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 “我们的教育要采取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需要从教材、课堂教学到实验实习, 反复研讨, 总结经验”^①。除了课堂教学外, 各高校还注重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 立足世情国情开展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具体实践中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一,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与工农群众结合, 教育引导学生进一步向党靠拢。1950年, 随着全国范围内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 教育部要求高等院校师生参与其中。学生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热情高涨, 在实际斗争中受到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十分深刻。其一, 学生通过参与土地改革相关工作, 切实体会到农民生产生活的辛劳困苦, 增进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其二, 学生在诉苦会上深入了解农民阶级过去在经济、政治等方面遭受压迫和剥削的情形, 深化了阶级观念与认知。其三, 在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使学生意识到要解决实际问题仅依靠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还应灵活地将理论与实践经验相结合。在遇到困难时, 学生们虚心地向老干部请教, 掌握了分析问题的具体方法, 并逐渐培养了向工农学习的意识。其四, 学生在参与工作的过程中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党员干部在土地改革中的优良作风表现、农民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的情形中, 亲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其五, 学生在参与土地改革的具体工作中, 对于党的方针政策、党的领导和党组织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工作结束返回学校之后, 学生们纷纷申请入团入党, 学习政治理论课的积极性、主动性更加高涨。

第二,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增强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1950年年底, 全国高校师生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 以各种形式的志愿行动参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时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的钱伟长号召学生发扬爱国传统, 认识参加国防建设的伟大意义; 蒋南翔、华罗庚、梁思成以报告、书信等形式鼓励学生走上国防建设的光荣岗位。清华大学在校学生组建“抗美援朝宣传队”, 面向工厂、农村、街道、机关和学校进行广泛宣传。在此过程中, 学生们对时事学习的热情空前高涨, 纷纷表示: “努力学习, 武装自己, 就是抗美援朝的第一步行动!”^②东北师范大学组织学生开展抗美援朝宣传活动, 2100多名学生到长春市郊动员群众参加抗美援朝斗争; 在慰问前方战士的热潮中, 全校师生员工捐献现款近5000万元(东北币), 师生员工670余人为志愿军战士输血达47529毫升^③。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 全国高校学生的爱国情感和阶级觉悟空前高涨, 坚定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阶级立场, 牢固树立了与工农等各爱国阶级阶层团结的观念, 深刻认识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伟大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认识到自己在国防建设、国家发展中应承担的责任与使命。

第三, 在“三反”运动中与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作尖锐斗争。1952年年底, 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全国高校教师主动进行检讨, 学生也随之进行反思, 并与教师共同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 进一步坚定了阶级立场和阶级观念, 树立了良好的思想作风。各高校在“三反”运动中清理了贪污浪费现象, 批判了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师生中不问政治的倾向, 提高了师生的思想觉悟, 树立了爱祖国、爱人民、爱护公共财产的观念, 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第四, 在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 使其心怀国之大者。各高校结合专业特色组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培养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认同感。例如, 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吴晗多次举办讲座, 邀请徐特立为师生作报告; 邀请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女士介绍瞿秋白的生平事迹, 讲述瞿秋白与鲁迅的交往; 邀请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陈家康讲授中西交通史^①。课堂之外丰富与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的家国情怀、政治认同、使命意识得到了显著增强。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创办并规划高校政治理论课的重要举措和基本经验, 在推动政治理论课建设与改革、为学科建设培养师资力量和研究人才、丰富夯实教学与研究的基本理论、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培养新型人才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和总结这一时期的课程建设经验, 弘扬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 对新时代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 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党的领导下, 全国高校系统有序开展政治理论课建设,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培养出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扎实、能服务国家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办好思政课, 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②新时代思政课建设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二是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思政课建设,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三是面向党的中心任务, 立足国家战略大局推动思政课改革,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高水平教师队伍和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是思政课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根本保障。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 是这一时期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骨干, 并在工作中逐渐成为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中坚力量。他们编研教材教参, 改进教学方法, 交流教学经验, 为全国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 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①新时代培养造就高水平思政课教师队伍, 一要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 完善教师评聘管理制度, 加强资源投入与条件保障, 优化教师引育机制, 为建设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提供保障; 二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提升思政课教师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等核心素养, 培养造就可信、可敬、可靠、乐为、敢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队伍; 三要强化思政课教师队伍的理论武装, 加快提升思政课教师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素质,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思政课教师队伍。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改革创新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动力与活力。新中国成立之初, 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完善、课程制度的规范、教学方法的改进, 离不开高校教学体系、课程体系、学科体系、制度体系的持续革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 在创新中提高, 及时更新教学内容, 丰富教学手段, 不断改善课堂教学状况, 防止形式化、表面化。”^②新时代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 一要适应新形势新需要, 密切联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学生思想实际, 在持续的改革创新中不断增强课程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 二要完善课程设置, 持续推动教学目标、课程设计、教材使用、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创新,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材施教; 三要创新教学方法, 准确把握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 寓价值塑造于知识传授之中, 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 以科学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 以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 注重启发性教育, 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充分发挥主体性作用。

教材是教育教学的基本依据、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 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核心教材所传授的内容、倡导的价值, 体现着国家意志。新中国成立初期不仅是政治理论课建章立制的关键时期, 也是教材编研的“拓荒期”。这一时期出版的教材、讲义、参考资料等, 在探索编撰方式、厘清理论问题、划定历史分期等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为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研究奠定了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 构建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 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③新时代思政课教材体系建设, 一要确保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术导向正确,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特别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教材, 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 二要创新教材编写、推广、使用体制机制, 统筹优势资源, 以高标准严要求编研、选用高水平教材; 三要将党的创新理论、重大主题教育融入教材, 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断深入,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增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为新时代思政课教材体系建设提供了深厚基础和有力支撑。

随着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 人才培养也亟须改革创新。高等院校除了加强思政课建设、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外, 还格外注重课堂之外的思想政治教育, 将理论教育寓于具体实践之中。新中国成立初期, 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高等院校在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三反”运动等重大运动中, 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 鼓励和支持学生参与工作、投身建设, 在实践中开展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用科学理论培养人, 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 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 教育引导学生立鸿鹄志, 做奋斗者。”^①新时代思政课建设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一是各院校结合学科特点与专业理论, 通过举办主题报告、组织参观学习、开展实地调研等方式, 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中认识国情、了解社会, 受教育、长才干; 二是以思政课为引领, 带动实践教学体系化, 逐步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在具体实践中让思想政治教育入脑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