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道, 不能独以威势成政, 必有教化”(《春秋繁露·为人者天》)。重教化不仅是我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方略, 还是传统德育的核心理念与价值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 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 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 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①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我国古代教化思想强调意识形态建设与国家治理有机统一的鲜明特色。系统把握我国古代教化体系及其发展规律, 首先就要加强思想史研究。本文基于对教化思想历史嬗变的唯物史观审视, 系统考察我国古代教化思想的核心理念, 进而阐明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化传统对当代思想道德建设的时代启示, 以期为深化对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渊源与文化基因的理解、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提供历史依据与支撑。

“人文, 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 天下成其礼俗”(《周易程氏传·贲》)。我国在“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传》)的历史实践中高扬人的主体性尤其是道德主体性, 逐渐构建起“广教化, 美风俗”(《荀子·王制》)的人文教化传统。古典教化思想以人文教化为要旨, 遵循修身进德、淳风迁俗、化成天下的价值逻辑, 旨在形成以思想道德共识为基础的文明秩序。正所谓“化之以人文, 而使天下成其礼俗”(《大学衍义补·崇教化》)。

“有懿德, 故可以经人伦”(《中论·治学》)。古代教化思想基于道德性的人性论预设, 主张个体从社会实践活动出发, 在修身进德中存养扩充内在道德本性并外化于人生实践, 以此筑牢文明秩序的微观基石。一方面, 古代教化思想强调率天下以正, 主张教化主体在身正示范中感化教育广大民众提高道德修养, 既重视教化主体的身正示范, 强调“上身服以先之”(《管子·权修》), 又关注教化对象的全覆盖, 主张“德教加于百姓”(《孝经·天子》)。例如, 西汉刘向提出“圣人之举事也, 可以移风易俗, 而教导可施于百姓, 非独适其身之行也”(《说苑·政理》)。另一方面, 古代教化思想以涵养道德人格为要旨, 提升个体道德境界。陆贾认为教化旨在“正上下之仪, 明父子之礼, 君臣之义, 使强不凌弱, 众不暴寡, 弃贪鄙之心, 兴清洁之行”(《新语·道基》), 进而达到“强弱相扶, 小大相怀, 尊卑相承, 雁行相随, 不言而信, 不怒而威”(《新语·至德》)的良好愿景。这也就是“通过教化, 让人明白做人的道理, 规范人的言行举止, 去改变很多不良的社会习俗, 来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①, 既促进“君子”“圣人”“至人”“真人”等道德人格的形成, 又为淳风迁俗进而构建文明秩序奠定基石。

“善俗本于教化”(《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开国规模》)。古代教化思想遵循修齐治平的人生图式, 主张以修身进德为基础, 在推己及人、由人及物中推动形成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首先, 将个人心性修养与社会风尚形成视为连续的统一体, 实现个体道德与社会秩序的有机贯通, 即通过塑造基于道德共识的社会风尚, 形成深层次的文化心理认同, 进而构建稳定有序的文明共同体。其次, 通过道德感化构建柔性治理的文明形态。孔子认为“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主张以道德引导民众, 使其产生羞耻心而主动遵守秩序。“治天下者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 其道在尚教化”(《国子监志·卷首一》)。古代教化思想主张通过塑造共同价值观和生活习惯, 使文明秩序构建浸润于文化传统之中, 以此提升社会韧性。最后, 在人伦日用中赋予日常生活以超越性意义, 形塑文明秩序的社会氛围。古代教化思想主张在衣食住行、冠婚丧祭等日常生活中进行人文教化, 从而赋予平凡的日常生活以超越性意义。这样不仅形成了形塑文明秩序的浓厚社会氛围, 更彰显出对理想生存境界和生活境界的崇高追求。

古代教化思想强调以系统性的人文教化启迪人心, 将人文融入日常, 致力于实现从“化民成俗”(《礼记·学记》)到文明秩序构建的境界升华。“美风俗”一旦形成, 便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器。它使社会规范从外在的法律强制或权威命令悄然转化为内在的文化习惯与道德情感。人们在“日用而不觉”中进德修业, 其动力并非对惩罚的恐惧, 而是共同的思想道德认知。正所谓“风俗既正, 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 风俗一败, 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六十六·哲宗》)。这种基于思想道德共识的人文秩序, 能帮助普通民众有效实现自我与他者的和谐相处。一个风俗淳厚、崇德向善的社会, 不仅能够充分缓和内部冲突与增强内部凝聚力, 而且能够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提供深厚的民心基础。例如, 古代关于“大同世界”“华胥国”的憧憬就体现了擘画道德文明秩序的愿景。因此, “美风俗”不仅标志着社会治理从依靠权力管控的外在秩序升华至依靠道德文化驱动的内在和谐, 还指向道德文明秩序构建的理想境界, “中国的理想是‘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之内容, 就是人人在伦理关系上都各自做到好处(所谓父父子子), 大家相安相保, 养生送死而无憾”^①。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礼记·学记》), “教不善则政不治”(《国语·齐语》)。古代教化思想从国家治理的战略高度出发, 主张兼顾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 形成了“富之”“教之”(《论语·子路》)的基本理念, 在此基础上坚持防患于未然的治理智慧, 进一步形成“以教为本”(《性理大全·卷六十七·治道二》)的思想主张, 进而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确立起“以教为先”(《贞观政要·卷八》)的战略定位。

在人文化成理念影响下, 我国在尧舜时期就有“举八元, 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记·五帝本纪》)文教活动的记载。自周公制礼作乐, 减损殷礼中的鬼神色彩与神权道德, 增益周礼中的宗法观念与人伦道德, 西周文教形成了以“礼乐教化”为核心内容的德育理论与实践。这一时期的礼乐教化“以‘礼’为外在行为规范, 以‘乐’为内在的化情移性, 对万民从外在的行为与内在的心性两个层面施以思想道德影响”^②。秉持人文化成的文教传统, 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深刻阐明了人文教化对于个体生存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 明确提出“富之教之”的观点。秉持“为政以德”的思想理念, 孔子认为当国家经济富庶、人民富裕之际, 必然应加强教化, 强调“富之”“教之”的重要性。荀子进一步提出“不富, 无以养民情; 不教, 无以理民性”(《荀子·大略》)的观点。管仲在辅助齐桓公治理齐国的政治实践中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的观点, 认为在“仓廪实”“衣食足”之后还应加强引导和教化, 进而形成“知礼节”“知荣辱”的社会风尚。“富之教之”的思想不仅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之间的深层关系, 还为后世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治国之要, 教化为先”(《明史纪事本末· 卷十四·开国规模》)。在“富之教之”的思想理念与“性待教而为善”(《春秋繁露》)的人性论影响下, 古代统治者充分认识到教化在厚人伦、美风俗方面的重要作用, 逐渐确立起“以教为先”的战略定位。“教者, 政之本也”(《新书·大政下》)。一方面, 古代教化思想基于“人心惟危”(《尚书·大禹谟》)的深刻洞察, 认为“化人之道”在于“正其心”(《中说·事君》), 主张在格物致知诚意的基础上把握端正人心的重要性。因而, 其以端正人心为切入点, 主张通过人文教化尤其是礼乐教化, 引导民众形成“有耻且格”的内在约束。另一方面, 古代教化思想强调发挥教化作为“堤防”的作用。“刑不可任以成化, 故广德教”(《盐铁论·论灾》), 开展教化既能够充分发挥个体道德主体性, 进而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 又能够防微杜渐, 达到预防违法犯罪的效果。董仲舒明确提出“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 其堤防完也; 教化废而奸邪并出, 刑罚不能胜者, 其堤防坏也”(《汉书·董仲舒传》), 强调以教化筑牢社会发展的坚固“堤防”, 进而提出“南面而治天下, 莫不以教化为大务”(《董仲舒集·卷一》)的基本观点。“教化者, 朝廷之先务”(《罗豫章集· 议论要语》)、“政教定, 则本正也”(《孔子家语·王言解》)的思想逐渐融入国家治理, 进而确立起教化优先的战略定位。

“王者虽以武功克定, 终须用文德致治”(《历代君鉴·卷二十一》)。古代教化思想坚持“为政以德”的政治理念和“敦德化而薄威刑”(《潜夫论·德化》)的德治主张, 遵循“仁义礼智信”的价值内核, 逐渐形成“道之以德教者, 德教洽而民气乐; 驱之以法令者, 法令极而民风哀”(《汉书·贾谊传》)的思想观念。随着“德教”范式的确立, “教之以德”(《礼记·缁衣》)的内容形态逐渐形成。

“道者, 教之本也”(《新书·大政下》)。古代教化思想在“志于道”(《论语·述而》)的理念影响下以核心价值观为基本遵循, 逐渐确立起道德教化的内容基调。在核心价值观方面, 我国在尧舜时期就有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尚书·舜典》)的记载, 形成了“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价值观。春秋时期, 在“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礼义教化”“仁义礼智”的思想争鸣中, 中国先人深化了对“四维”价值观的认识。两汉以来则正式确立了“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观地位。汉朝在坚持“务德教而省刑罚”(《汉书·礼乐志》)、广泛开展德教的过程中, 深刻认识到“导五常之行”“习五常之道”(《汉书·礼乐志》)的重要性, 在学校教育、礼乐教化中积极开展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德教活动。古代教化思想在历史演进中以“仁义礼智信”为价值依循, 致力于实现“沛然德教”(《孟子·离娄》), 形成了以道德教化为要旨的基本理念, 如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 是以海内殷富, 兴于礼义, 断狱数百, 几致刑措”(《汉书·文帝纪》)。这一理念与西方教化史上重视宗教教化有着显著不同, 构成了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鲜明特色之一。

“仁义, 其教之本乎”(《中说·礼乐篇》)。在“仁义礼智信”核心价值观的统领下, 古代教化思想以“孝悌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为遵循, 将“孝悌”视为立德之本, 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的道德实践中倡导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德目, 逐渐形成了“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①。“孝”“悌”旨在培养个体在家庭中的亲亲之心与责任伦理, 继而推己及人、由人及物, 由“亲亲”实现“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即由私德外化为公德。正所谓“孝者, 所以事君也; 悌者, 所以事长也; 慈者, 所以使众也”(《礼记·大学》)。概言之, 这些传统教化德目以培育个体品德为基点, 以厚植家庭伦理为基石, 以坚定政治伦理为基础, 不仅使抽象的“仁义礼智信”核心价值观在人伦日用中具体化与生活化, 更在个体修身进德、家庭家族治理、社会秩序建构乃至政治治理层面确立起以德性养成与道德实践为主的教化范式, 推进道德理想、教化实践与国家治理的深度融合。

为彰显“国家教化之意”(《朱子语类·论取士》), 宋明以来德教的哲理化、政治化、制度化、体系化不断加强, “国家教化”体系日益成熟。与此同时, “教而化之”(《孝经大全·卷六》)的系统化施教方略随之形成。

宋明以来,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员流动的加强, 从理论、实践和制度等层面加强教化成为这一时期的鲜明特色。宋初王安石有感于“一人一义, 十人十义, 朝廷欲有所为, 异论纷然, 莫肯承听”(《文献通考· 卷三十一·选举四》)的现状, 提出“道德一于上, 而习俗成于下”(《临川先生文集·卷四十二》)的“一道德以同俗”的教化主张。为实现“一道德以同俗”, 以王安石的“新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气学”、程朱的“理学”、陆王的“心学”、陈亮与叶适的“实学”为代表的理学思潮, 不断推进儒学的哲理化发展, 进而强化了这一时期德教的哲理化发展。元朝由于面临较之以往更为频繁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儒家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碰撞交流, 在坚持“以儒治国”的同时强调德教的政治化, 更注重运用政治举措开展德教。元世祖在至元六年下诏《官吏诣庙学烧香讲书》, 要求各地组织吏民礼拜文庙, 尊崇孔圣, 并组织地方学官、民间有德望可为师长者, “于百姓农隙之时, 加以训导, 使长幼皆闻孝悌忠信廉耻之言”(《元典章·礼部卷四》)。此举旨在通过教化实现“礼让既行, 风俗自厚, 政清民化, 止盗息奸”(《元典章·礼部卷四》)的社会效果。明朝以“明刑弼教”为基本原则, 主张以法律教育推动文明教化, 通过加强德教的制度化建设来提升教育的实效性, “明朝通过以刑弼教方略, 促使教育的法制化”^②。清朝奉行“教化为先”的治国方略, 并在体系化推进德教实践中形成了系统化的德教体系。例如, 组织编写教材, 强化内容管控; 在社会范围内广泛宣讲《圣谕》; 开展乡约教化和家训教化; 等等。清朝尤其是清前期通过构建系统化的德教体系, 有力推进了德教的体系化发展。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 其必由学乎”(《礼记·学记》)。古代教化思想在教化途径、教化形式、教化仪式、教化方法、教化机制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施教体系。一是在教化途径方面, 通过学校教化、社会教化以及家训、乡约教化来构建多样化的教化途径。二是在教化形式方面, 通过“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论语·泰伯》)即诗教、礼教、乐教等形式来开展礼乐教化。三是在教化仪式方面, 将教化仪式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 通过制定推广以自觉制约、遵制设约为主的制约仪式, 以家约、族约、乡约宣讲为主的宣讲仪式, 以庆生礼、冠笄礼、嫁娶礼为主的庆典仪式, 以寝祭、墓祭、祠堂祭祀为主的祭祀仪式来加强教化。四是在教化方法方面, 注重运用日常训诫、身教示范、奖惩激励、家风熏陶、家训制订等方法开展教化。五是在教化机制方面, 通过帝王“率天下以正”倡导人文教化、士大夫敦风化俗引领人文教化、师长传道授业解惑推进人文教化的倡导机制, 族长在家族组织中履行人文教化使命、家长在个体家庭中落实人文教化任务、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人文教化实践的实施机制, 法律法规警诫责罚、乡规民约劝导约束、家风家礼熏陶感染的强化机制等来开展教化。

我国古代教化思想既坚持在历史演进中一脉相承, 又坚持在与时俱进中实现经世致用, 其蕴含的优秀资源具有重要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 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 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①坚持“第二个结合”, 深入挖掘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有益资源, 有助于为当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圣人立教施政, 必察其终始”(《文子· 微明》)。古代教化思想从个体人格养成出发, 主张在修齐治平的人生实践中推动崇德向善的文明秩序构建, 从而实现化成天下的人文追求。近代以来, 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 人们逐渐从相互熟悉、责任明晰的血缘或地缘共同体过渡到流动性强、相对陌生的现代社会。与之相伴的则是个体化意识的不断增强与传统社会规范约束力的相对弱化。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出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流动性和个体化等新特征”^②。此外, 由于受到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的影响, 个体精神生活面临着无根性、虚无感、无意义感等精神困境, “精神生活的个体化困境是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之一”^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 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④要解决精神危机, 破解“个体化”的精神困境, 有必要寻求历史智慧。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方面, “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 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 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①。尤其是古代教化思想主张在修身进德中构建个体精神世界, 在人格养成中实现内在超越与道德文明秩序构建, 强调在家国天下之中明确个体的社会责任, 在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面对社会中存在的“个体化”的精神困境, 古代教化思想蕴含的涵养道德人格以建构个体精神世界与道德文明秩序的智慧, 有助于为超越这一困境提供思想理论支撑, 进而推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道德当身, 故不以物惑”(《管子·戒》)。如何看待和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 既是古代教化思想的核心命题, 更是中国式现代化高度关注的时代课题。然而,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更趋复杂, 出现了“物欲追求奢华无度”^②等过度化、极端化的倾向, 尤其是在青年精神生活领域, “物质化是当代青年价值取向的症候之一”^③。“物质化”的极端倾向不仅容易导致重物质追求、轻精神建设, 还会诱发消费攀比、奢侈浪费乃至地位焦虑等现象, “物质主义倾向在地位焦虑与炫耀性消费之间起着中介作用”^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⑤古代教化思想秉持“富之教之”的基本理念, 主张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政治教化, 倡导教化优先的治理方略。以古鉴今, 当前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应同步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坚持德育为先, “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⑥, 以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助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广泛应用, 基于算法推荐技术的短视频、热搜词条等往往导致信息传播的片段化。在碎片化传播中, 如果没有明确的价值坐标, 那么道德认知便容易滑向缺乏全面性、系统性与整体性的“碎片化”状态, 人们虽能迅速感知零散的道德议题, 却难以形成连贯、稳定的道德判断。尤其是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 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更为重要。古代教化思想遵循“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观, 在形成系统性、具体化的道德规范的过程中致力于实现“一道德以同俗”。这一历史经验启示我们: 破解“碎片化”的道德认知, 不能止于信息供给侧的修补, 更需在价值引领端确立准绳。以古鉴今, 新时代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遵循, 坚持以价值引领校准认知方向、整合认知碎片、深化认知层次, 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统一中, 将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融贯一体, 使个体在不同场景、不同议题、不同圈层中始终持守同一套价值逻辑, 从而在算法推荐技术深度嵌入日常的时代真正“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①, 从根本上提升全民道德水准, 筑牢社会文明的道德根基。

“变俗易教, 不知化不可”(《管子·七法》)。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重在构建贯通大中小幼各学段和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的德育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体系”^②。古代教化思想中关于学校教化、社会教化以及家训、乡约教化系统化的途径策略, 关于诗教、礼教、乐教等多样化的教化形式, 关于宣讲、庆典、祭祀等生活化的教化仪式, 关于日常训诫、言传身教等日常化的教化方法, 以及倡导机制、实施机制、强化机制等体制机制思想, 不仅在古代社会陶铸德性、敦风化俗的教化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形成了立体化德教体系, 也为当代构建整体性、一体化的德育体系提供了人文智慧。当前构建“立体化”德育体系, 应牢牢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基本理念,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构建系统化德育途径, 采取多样化德育形式、生活化德育仪式、日常化德育方法、层次化德育机制等, 有效实现家庭、学校、社会的横向贯通和大中小幼各学段的纵向衔接, 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