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①。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包括重视理论创新和继续实践探索的双重意蕴, 既需要新的研究视角, 也需要新的分析路径。而作为社会群体得以延续和凝聚的心理载体, 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深度关联, 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源。基于辩证视角, 理清集体记忆与爱国主义教育之间的内在关联, 是新时代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生长点与实践突破点。本文基于集体记忆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共生互构, 系统阐释集体记忆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探索以集体记忆统合符号、情节、价值等要素的爱国主义教育路径, 进而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

爱国主义教育本质上是培养公民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 表现为强化国家向心力与塑造公民归属感。植根于深层意识中的集体记忆是共同体成员形成爱国素养的重要基础, 剖析以集体记忆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在逻辑, 能够为更好地发挥集体记忆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提供理论支撑。

“集体记忆”是一个源于西方社会学的学术概念, 更是一个具有广泛解释力的跨学科与跨文化再语境化的关键词。西方集体记忆理论的发展脉络提供了分析工具, 但其本身带有浓厚的西方现代性反思色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虽无“集体记忆”概念, 但集体记忆却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传递与沉淀的载体; 唯物史观则为理解集体记忆提供了根本性的分析视角。三者之间的对话与融合, 为深入探寻集体记忆的建构与教育实践提供重要的理论语境。

1902年, 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首次使用“集体记忆”一词, 提到“将积累的集体记忆堆积成层”^①。在涂尔干“集体意识”“集体欢腾”概念的影响下,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将个体的记忆置于社会文化研究框架, 提出社会学领域的“集体记忆”概念, 将其界定为“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②, 认为个体不仅在社会环境中获得、保留记忆, 而且依赖群体的框架来唤回、重构记忆, 即集体记忆控制和规范个体记忆以及个体身份的形成。莫里斯·哈布瓦赫的理论框架始终围绕记忆的“塑造”与“重构”展开, 着重论证家庭的记忆、阶层的社会记忆、宗教的社会记忆等, 凸显了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功能。与莫里斯· 哈布瓦赫“社会记忆是对现实的呈现”不同, 保罗·康纳顿认为集体记忆是“真正社会群体的记忆”, 强调一个集体存在的合法性由过去存在的社会记忆所赋予, 并提出传承和保持社会记忆的两种重要方式——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③。与此同时, 德国学者简·奥斯曼(有文献译为扬·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概念, 认为文化记忆是“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④, 具有集体(民族)同一性建构功能。“文化记忆”代表着一种文化、一个族群共同的、抽象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的“凝聚性结构”, 其作用机制体现为: 在时间的纵向维度上将“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对它们的回忆以某一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 以确保文化基因的延续; 在功能的横向维度上由“共同的行为准则”构成, 以强化共同价值认同。

中国古典文献中没有“集体记忆”这一概念, 但中华民族正是在集体记忆的叙事框架中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建构。中华文明的“多元一统”离不开中华民族“统合”记忆的历史传承, 离不开社会群体认同体系(包括家庭、家族、族群、部族、国家等)的整体架构。在“统合”与“分化”交替的历史呈现中, 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的集体记忆在相互交往而形成的流动着的区辨、接触、碰撞与融合中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一方面, 中华民族通过集体记忆来建构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成员依托各民族的历史文本、文化符号、节日仪式、传说故事等, 通过分享共同的记忆, 进而增强对国家的认同。例如, 司马迁《史记》中写有“匈奴, 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中将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汉族等描述成一奶同胞的兄弟; “龙”构成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图腾; 等等。另一方面, 中国在疆域的清晰化实践和族群的融合性发展中也强化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形成以中华文化为核心认同维度、以多样的民族文化为架构的文化命运共同体。从秦汉时期的“夷夏共祖”, 到隋唐时期的“民族交融”, 再到元明清时期的“华夷一统”, 中国始终以兼收并蓄、内外兼容的民族融合状态巩固民族共同体认同, 以集体记忆的流变与整合强化心理秩序的建构与塑造, 增强多民族国家的凝聚力。

虽然马克思没有使用“集体记忆”概念, 但这一概念却内含于其研究社会历史、社会共同体的理论论域中。首先, 无论是“社会性”还是以“社会”为主体的集体记忆, 都源自“现实的个人”对社会的对象性意识。现实的个人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的统一体, 其精神属性是在人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个体总是在一定社会框架下展开对自然、社会与人自身历史性的认识, 不断建构记忆、修饰记忆、完善记忆, 转变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传承、延续和巩固集体记忆。其次, 集体记忆是人类在社会交往活动中不断建构的产物。社会是人类交往的产物, 交往既包括主客体之间的交换, 又包括主体间的互动, 可划分为生产技术、经济、政治、精神交往四个层次。集体记忆的形成与家庭、民族、阶级、国家等密切相关, 是对人类生产活动、生活经验、交往互动信息的保存, 是人类精神世界意义体系形成的基础。最后, 集体记忆是构建社会共同体的基础。作为上层建筑的集体记忆, 并非对过去的客观、中立、完整记录, 而是持续被经济基础、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所塑造、筛选、重构的“社会建构物”, 呈现出显著的集体性特征。集体记忆以共通性记忆和共识性观念从整体上引导社会成员形成正向的连接、聚合和共鸣, 有效维系与促进共同体身份的认同与强化。

总而言之, 集体记忆是特定社会群体成员(民族、国家等)所共享的全部知识(文化的、价值的、经验的等)的总和, 并通过社会互动和媒介传播而不断重构与强化。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生产过程中, 集体记忆的呈现不是悬空的、抽象的, 而是具体的、形象的, 并以文字、图像、场所、仪式、话语等为载体。作为一种主观塑造, 集体记忆本质上是特定群体意识形态的直接凝结和集中体现, 具有确证个体身份、延续文化根脉、促进社会整合的价值功能, 能够为国家认同提供合法性支撑, 为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提供记忆支持。

集体记忆承载着社会群体不断获得并广泛共享共同元素的结构化信息, 具有建构性、社会性、传承性等特征; 爱国主义教育是植根实践、持续形塑的实践活动; 二者深度关联。

一方面, 集体记忆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情感锚点。爱国主义奠基于人们对祖国的天然、质朴的情感。高尚、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会衍生出一种特殊的责任感, 即把关心国家发展、维护国家利益、热爱骨肉同胞视作应该坚守的责任与义务。爱国主义教育应充分借助情感的力量, 既要充分积淀学生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感, 也要充分激活学生的爱国情感。集体记忆通过再现群体成员共同经历的时间和事件, 塑造成员间的共享记忆与联结意象, 使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形象更加清晰, 进而激发群体成员的情感共鸣和归属意识, 发挥强大的凝聚整合功能。集体记忆形成的过程伴随着国家认同的生成, 即群体通过对特定记忆片段的筛选、重组, 借助叙事重构与仪式实践将抽象的记忆转化为具身认知, 构建群体的认同, 再促使其反向塑造记忆图式, 巩固个体认同。集体记忆中的国家符号、历史叙事与文化基因, 构成爱国主义教育的记忆素材库。因此, 应充分供给与受教育者认知能力相适配的集体记忆, 引导受教育者通过共知、共情、共思、共忆、共育的心理过程内化吸收, 促使个体从“旁观者”转变为“记忆共同体”, 强化对国家的归属感。

另一方面, 爱国主义教育推动集体记忆的传承。作为文化共同体, 中华民族发展史就是民族集体记忆不断积淀与传承的历史, 包括每一历史发展阶段中涌现的重要人物、发生的重大事件、流传的经典文本、创立的思想体系以及形成的独特价值观等, 这些内容已成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象征符号。古代中国, 中华儿女携手并进, 创造了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近代中国, 中华儿女在民族危亡之际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在英勇拼搏中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 现代中国, 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长期奋斗, 迎来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时代发展图景背后正是记录并承载着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经历的, 以共同命运为核心的记忆场。集体记忆是动态变化的, 其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选择性地保留或遗忘。因此, 应在爱国主义教育中不断唤醒和复现集体记忆。换言之, 爱国主义教育应建立在集体记忆积累的基础之上, 通过对荣光记忆和辉煌记忆的书写、对创伤记忆和苦难记忆的回溯, 使个体在文化心理与民族精神上贯通古今, 确证文化的连续性与身份的同一性。“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①集体记忆作为国家认同的历史基础和精神纽带, 与国家的形成发展密切相关, 始终内蕴或体现着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爱国主义教育应推动集体记忆在新时代语境下得到新的诠释, 既保持其本真, 又赋予其时代生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化, 集体记忆在“现在”对“过去”的追溯中不断被共享、重塑、强化、巩固。但集体记忆的生成依赖社会成员对社会记忆信息的筛选, 要么是个体对与自身相关信息的优先处理加工的主动接受过程, 要么是记忆受到他人、环境、社会框架的影响而被抑制、难以提取的被动拒绝过程, 选择性传递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集体记忆内容的简略化。集体记忆的建构依赖以国家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价值框架, 也就是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有选择地被激活、被传递、被建构。在“双向”互动中, 集体记忆起到加速催化的作用——记忆的激活, 通过国家象征符号来凝聚全体社会成员对国家的共识; 记忆的流动, 依托多样叙事推进爱国情感的生发; 记忆的提炼, 通过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内涵来推动国家认同的深度内化; 记忆的渗透, 借助纪念仪式与日常实践实现爱国情怀的外化。集体记忆与爱国主义相辅相成, 构成在时序上递进生成、在空间上共时延展的稳定的爱国主义教育机制, 形成“记忆因教育而鲜活、教育因记忆而深刻”的良性循环。

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非孤立形成的, 而是在集体环境中逐步生成与形塑的。在纵向上, 集体记忆涵括社会成员对于过去、当下以及未来的认知, 承载着国家历史、民族精神与价值共识, 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叙事指向和价值导向。在横向上, 集体记忆系统由符号记忆、情节记忆和价值记忆构成^①。直观的符号记忆承载象征意义; 生动的情节记忆拓展符号意蕴; 情节的选择和价值的权衡既强化符号与记忆之间的叙事关联, 更推动价值记忆的生成与规范。符号记忆、情节记忆和价值记忆依次递进、循环, 构成集体记忆系统的作用过程, 蕴含着唤醒爱国意识、激发集体情感、凝聚价值共识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最终积淀为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记忆, 彰显出国家认同建构的内在逻辑。

集体记忆表面上是一个象征符号体系。符号作为记忆的载体, 承载着特定的内容指向和情感价值, 在社会空间内可以形成广泛传播效应, 同时在时间维度上逐步累积为群体的共同记忆。爱国主义教育符号通过内容整合、意义筛选和视觉展现等环节, 进行选择性建构与系统化阐释, 直观呈现爱国主义教育主题, 以具象可感的方式承载爱国主义的精神共鸣、情感纽带与价值内核, 传达国家集体记忆的深层意义与价值, 潜移默化地进行爱国主义熏陶, 筑牢爱国情感的符号根基。爱国主义教育符号内蕴其独特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 能够凝聚社会成员的价值共识与精神力量, 并引导其遵循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

爱国主义教育符号聚焦中华民族在伟大奋斗历程中形成的、承载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的带有爱国元素的标志性记忆, 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它包括象征符号、空间符号和荣誉符号, 既有纪念碑、纪念馆、纪念物等, 也有语言、文字、图像等, 形式多样, 类型丰富。象征符号是指通过特定的形象或标识来凝练和传递民族精神与增进国家认同的载体。例如, 国旗、国徽、国歌等以其独特的情感感染力, 引导个体直观感知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核。空间符号是指以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物理空间为载体, 呈现凝结民族集体记忆与国家精神价值的符号, 如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历史人物故居、纪念碑亭等。例如, 天安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等, 通过建筑形制、陈列布展、仪式活动、空间氛围等“无声的语言”, 立体地呈现着民族抗争的苦难与胜利的辉煌、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 将集体记忆转化为具有感染力的教育情境。荣誉符号是指以国家授予的勋章、奖章等有形标识为呈现形式, 承载爱国奉献精神与时代价值追求的符号。例如, “七一勋章”、“共和国勋章”、“八一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等, 镌刻着功勋人物的卓越贡献, 承载着党和国家对爱国主义精神的最高礼赞, 既彰显先进典型的榜样力量, 也激发全社会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崇尚与践行, 构建起“见贤思齐”的情感共鸣与价值共识。

情节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时间性载体, 是指人们根据时空关系对某个具体事件的识记、保持和再现, 强调以情节的再现激发群体成员对经验体验的共享。相较于符号记忆的象征物, 情节记忆的优势在于其动态性与沉浸感, 即通过对具体事件、人物和场景的叙事化重构, 将抽象的爱国主义精神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情感体验。情节记忆背后往往是带有浓重情感的故事, 是关于某个事件时空情境、人物关系与历史抉择的深度复现, 以整体的形式回忆建构国家发展的故事脉络, 包括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和尾声, 最终形成闭环的“叙事弧”。而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情节正是形成连贯叙事逻辑的核心素材。当情节记忆嵌入爱国主义教育时, 记忆并非碎片化的史实罗列, 而是经过价值筛选与情感编码的“意义叙事”, 共享往事的过程在象征符号的触发下变得更加生动、丰富和完整。“故事化”的记忆呈现突破符号的单维表征, 促使宏大的国家叙事落地为个体命运的同频共振, 使个体在理解“国家从何处来”的命运历程中明晰“我是谁”“我从何处来”的集体身份共识。

情节记忆寓于独特的物质载体或事件, 因此梳理和再现特定情节是强化集体记忆并孕育内聚性情感的必要前提。情节记忆建构国家认同的核心机制, 一方面在于国家历史的结构化叙事。情节记忆对国家历史的组织并非碎片化的史实的堆砌, 而是基于群体记忆需求的选择性重构生成记忆内容, 凝练出具有共识性的记忆特质, 从而形成社会普遍认可的集体叙事框架。另一方面在于历史意义的主体化阐释, 即将集体叙事框架转化为个体可感知的价值体验。主体化阐释并非单向的意义灌输, 而是个体在与情节记忆的互动中, 结合自身经验对历史意义进行个性化解读与内化, 将宏大叙事与个体体验相联结, 使“国家”“爱国”从抽象概念转化为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生命体验, 让个体在理解国家历史的过程中自然生发出对国家的情感归属与认同, 持续增强群体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集体记忆的价值记忆是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结果, 以价值研判为中介, 通过直接作用于主体价值观而产生引导作用, 促使群体形成价值共识,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兼有经验层面的个体性与整体系统的结构性。相对于符号记忆的象征性特质和情节记忆的具象化特征, 价值记忆通过系统化整合离散的符号表征和情境片段, 将零散的记忆凝聚为社会的集体记忆, 完成记忆共同体的结构化构建, 促使群体成员共享共同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 以契合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集体行动的需求。在集体记忆嵌入爱国主义教育中, 价值记忆占据核心位置, 是全体社会成员以理性认识的再创造为据而形成的关于国家发展、民族精神与爱国行为的深层记忆, 内含对历史事件的意义提炼和对历史人物的精神解码。价值记忆超越简单、具体的符号表征与情节演绎, 蕴含家国同构的价值内核、爱党爱国的行为准则和民族复兴的理想追求, 将爱国主义精神转化为可认同的价值共识, 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认知、情感和道德层面的指引, 引导个体在价值认同中实现从情感共鸣到行动自觉的升华。

具体而言, 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价值记忆蕴含着国家、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积淀的核心价值理念, 主要表现为对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坚决维护、对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衷心拥护、对中国历史与中华文化的尊重传承等, 其根本导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 能够凝聚当代中国人民最广泛的价值共识。个体对爱国主义精神的体悟是情感与认知交融的过程: 始于对国家符号的直观感知, 进一步在历史叙事中达成情感共鸣, 最终促成对价值记忆的深层意蕴的深刻理解, 明晰国家发展与个体成长的内在联系, 自觉将爱国主义精神内化为稳定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正如扬·阿斯曼所言, “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 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①。价值记忆在爱国主义教育场域中被反复强化, 并代际传承, 持续巩固全社会价值共识, 不断形成驱动个体团结奋斗的群体性心理势能。

在社会关系不断变化、身份标识频繁重构的语境下, 以集体记忆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并非以记忆碎片简单拼合离散的爱国元素, 而是遵循“认知—情感—认同”的逻辑链条, 依托符号记忆、情节记忆、价值记忆的教育作用打造“记忆之场”, 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感性表达, 推动个体国家认同从认知图式到行为范式的系统性转化。

符号创设就是将抽象的国家概念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播的符号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 与人们的物质交往, 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②从物质性来看, 符号以国旗、国徽、国歌、纪念碑、历史文物、数字影像、纪念场馆等物质形态为载体; 从精神性来看, 符号蕴含着民族国家发展的价值内核。个体的国家认知并非自然发生的过程, 而是个体在与承载国家意志的符号的持续互动中逐步建立起对国家历史、文化、制度与价值观的系统性理解的过程。集体记忆的抽象性、弥散性与代际衰减性容易稀释个体国家认知的整体性, 将集体记忆嵌入爱国主义教育需要借助符号的意义性与共识性, 实现其具象化。

符号创设的实践指向包括“传统符号的现代运用”与“新型符号的主动建构”双重维度。一是筛选整合既有爱国主义教育符号。爱国主义教育场域中存在丰富多样的符号资源, 但并非所有符号都能适应当代教育语境, 应坚持以历史真实性与时代适应性相统一的原则进行科学筛选, 重点保留承载民族文化基因、彰显国家发展历程、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符号。在此基础上, 依据历史发展阶段和教育主题进行系统性分类整合, 通过建立“符号谱系”, 使分散的符号资源形成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的教育符号体系, 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稳定且系统的符号支撑。二是直观生动诠释爱国主义教育符号。通过文学作品的意象塑造、节日庆典的仪式展演、公共空间的场景营造, 对爱国主义教育符号进行系统化呈现与立体化传播, 使抽象的爱国主义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显性符号体验。同时, 应深度挖掘符号背后的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 强化对符号“所指”进行的权威阐释与系统解读, 警惕大众传播的符号消解现象, 防止过度娱乐化、商业化对符号严肃性的侵蚀, 确保爱国主义教育符号的意义传递始终保持准确性与庄重性。三是创新打造新型爱国主义教育符号。爱国主义教育符号既需要扎根历史传统, 又必须回应时代发展需求, 在推陈出新中增强符号的当代感染力。新型爱国主义教育符号的建构, 应立足国家发展实践与文化创新成果, 从重大战略、时代精神、青年话语中提炼符号元素。例如, 重大科技成果命名中“神舟”“天宫”“嫦娥”“羲和”“祝融”“蛟龙”“北斗”“九章”等蕴含传统文化与科技自信的命名符号, 既体现了文化自信、国家认同的核心意涵, 又实现了传统文化符号贴近当代生活的鲜活的时代表达。

爱国主义教育中的情节渲染旨在通过历史叙事的沉浸式表达书写集体记忆, 触发个体的情感内化机制, 在深化国家认知的基础上激发情感共鸣, 增进归属感。通过对具体情节的再现和回忆, 个体不仅能够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历史, 更清晰地理解国家的发展历程, 也能够在情感维度上实现与民族历史、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紧密联结, 增强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第一, 讲好国家故事。集体记忆的呈现需以真实为支撑。在爱国主义教育中讲好国家故事, 应坚持客观原则, 准确呈现历史事实, 既展现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 也展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历史逻辑, 讲好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革命故事, 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故事, 赋予故事以时代内涵, 让国家故事真正入脑入心。讲好故事不仅要在内容挖掘与传播形式上发力, 发挥好文艺作品、历史教育的重要作用, 更要观照受众群体的接受度, 善用叙事视角的转换, 注重将宏大国家叙事与个体成长轨迹相联结。第二, 强化历史情节。“只有通过历史学习, 不同阶层的人才能够转化为一个特定的同质的集体”^①。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强化历史情节, 应坚持教育性重构, 深入挖掘历史事件的细节, 再现古人与今人的历史联结, 构建起跨越时空的历史记忆, 还应注重历史情节的系统性, 建立情节间的意义关联, 将不同历史阶段的事件串联起来, 形成完整的历史叙事, 让受众在情节的内外呼应中感受“历史如何塑造当下”。第三, 丰富叙事形式。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记忆的叙事形式日益多样。首先, 借助多模态表达实现集体记忆的立体化呈现, 利用VR、AR、MR、AI技术, 推动集体记忆的数字场景还原或空间艺术建构, 让受众在视觉冲击、听觉沉浸与空间在场中形成复合记忆。其次, 注重表达形式的交互性与参与性设计, 通过情景模拟、角色代入、实践体验等方式, 让受众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情节参与者”, 使集体记忆的建构伴随主动的意义阐释与情感投射, 突破爱国主义教育的单向灌输模式。最后, 兼顾时代特征与受众差异, 针对数字时代的信息接收习惯, 以碎片化传播与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 让集体记忆在保持核心意涵的前提下实现重构。通过多样化的表达形式实现富有实效性的表达效果, 为集体记忆注入持续的传播活力, 使个体产生对国家记忆的情感归属。

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价值内化旨在将具象化的集体记忆升华为爱国理念, 实现从经验感知到理性认知的飞跃, 进而内化为个体稳定的价值判断标准, 为爱国行为筑牢自觉的精神根基。爱国主义不仅涵盖基于特定地理环境、血缘谱系、民族身份所产生的自然情感, 也依赖于身处其中的个体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认同, 即在心理上接纳与认可国家及其文明模式所体现的价值系统, 并受其约束和塑造。在民族国家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 爱国主义教育既要直面国内舆论阵地“红黑交织”“真假难辨”的斗争现状, 又要警惕国际上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肆意歪曲、抹黑、丑化、诬蔑。

一是讲清当代爱国主义的本质。“当代中国, 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①, 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最根本的精神特质和价值立场。爱国作为公民的道德义务, 根源于国家与公民的利益一致。同时, 国家总是与一定的政权、制度联系在一起, 不存在没有政权、没有制度的抽象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我国的国体、政体以及领导核心, 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 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爱国是每一位中国公民的义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以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宗旨和目的, 是代表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共同体, 因此爱国、爱党和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二是强化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关于教育内容的规定涵盖与国家相关的地理、历史、思想、文化、制度以及宪法法律等, 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 “地理中国、文化中国”成为爱国主义的情感载体。新时代, 要强化民众的政治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 应从文化入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注重挖掘中华文化基因中的集体记忆元素, 引导民众以共通共享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来接收和把握集体记忆中的共识性信息, 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内在的精神支撑。三是凸显爱国主义教育的国际视野。集体记忆不仅包括国家内部的历史事件, 还包括与其他国家互动而产生的区域、国际甚至全球群体记忆。在高度开放、深度连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爱国主义教育要平衡好民族情感维系与全球责任担当之间的关系, 既要通过本土集体记忆激发民族认同感与文化自信心, 又要借助国际互动记忆拓展认知边界, 特别是将创伤记忆转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纽带, 培育具有民族情怀与全球视野、兼具文化自信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

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见之于行动的实践活动, 必然需要通过实践来勾连个体的爱国认知、情感和意志等, 并在具体而现实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稳固的国家认同, 培养具体的、现实的爱国者。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提出“记忆之场”概念, 认为记忆的仪式化传播既需要实际存在的、具有记忆内涵的实体文化场所, 如纪念碑、图书馆、博物馆等, 也依赖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抽象化概念, 如特定历史事件、文化仪式活动等。“记忆之场”作为一种“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①, 是时间与空间的叠合, 不仅具有教育性, 也具备空间的场所性与实践的主体性, 能够实现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化”和“外化”。打造知行合一的爱国主义教育“记忆之场”, 既需要具身参与的仪式化实践, 也离不开日常生活的微观化实践。

一方面, 强化仪式场景的具身化实践。仪式通常指向事物背后的意义世界, 运用语言、行为、象征符号等实现仪式内容的具象化, 构筑具有价值导向的“象征之林”, 可以促进参与者在极具感染力的情境中强化某种习惯与认同, 为集体记忆的现实渗透与实践转化提供创新范式。“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 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②。因此, 应着力打造具有广泛性、象征性、互动性的传统节日庆典、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活动、国家公祭仪式等, 既利用多感官协同的沉浸式体验强化情感记忆, 也构建新的社交仪式共同体和创造新型记忆节点, 以此激活全体社会成员具身参与的认同效能。以仪式礼仪强化爱国主义教育, 应回归“以人为本”的仪式设计, 创新仪式活动形式, 合理优化仪式互动过程, 凝聚主体的情感能量。2025年隆重举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 通过仪式呈现、教育传承和文艺表现, 将抗战记忆变得可感可知, 是爱国主义教育具身化实践的典范。

另一方面, 巩固日常生活的微观化实践。日常生活既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发生地, 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动力源, 更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检验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以身边人、身边事、身边物为起点, 接受“润物细无声”的教育熏陶, 观照现实生活问题, 着力解决生活问题和追求生活意义, 开展爱国主义实践, 同时又能够及时敏锐地捕捉生活中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言论、行为, 敢于主动批判, 这是爱国主义教育生活化的理想状态。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国民日常生活, 应当有意识地遵循兼顾理性与感性的“生活逻辑”, 将集体记忆嵌入日常场景,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真正形成从记忆到认同、从认同到实践的“日用而不觉”的生活链条, 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对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